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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经济这辆高速列车需要停下来，进行全面的大修，再不进行修理的话，这辆列车就有倾覆的危险。
要修理，就必须清楚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在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的驱动力方面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使中国经济面临这诸多发展瓶颈和政策的选择困境。
宏观政策的“四渡赤水”从2007年到2010年7月，中国经济经历了过热——快速下滑——复苏——明显下滑等跌宕起伏的过程。宏观调控政策也随之快速调整，甚至举棋不定，这给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了一些伤害从2007年到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四次大的转变，我把这四次转变形容为“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战役奠定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但“四渡赤水”的宏观调控政策，却使中国经济陷入了滑铁卢。
一渡赤水。2007年年底，宏观经济政策从稳健的货币政策改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过热的趋势。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在2007年12月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讨论的，到2008年3月，经过全国人大通过并开始实施。两个多月后，也就是2008年6月，从紧的货币政策突然不提了。因为政府部门发现，此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快速下滑，习惯了GDP高增长的政府部门，是接受不了经济下滑的现实的。所以，实施了两个多月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就这样结束了。这么短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二渡赤水。2008年年初，本来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到3月改成从紧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两个多月。2008年年底，货币政策又改为了适度宽松，开始向市场大规模释放流动性。中央推出了4万亿救市政策，地方政府推出了7.7万亿的融资平台。
此后不久，根据中国银监会的内部文件显示，7.7万亿元的地方融资中，有23.3%变成了坏账。这么多的坏账，导致了银行资本金明显不足，这也是今年以来银行疯狂再融资的原因。
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迹象，银监会要求银行做压力测试：如果房价下降60%，会给银行带来什么后果？银监会的这个做法就意味着要为危机做准备。如果不爆发经济危机，房价不可能下跌60%。所以，银监会已经预见到了中国经济即将发生危机。
2009年，银行释放了9.6万亿元的信贷资金，2010年又释放了7.5万亿元，再加上4万亿元的救市资金，几项加起来就是几十万亿元。我们还有2.4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按照每1美元外汇储备平均要释放7.5元人民币计算(很多外汇储备是在人民币未升值前积累的)，2.4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要释放多少人民币！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从银行取出来的钱全是新票。
大规模的流动性全都释放到了流通领域，给国企补充了流动资金。造成的后果就是，一方面，流动性在市场中大规模泛滥，产能严重过剩，比如，生产太阳能的多晶硅，拿到全世界两年都消化不完。新能源产业尚且如此，传统产业就更不用说了。有这样一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2009年，中国用掉了占全世界46%的钢铁，48%的水泥，45%的能源，却只创造了不到世界总量8%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货币投放太多，市场货币流动速度却明显放慢，这就意味着通胀要来了。
三渡赤水。2010年年初，宏观经济政策从保增长改成了调结构。调结构这个路子是对的，而且，今年年初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规模回收流动性，这种调控政策都是正确的。但是，三次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后，欧洲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而且是全球性的，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今年5、6月的时候，经济明显下滑，这又让高层极为紧张。
四渡赤水。2010年7月，由于经济下滑，宏观经济政策又将保增长作为了首要任务，把调结构放在了第二位，这样，调结构变成了虚的，保增长才是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发生了重大转向。
在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是搭配使用的，在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是一紧一松，松的货币政策一定是伴着紧的财政政策，紧的货币政策一定伴随着松的财政政策，只有松紧搭配才能对宏观经济起到调节作用。双松双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可是，中国的双松双紧的宏观政策已经实施了很多年，这样下去，中国经济再错走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在扣击中国的大门，改革开放三十二年来，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这么悲观。
宏观经济政策的“四渡赤水”，把中国经济彻底锁死了。去年9.6万亿的信贷资金，很大一部分进了房地产业，导致房价暴涨。如今，90%~95%的人买不起房子。改革三十年来，老百姓得到的好处，在房价暴涨中全部被拿走了，所以，这也是现在的改革得不到老百姓支持的原因。
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外贸红利，现在，中国经济的“三大驱动”都在渐渐消失，今年三季度将是中国经济的拐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改革释放的制度能量已经基本释放完了，现在，中国经济只靠改革已经推不动了。之前，中国经济主要是由三方面推动的：
第一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就是一个国家需要抚养的老人和孩子少，可以提供的劳动力多，所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很便宜。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最充分的，工资被压得极低，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但是现在，人口红利正在出现消失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独生子女现在已经到了第二代，他们未来要抚养几个老人。另外，此起彼伏的罢工，使各地方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每搞一次罢工，工资至少涨25%，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个例子。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明显有上涨的趋势，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正在逐步丧失，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使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丧失。
第二是土地红利。土地红利是近十年来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地方政府有40%的财权，但要做60%的事权；中央政府有60%的财权，但只要做40%事权。所以，给地方政府一个特殊的办法就是卖地，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怎么能希望房价下跌呢？
高房价已经把中国经济彻底卡死了，中国的宏观政策由于高房价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所以，高房价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的导火索。
第三是外贸红利。我们原以为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是一个重大挑战，没想到却成了中国的一个重大机会。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外贸红利。但是，现在外贸红利已经出现了明显消失势头，两个原因：第一是人民币升值使中国的产品成本和人力成本大幅上升，第二是欧美同时发生了全球性的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它们会严格限制中国出口。
三大红利是中国经济内在的核心推动力，三大红利消失后，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就已经快结束了，今年三季度将是中国经济的拐点。
经济发展的“四大瓶颈”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诸多问题都出现了。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改革的方向变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完全退出；资源推动型的经济增长，将使中国失去核心竞争力；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常迫切的问题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发展后，遇到了四大瓶颈：
第一是体制瓶颈。体制瓶颈主要是因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特别是近十年来，改革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退。中国的改革是要建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经济，有什么权利就要承担什么义务。但是，改革到现在的结果是，政府权利大，义务小；企业义务大，权利小。所以，改革的方向变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完全退出。
中国的整个社会资源大规模地向政府集中，政府不但垄断了资源，还垄断了上游产品的价格，更重要的是垄断了国家金融。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管是松还是紧，国有企业都照样能得到银行贷款。
近十年来，银行的资产总量翻了几番，是股市总市值的4.35倍。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源配置都是靠股市，只有中国是靠银行，三十年来，中国资源配置的主渠道始终没有转到股市中来。因为一旦资源配置转到股市，国家就无法控制了，把资源配置放在银行，政府就可以通过行长任命，控制住资源配置。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什么事都管，就是不管货币政策，中国缺乏一个科学的决策机制。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之前在北京演讲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的领土政治是美国两百年来发展的最伟大成就，就是把掌权人的公务权力关进了笼子并上了枷锁。所以，中国的改革过程必须是给公共权力逐渐上枷锁的过程。但现在，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有风险的，但是不改革风险更大，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就没有成功可言。
第二是发展瓶颈。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型的模式增长不会长久，美国经济增长80%靠需求，中国经济增长80%靠投资。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新的产业群，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就不存在了。
中国经济必须尽快转型，不转型就没有希望。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方式走下去，中国经济是不可能有优势的。所以，中国经济的转型，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多年的走势。
大家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全世界大的经济体都发生过危机，拉美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的债务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金融危机；东南亚在上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是从2008年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在2009年底出现的。在全世界大的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没出现问题，这是不合逻辑的，危机肯定要每个国家轮一遍，而中国现在真的就在一步步自己走向危机。
中国的经济结构如果不调整，危机就会一步步逼近。调结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发展中调结构，一种是在危机中调结构。在发展中调结构，是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的高级化。但现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发展中调结构，因为中国没有完善的市场，没有充分的竞争。所以，中国的结构调整只能走微型调整道路，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调结构的好机会，该淘汰的就要淘汰。可是，我们为了保增长，将4万亿资金全部投入到过剩产能和过剩企业中去了，造成了经济的无效增长。
中国经济如果不在别人的危机中调结构，今后只能在自己的危机中调结构，到时候，我们就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第三是资源瓶颈。现在，全世界的资源有一半靠中国市场消耗，如果中国要限制汽车的使用，石油价格可能会下跌30%~40%；中国的房地产一调整，全世界的很多产业都会不景气，钢材、建材产业都不行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房价一降，中国经济立刻会缩水。
所以，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上，存在三大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趋势误判。很多人认为，房价上涨是投资导致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土地财政和刚性需求才是房价上涨的原因。
第二个误区是政策误用。一进行房地产调控，各地方就开始加税，加税的结果就是把成本全都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卖方是强势市场，买方是弱势市场，整个社会就是这个状态。税收是什么？税收是商品成本的组成部分，从来没听说过把商品成本提高，能把市场价格降低的，这是荒唐透顶的做法。
第三个误区是舆论误判。政府只要一调控房价，媒体就会天天宣传房价要跌了，老百姓不买房，房地产市场如何萧条等。但是，调控第一个月房价却在上涨，第二个月房价还在上涨，第三个月仍然在上涨，老百姓越来越恐慌，开始犹豫要不要买房子。按照中国的房价和老百姓的收入，买套房子几乎倾家荡产，而且，按照住建部的估计，未来二十年，中国有一半的房子要拆掉。现在的房子是七十年产权，其实产权根本不属于个人，因为土地不是私有的，而且，没有产权的房子还要收房产税。
第四是环境瓶颈。最近，中国的环境出了很多问题，包括这次舟曲洪水泥石流也是环境问题，因为汶川大地震已经把山体给震塌了，震软了，环境专家根本没有去做考察，做警示；大连漏油事件发生后，也立即被掩盖掉了；吉林市7000多个油桶掉到松花江中，到现在老百姓都不知道结果。井水不犯河水，河水污染井水，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环境状况。
所以，“四大瓶颈”强大地牵制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已经很小了。
政策选择的“三大困境”现实的问题让中国在政策选择上充满了难题，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矛盾，保增长与保民生的矛盾，货币政策的松与紧的矛盾，都在考验着政府决策中国经济遇到了这么多的矛盾和障碍，现在，解决起来也面临着“三大困境”。
第一大困境是经济转型与发展速度的矛盾。就是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矛盾，中国不能再保增长了，要调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产业群，不然，中国经济就没有任何竞争力了。
中国的资本市场，我认为，中小企业板是基本成功的，但创业板是基本失败的。创业板不是创新机制板，也不是创业板，是造富之板，是造贪官之板。
中国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看美国，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真的形成了，美国现在不仅仅是经济复苏，而是一次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伟大复苏。美国现在制定了一系列的高科技法规，很多高科技的产品已经研制成功了，只是还没有得到推广。高科技人才全跑到美国去了，全世界都在为美国提供人才。
现在，中国的房价这么高，很多高级人才都跑到美国移民了。广东东莞的一个娱乐印刷厂也移民到了美国的北卡，美国北卡的地价是广东东莞的1/5，人工成本是东莞的4倍，但这个娱乐印刷厂的产品主要是为美国服务的，算了算还是在美国合适，就把工厂移到了美国的北卡。
现在，东莞的企业大批往东南亚跑，因为那里的土地成本比中国便宜多了。中国应该尽快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让经济迅速走出困境。一旦爆发危机，最苦的还是老百姓。调结构尽管很难，但也一定要调，否则，中国经济真的没有希望。
第二大困境是保增长与保民生的矛盾。过去，中国经济保增长就是保民生，因为要保就业，；现在的保增长只能靠房地产，房地产已经成了一把大钳子，紧紧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喉咙。房价这么高，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几乎没有了，政治的回旋余地也没有了，发展的回旋余地也没有了，房价不下来，中国经济真的很难有发展空间。
北京2009年的GDP增长主要是靠房地产推动的。而且，从地方到县城，上级要什么样的数据，地方就给什么样的数据，需要保增长的时候数据全是好的，需要压指标的时候数据全的坏的。所以，我们的统计数据完全看着领导眼色行事。统计数据造假是最大的腐败，说假话和财务造假就是精神腐败，精神贿赂，这是在麻醉剂欺骗整个社会，欺骗整个市场，欺骗全国人民。
第三大困境是货币政策紧与松的矛盾。按照现在的房价和物价上涨速度，货币政策早就应该收缩了，应该果断加息，全面提高存款储蓄率，收缩流动性。
但是，收缩流动性又怕经济会放缓，反过来，经济放缓了，那些落后产能才能淘汰。那些落后产能就是看准了国家不敢让GDP低于8%，所以才敢建，这边淘汰那边建。地方政府就靠重复建设发展，需求拉不动，外贸拉不动，就靠投资拉动，没有新的增长点的投资拉动，其结果就是重复建设。
中国经济真的陷入了困境，宏观政策的“四渡赤水”，“三大红利”的逐渐消失，经济发展遭遇“四大瓶颈”，政策选择的“三大困境”，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就不是我们在新闻联播里看到的那样，而是两面镜子，一面是生机勃勃，一面是问题多多。问题是不能掩盖的，掩盖就必定会爆发，掩盖得越深、越重、越紧，爆发就会越强烈。
作者：季鸿 来源：《新财经》2010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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