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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watts（1993）建议对稳健性进行系统研究以来，会计稳健原则作为会计理论中一项基本原则，日益受到理论界的重视。从会计稳健性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是近年来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由于债务融资治理作为公司外部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研究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治理机制的关系显得非常必要。
Watts（1993）认为会计稳健性主要来自于会计的契约作用，并同时受到管制及法律的影响。企业股东、经理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的合理分配是会计稳健性产生的最重要的契约原因。会计稳健性通过财务报告过程更加及时反映“坏消息”，增进了债务契约、报酬契约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债务契约是对稳健的财务报告产生需求的重要原因。而最优融资结构理论认为债务契约可以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增加企业价值，而随着债务比重的增大破产成本的增加会降低企业价值，因此当债务融资比例达到一个合适值时企业价值达到最大，这样债务融资具有公司治理的功能。那么，会计稳健性是如何影响公司债务融资治理功能的呢？
契约作为产生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一种原因，为我们研究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治理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本文在研究债务契约与会计稳健性关系基础上，实证检验会计稳健性是否具有促进债务融资治理功能。
二、文献综述
Watts（2003）总结了稳健性计量的三种方法，包括反向回归、净资产基础计量和应计基础计量。Dietrich，Muller和Riedl（2003）最早对Basu的反向回归方法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提出质疑， Givoly，Hayn和Natarajan（2006）认为Basu的稳健性计量是一种及时性差异计量，这种及时性差异计量有严重的计量错误问题，一些与稳健性不相关的企业信息环境特征影响了及时性差异计量。Ball和Shivakumar（2005）也指出了Basu计量存在的一些缺陷，他们利用及时损失确认是通过会计应计实现的观点提出了稳健性计量的另外两个方法。
从Feltham和Ohlson（1995，1996）使用“稳健会计”一词来表示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长期超过其账面价值后，MTB及其变体就广泛地成为了计量稳健性的一个方法（如Ahmed，Morton和Schaefer（2000），Beaver和Ryan（2000），Givoly和Hayn（2000）以及Stober（1996））。最近，Pae、Thornton和Welker（2005）提出了类似于上述Feltham和Ohlson的“稳健会计”的资产负债表稳健性的概念。
Watts（1993）认为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报酬契约与债务契约，因为稳健性可延迟向股东的支付以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延迟了基于盈余的报酬的支付，这确保了股东的利益。在Basu（1997）之后，出现的大量稳健性的研究提供的证据使Watts（2003）将稳健性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四个方面：契约、股东诉讼、管制和税收。最近出现的稳健性存在的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契约的需求，其中债务契约是稳健性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
Ball Robin和Sadka（2006）在稳健性与权益市场、债务市场之间的国家横截面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债务市场规模解释了稳健性的国家横截面变动，而权益市场规模则对稳健性无显著影响。Ball和Shivakumar（2005）发现上市公司比私有企业更稳健。该发现意味着公开权益市场比私有权益市场更需要稳健性，间接表明股东也从稳健性中受益。Peek，Cuijpers和Buijink（2006）认为公司在上市前更多地为关系型融资，而在上市后转化为更市场化的融资，因此对稳健性的需求并不高。Peek，Cuijpers和Buijink（2006）的发现公司上市后所有权更分散，无法详细地了解公司内部信息的股东更多了，股东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所报告的盈余来做出投资决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稳健性的需求更高了。LaFond（2005）在所有权结构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所有权分散的企业的财务报告更稳健，集中则更不稳健，并认为这是因为以私下沟通作为信息传递的主导机制的关系基础治理系统降低了对稳健会计信息的需求。
国内学术界对稳健性原则的实证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几乎全部集中于会计稳健性产生的原因这个方面的研究。涌现的研究成果有：李增泉、卢文彬（2003）研究了会计盈余的稳健性，认为“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程度比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大，这种不对称性表明会计盈余在总体上是稳健的”；陈旭东、黄登仕（2006）利用分量回归重新探讨了Basu模型，加深了对会计盈余水平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的认识；而刘凤委、汪扬（2006）从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债务、股权性质、董事会结构等公司治理机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李远鹏（2006）在所做的博士论文中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稳健性及上市公司整体的盈余稳健性的研究却发现，很多研究得出的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的盈余稳健性并非真正的稳健性，而是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假象；牛建军、岳衡和姜国华（2006）所指出，我国会计的稳健性的上升实际上来自于资产负债表稳健性的提高，而非来自于盈余稳健性的改进。上述研究的发现往往是缺乏对资产负债表稳健性的控制所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研究基本上表明盈余的质量并不是单独由会计准则本身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因素和管理者的动机，陈少华和王利娜（2006）也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指出了这点。
孙铮、刘凤委和汪辉（2005）使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债务比重高的企业的稳健性显著地高于债务比重低的企业。同时，对于国家控股的企业，债务对稳健性的这种影响显著更小。刘凤委和汪扬（2005）也有类似的发现。朱凯（2005）则发现，在银行贷款比例较低的情况下，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稳健性显著高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随着银行贷款比例的提高，两类公司会计信息的稳健性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何贤杰、朱红军和陈信元（2006）进一步发现，政策性贷款的存在是造成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信贷要求差别的重要原因，对于没有政府干预或干预较少的贷款，银行对两类企业会计稳健性的要求没有显著差别。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关于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公司治理机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是在李增泉（2003）、赵春光（2004）、陈旭东和黄登仕（2006）、Shimin Chen和Donghui Wu（2007）的研究实证证明我国会计存在稳健性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会计稳健性对公司债务融资治理的影响，该检验分为两个步骤：（1）检验稳健会计能够降低股权代理成本；（2）检验稳健会计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我国上市公司会计存在稳健性对股权代理成本有影响，会计稳健性越高股权代理成本越低。
假设2：会计稳健性影响公司绩效。会计稳健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二）会计稳健性计量
本文采用非条件稳健性，使用净经营资产/销售收入比作为会计稳健性的替代指标。经营资产相比于多以市场价值反映的金融资产而言，更易受到会计规则、选择和程序影响，因此对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检验更应关注（净）经营资产价值的变化。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仅包括2001-2005年度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剔除净资产收益率和经营利润率超过＋-30%的样本。除此之外，本文选取在2001-2005年都没有缺失值的样本点，即本文所使用的是2001-2005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混合数据，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由于每一年的样本数据都无缺失，所以数据为平衡面板数据（Balanced Panel Data）。最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每年有444个样本点，2001-2005年一共2 220个样本点。本文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系统。
（四）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式
1.因变量
（1）股权代理成本（AGCOST）。在对假设1检验时，将股权代理成本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股权代理成本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本文选取总资产周转率（RAAT）、营业费用比例（SFTS）、管理费用比例（OHEADTS）和现金留存比例（CASHTS）作为股权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其中总资产周转率为股权代理成本的负指标。
总资产周转率（RAAT）＝主营业务收入/平均总资产，其中平均总资产＝（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下同；
营业费用比例＝营业费用/主营业务收入；
管理费用比例＝管理费用/主营业务收入；
现金留存比例＝（现金＋短期投资）/主营业务收入。
（2）公司绩效（PER）。在对假设2检验时，以公司绩效为被解释变量，检验公司绩效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本文对公司绩效的实证度量采用净资产利润率（ROE）、资产利润率（ROA）和营业利润率（OROE）作为替代指标。
净资产利润率＝净利润/期初所有者权益；
资产利润率＝净利润/平均总资产；
营业利润率＝当年营业利润/期初所有者权益。
2.解释变量
本文检验假设1和假设2的模型的解释变量均为会计稳健性指标。Basu模型和BS模型计量的会计稳健性是条件稳健性，但是，在本文中会计稳健性作为解释变量，用条件稳健性不能直接用来度量会计稳健性对股权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的影响，所以本文利用非条件稳健性指标进行度量，本文采用“净经营资产/销售收入比”（RNOAS）和“资产减值损失比例”两个替代指标。
3.控制变量
（1）公司规模（SIZE）。用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2）负债水平（LEV）。负债水平，即杠杆比率，为年末负债总额/年末资产总额。
（3）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TOP1）。该指标直接从wind数据库系统里提取。
（4）终极控股股东（OWNER）。终极控股股东为哑变量，当公司为国家终极控股时，OWNER＝1，否则，OWNER＝0.
（5）管理层持股比例（MSTHOLD）。本文所定义的管理层持股包括董事长、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监事会主席、总经理、总会计师、总经济师等所持有的股份。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假设1的检验
1.基于横截面数据多元回归模型的检验
为了检验股权代理成本与会计稳健性是否负相关，本文采用以下模型来考察：
根据假设1，本文期望β1>0；CONTRL为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
该模型在控制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的交互作用项的基础上，检验“净经营资产与销售收入比”与股权代理成本的关系。本文选取“管理费用比例”作为股权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对2001-2005年每个横截面做分年度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略）所示：从F统计量来看，模型在整体上均十分显著；Durbin-Watson统计量表明模型误差项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性；Adjusted-R2统计量表现模型的拟合优度基本可以接受，所以模型整体上可以接受。
2.基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检验
由于本文样本只排除了金融行业、综合类行业及一些极端值样本，样本并不是随即抽取，所以本文检验假设1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固定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变化的效应的变截距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模型如下：
该模型是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αI为个体效应，表示模型中被忽略的反映个体差异的效应；随即干扰项Ui，t表示模型中被忽略的随时间和横截面变化的因素的影响。同模型（1），本模型同样期望β1>0。
本文先选取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做回归，在检验模型时本文选取Eviews里的截距项固定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效应，对横截面进行加权（WLS）以消除异方差，检验结果如下：
此外，对于公司规模与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的交互作用项SIZE*OWNE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国有控股企业规模的变化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小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即对于相同规模的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来说，国有控股企业存在较高的股权代理成本。
无论是国有控股企业组或非国有控股企业组，LEV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负债的增加，每单位营业收入所需要的管理费用的更大的增加，说明存在杠杆治理扭曲现象。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的交互作用项LEV*OWNER的系数显著为负，并且LEV的回归系数为显著为正，国有控股企业组的LEV的回顾系数为0.1117，小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组的LEV回归系数0.1156，这说明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小于非国有企业。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的交互作用项SHRTOP1*OWNE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股权代理成本会降低，即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导致股权代理成本降低。
另外，本文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变化没有对股权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与我国在样本期间内较少实施股权激励有关。
假设1的检验证明了会计稳健性的提高能够减少股权代理成本，但是会计稳健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如何需要进一步的考察。为了进一步考察会计稳健性对债务融资治理机制的影响，我们以公司绩效为因变量，考察会计稳健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即验证假设2。
（二）假设2的检验
1.基于横截面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的检验
为检验假设2，本文设计以下多元回归模型来进行考察：
PER＝α＋β1RNOAS＋βCONTRL＋ε（3）
根据假设2，本文期望β1<0。
该模型在控制公司规模、负债水平和管理层持股的基础上考察会计稳健性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公司绩效的替代变量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营业利润率（OROE）分别替代。RNOAS是会计稳健性的反向替代指标，RNOAS越大证明会计越不稳健。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替代变量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假设2的检验结果（表2）所示：从F统计量指标来看，模型在整体上十分显著；Adjusted-R2指标也能够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基本满足分析要求；Durbin-Watson统计量均接近于2，这说明模型没有严重的自相关性。所以，模型在整体上可以接受。
同假设1的检验模型，检验假设2的模型的也采用的固定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变化效应的变截距模型（FCM）或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LSDV模型）。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由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净经营资产/销售收入比”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与预期一致，因而会计稳健性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会计越稳健公司绩效越好，这验证了假设2。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也与横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一致。
从交互作用项可以看出，由于RNOAS*OWNER显著为正，所以国有控股企业组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组相比，会计稳健性的变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较小，即会计稳健性的变化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绩效影响更大，所以非国有控股企业有更大的激励采用稳健的会计。这与Shimin Chen和Donghui Wu（200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LEV*OWNE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国有控股企业比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导致公司绩效的降低比非国有企业小，并且国有控股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的LEV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说明负债的增加会恶化公司绩效，但是这种效应非国有控股企业比国有控股企业更为显著。由SHRTOP1*OWNE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知，国有控股企业组中随着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的增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要比非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
五、研究结论
1.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稳健的会计能够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有公司治理作用。
通过对假设1的检验，我们可知稳健的会计能够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具有公司治理作用。这丰富发展了陈旭东和黄登仕（2007）、刘凤委和汪扬（2006）和朱凯（2005）等人的观点。
2.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稳健会计能够促进公司绩效提高，并且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对稳健性会计的需求显著不同，非国有控股企业有更大的激励采用稳健的会计。
3.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治理功能的发挥受限。
由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公司资产负债率与股权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由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公司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公司绩效，这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的功能没有得到真正发挥，受到了限制。
4.债务契约并不是我国上市公司对稳健会计需求的主要原因。
由模型1和模型2的结论可知，稳健的会计能够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并能够提高公司绩效，但是由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却得出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绩效的结论，并且该结论与前人研究的结论相一致。假如债务契约是我国上市公司对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要原因，那么这就意味着债务比率的提高会提高公司绩效，所以，当前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所显现出来的稳健性以及实务中上市公司所采取的稳健的会计政策可能源于其他方面的需求。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主要来自国有银行。在我国对国有银行实施全面改革以前，国家对国有控股企业和银行的双重所有权，使企业贷款更大的程度上受行政制约，而不是受债务契约限制，所以，契约因素在中国并不能引起自愿的谨慎要求。
参考文献：
[1] 李远鹏。会计稳健性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发现[D].复旦大学，2006.
[2] 孙铮，刘凤委，汪辉。债务、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5（6）：112-173.
[3] 高利芳。向IFRS趋同的效果研究：稳健性视角——欧盟协调证据与中国前景预测[D].厦门大学第六届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2007.
[4] Ball R，S P Kothari，A Robin.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Earnings[J].Journal of Accounting& Economics，2000，29 （1）：1-51.
[5] Basu，S. 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7（24）。：3-38.
[6] Watts，RL. A proposal for research on conservatism，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ented at the AAA meetings， San Francisco，CA），1993.
作者：张旭东 李丹 方明银 来源：《商业研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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