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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取舍的突破 宣传片如何对中国社会形象进行描述，也同样关键。本次中国形象宣传片在深入中国社会现实方面或许将取得突破，而这种突破就可能体现在由11个章节组成的15分钟专题片“角度篇”中。
所谓“角度篇”，主旨在于向国际观众说明，当今中国社会有哪些现象需要换个角度解读。“我们的主题是，把中国解读给你看，希望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和以前的认知有所不同。”朱幼光说。
“角度篇”的章节涉及政治、法治、环境、民族等多种中国当下备受瞩目甚至尖刻批评的领域。针对这些热点，制作团队精心记录下了意味深长的画面：少数民族青年在新疆的山坳之间拨打手机，云南山区的法官在民居里判案，北京老人在银行里储蓄人民币⋯⋯而文字脚本中甚至还包括了中国第一次进行村干部基层选举的图片资料。
“我们通过这些镜头反映中国的民生和生动的社会。”朱幼光介绍。
每一版文案的通过都要经过国务院新闻办官员和国内外专家团队的讨论，工程规模不亚于2008年奥运会的创意项目。
“我们也会把握一部分尺度上的要求。比如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尽可能不拍摄‘脏、乱、差’的场面，当下的一些具体新闻事件我们也不会体现。但我们是诚恳的、客观的，在捕捉真实的同时，兼顾观赏性和美感。”高小龙坦言，他的镜头中也会尽力回避“官话”。
“所有的工作都要有取舍。”朱幼光说，形象宣传片制作的每一步走起来都“如履薄冰，十分慎重”。
在研究中国对外公共关系的何辉教授看来，并没有必要刻意回避中国诸多现实问题。“希望建构好的国家形象，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绝对不能在国家广告片中呈现。完全可以做一条广告，把中国所有面临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腐败问题展现出来，然后表明，‘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改变这些问题’。这样的广告同样具有冲击力，为什么不可以表现呢？”
“当然，希望在国家形象广告中把我们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它表达着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目标。毕竟外媒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片面报道，这些内容会让外界对我们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他补充道。
实际上，对中国现实社会图景的取舍，不仅考验着今天的记录者和观察家们。
2007年去世的意大利记者和现代主义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受中意两国政府委托拍摄的时长近4小时的纪录片《中国》，虽然曾在中国国内被列为禁片，却成为了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开放之前的珍贵影像。在和本轮国家宣传片拍摄时长差不多的时间里，这名意大利人走访了北京、上海、河南红旗渠和江苏苏州等地，记录中国的农村、荒漠以及中国人的生与死。
安东尼奥尼曾回忆说，拍《中国》时的他，用摄影机记录他眼中有趣的日常生活。但这种写实主义的记录被1974年的《人民日报》定义为“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华影片”，导致该纪录片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推迟了32年。当200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厅以学术名义播放此片时，一票难求，盛况空前。今天，这部纪录片的影像对于在国内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触手可及。
近40年过去，虽然本轮形象宣传片将不在国内电视台播出，但不难预料，通过互联网将能看到这一制作。
何辉教授认为，国家形象宣传片可预见到的效果之一，便是引起众人对于中国人生活状态的谈论，并让外国人增进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兴趣。
朱幼光已经可以预见国内的反响，甚至于网民的“拍砖”。
“其实，国内的民众每天看到的都是最精彩的中国形象。”他说。 ★
《时代》眼中的中国人
在《时代》等西方主流媒体的观察维度中，100年来，中国及中国人经历了一个独特的发展轨迹，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如万花筒一般更迭变换，而这些媒体报道，则代表着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和了解
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在中国正经历翻天覆地变化之时，西方世界从未停止对这个遥远国度的审视和打量。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文明，将这个国家正在创造的历史进行了充分的过滤和淘洗，挑选出符合他们口味的人物和事件。于是，中国在西方世界的眼里，呈现出了另一番风味。
尽管《纽约时报》在19世纪末便出现了对于中国的报道，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中国报道最多的、最具连贯性的，却是诞生于1923年的美国《时代》周刊。
1961年，德国《明镜》报称：“在过去的20年间，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卢斯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截至目前，与中国有关的最近一期的封面人物(《时代》美国版)，是当选“世界100名最具权威和影响力人物”之一的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他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等众多人物一起出现在2007年5月14日的《时代》封面上。而最早出现在《时代》上的中国人，为直系军阀吴佩孚，他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的《时代》封面上。80余年间，以《时代》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展示了近一个世纪来，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认知形象。
在传统中国猎奇
1898年，《时代》周刊的创始人卢斯在中国山东出生，父亲为基督教传教士。这使卢斯一生都对中国怀有一份特殊情感，也加深了他对中国贫穷、落后、苦难的印象。14年后卢斯回到美国，接受美式传统教育，并创办了《时代》与《生活》杂志。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首次登上《时代》封面，那是蒋介石的一幅铅笔素描，标题为：“蒋介石将军——从日幕中冉冉升起。”在行文中，《时代》浓墨重彩地将蒋介石渲染成了中国的传奇。
《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中说，“1927年是蒋介石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与美以美(基督教支派)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态度改变，开始充分认识他。”
《时代》对蒋介石和宋美龄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和偏爱。1942年，宋美龄成功在美国国会进行演讲，后又在七大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以美貌、智慧在美国刮起“宋美龄”旋风，这与卢斯的积极推动分不开。有人说，如果宋美龄是这场大戏里出色的演员，那卢斯就身兼导演与编剧。宋美龄的国会演讲不仅扭转了美国的对华援助政策，也宣传了中国战区的抗战前线，同时也以自己的优雅高贵多少改变了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眼中封闭、愚昧的面貌。
在此之前，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于对古老中国的好奇，许多西方摄影师前往中国，他们拍回了大量中国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照片和影像，出现在这些照片和影像里的中国人，男人留长辫，女人裹小脚，姿势呆板、神情麻木。贫穷、愚昧、孱弱，这是西方民众对古老中国的感性认识，带着明显的猎奇心理和强烈的优越感。至于几百年前那个威尼斯商人所描绘的黄金国度，早已被遗忘到历史深处。
因为对中国的关注，抗战时期，卢斯手下的《生活》杂志曾派了大批摄影师拍摄中国战区的抗战。当时，《生活》杂志被当做美国的“家庭相册”，因此，对中国战区顽强抵抗的战斗者形象的报道，也让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形象发生了一些改观。
1945年，抗战结束。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胜利姿态登上《时代》封面。此后，他又有两次登上《时代》的封面，但一次比一次落寞。
走近红色国度
1949年2月7日，毛泽东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画面上的毛泽东抬头仰望，面带笑容，封面标题为“民主统一”四字。报道称，毛泽东把中国划入了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的版面⋯⋯对西方而言，这是一件无法估计的灾难。对共产主义，它是自苏联革命以来最大的胜利。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最终夺取政权，是个极大的意外。
1938年，美国《生活》杂志花大价钱从斯诺手中买下红色延安的一组照片并刊登。这组照片震动了西方。草地上尽享舞蹈的少年、策马扬鞭的队伍、吹着号角的战士、打网球的年轻人、穿着破旧的军装在原野里放歌的士兵，无一不表现出来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这让很多西方人对这个被封锁在边远山区的神秘政权充满了好奇。
《生活》杂志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一支神秘之师。近十年来，他们一直以幽灵般的游击战在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对抗，但这种对抗看似注定会失败。但十余年后毛泽东仍然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时代》封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从此之后一直到1970年，《时代》封面对中国几乎全是敌视报道，而且在封面里加入明显的意识形态符号：獠牙巨龙、猩红五星、血色手印，出现在封面上的中共领导人，都有着看上去生硬刻板的脸和阴冷的眼神。
《中国时代1900—2000》(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史)主编师永刚认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但在西方世界，媒体的商业属性，也决定了负面的新闻才是最值钱的新闻。
196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美两国长达20年的冷战则出现松动的迹象。
1971年4月26日，一群美国人登上长城的照片被刊登在《时代》的封面上。就在半个月前，他们代表美国乒乓球队成功地访问了中国。与球队随行的《生活》杂志香港分社社长约翰·沙尔和摄影记者弗兰克·费希贝克后来这样向西方介绍“封闭”了20年的中国人：“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团结而有序的社会和国家——总体上是某种程度的贫穷，但是绝对没有悲哀，没有饥饿。”“无论在哪里，人们都非常温情，健康，圆脸，玫瑰色的双颊，白色的牙齿。⋯⋯他们明显地非常幸福。”
也是这一年的11月8日，周恩来再次登上《时代》封面，封面标题一改过去的生硬尖刻，而是用亲切接纳的口吻说：“中国人来了”。此时，距离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向美国国民表明访华的电视讲话才过去三个月，中美关系解冻的大幕正徐徐拉开。而《时代》的创始人卢斯，已于七年前退休，他的继任者们，正努力在新的格局下，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国。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的访华之旅。在《时代》3月6日的封面上，一个大大的中文字“友”，撑起了整个画面。在封面报道里，《时代》提及一个细节：尼克松访问北京期间，北京市发动了20万群众，将道路上的积雪在访问前夕清扫干净，在质疑这一行动是否出于群众自愿的同时，《时代》也认为这种市民的热情和同志间的鼓舞正是当今美国所缺乏的。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1972年5月，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1973年1月，长达 3个半小时的《中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首映，片子里的中国人穿着一样简陋的衣服和鞋子，留着一样的发式，甚至脸上都带着一样的表情。影片在西方国家获得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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