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良言：民营企业“变革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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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大凡一个政府因为腐败而面临危机时，最高权力者就会寻找一个变革者来进行变革，在变革之初，变革都会得到最高权力者的支持，而当变革取得一定成效、进入一定深度的时候，变革必然会触犯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并与最高权力者发生冲突。最后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变革者当作替罪羊或牺牲品被消除了。这就是历史上不断上演的一幕幕真实的剧目。    在任何一个政治风云突变的社会转型期，都会有一批政治精英被当作牺牲品葬送掉，而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牺牲，有了他们生命的铺垫，才有了社会文明进步，比如王安石、商鞅、谭嗣同、罗伯斯庇尔。
    同样，在民营企业变革过程中，某一个具有现代管理观念的人来到一个民营企业担任高职，经过努力为企业输入新的管理模式，但由于与企业原有管理模式冲突太大，引起一般传统势力的反对，为了维护公司内部团结，平息反对声浪，企业主必须牺牲掉这名外来者，但一旦他被牺牲掉一段时间之后，企业主会逐渐发现他的很多做法十分正确，于是又追悔莫及，但为时已晚。但是，下一个进来的现代管理者处境就会好得多，民营企业老板在面对传统势力的又一次反抗时，就会更加理智地对待。正是有第一位变革者的牺牲，才使得第二位变革者则能够顺利工作。
    在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只要它向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就必然会出现无数的“第一位变革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变革的牺牲者们是一批伟大的精英，是悲壮的英雄，他们用自己的委屈、泪水和屈辱换来了企业的进步发展，使中国民营企业逐渐淘汰自己身上的种种陋习、逐渐变得文明进步。
    事实上，中国当代变革浪潮中的很多“变革明星”的命运也是如此，比如，山西长治市吕日周、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仇和、湖北黄石市河口镇党委书记董明、重庆城口县坪坝镇党委书记魏胜多，以及给朱镕基前总理写那封《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信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他们都是激进的变革分子，都一心想革除当地的种种弊端陋习，但却因为变革力度太大，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最后都被撤职罢官，成为变革大潮中被淘汰出局的政治精英。
    国家基层政权变革如此，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变革如此，同样，企业变革也是如此。历史从来不会给变革者好脸色看，“变革者没有好下场”已经成了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变革者的身上永远都有着某种悲剧色彩，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
    事实上，历史上任何重大社会改变大都是如此，变革者在变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时被最高权力者牺牲了，但变革的结果却被完全保留下来，继续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社会的进步就是在无数个变革者倒下的身躯上进行，虽然残酷，却是事实。历史发展就需要这样一批“垫背人”，变革的最终结果是以变革者的牺牲而告终。这初看起来似乎是企业老板的一种非理性行为，但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有着极为合理的内在逻辑性。这些原因是：
    第一，最高权力模糊
    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民营企业董事长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企业人事、财务及经营生产都由总经理全权负责，而成雄公司董事长则事无巨细一律插手到底。董事长与总经理职权不分，责任不明。很多事情不能完全按照经理人的意图进行，工作越到最后，经理人和老板的关系就越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第二，反对势力顽固
    大凡社会变革，变革派上台之后必须把一般原有保守势力全部清除，以免他们兴风作浪。但是，经理人任总经理之后，原有保守势力最多不过是在职务上发生变动，并无几个人离开公司，一般保守派全部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他们仍然对老板的思想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一点在最后证明对经理人是致命的打击。百日维新时，光绪皇帝身边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并没有进入权力核心，而李鸿章、荣碌、袁世凯之类的保守派人物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就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三，老板决心不足
    从根本上讲，民营企业老板本人变革决心是有限的，既想要消除企业的种种流弊，但又不想触动原有的整个人事结构，希望在新老势力中寻求平衡。而经理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思路下进行艰难的变革，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经理人只能在老板许可的那条狭缝中进行变革，而无法越雷池一步。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法做到。对于民营企业家庭化结构，老板并没有真正的决心加以破坏。老板没有从理论高度上认识到家族企业的危害性。就像满清末年既想推行“新政”，又要维护大清皇帝留下来的种种制度和遗产，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老板更像满清末年推行新政的慈禧太后，而不像日本的明治天皇。
    第四，农耕文化阻力
    民营企业内部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格格不入，随着变革的深入，这种农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由于赵老板本人也是这种农耕文化的载体，因此，这种文化在民营企业的生命力十分旺盛。任何变革措施都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坚决抵制。 文化是世界上最难改变的东西，而经理人偏偏就碰到了这样一种顽劣的文化。
    事实上，从经理人受命危难上任的第一天，就面临了一种十分险恶的环境。这是公司的总体结构决定，个人很难加以改变，即便是张瑞敏和柳传志来担任经理人的角色，只要他所处的环境与经理人相同，最后的结局仍然是一样。就好比让拿破仑去做光绪皇帝的位置，只要大环境不变、只要头上还有慈禧太后，那么，拿破仑的结局就会和光绪皇帝一模一样。
    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尤其是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决定人们态度的并不仅仅是事理层面的是非黑白、曲直对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感情。如果变革者不能够在人们的个人感情上获得支持，那么，无论他多么正确、多么英勇悲壮，到最后仍然会被大家所背弃。

作者：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首席民企治理专家 曾水良 来源：国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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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变革之殇 民营企业 现代企业管理 既得利益者 民营企业家 罗伯斯庇尔 王安石 牺牲品 谭嗣同 历史

ding ding ding

当下民企的问题主要还是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管理权不分离。我觉得变革应该阻力不会太大的，毕竟现在个公司治理结构经验比较丰富，成效也比较显著。从利益角度分析，实施公司治理，所有者并不会失去利益源泉。
关于社会变革就不好说了，既有权利所有者在变革之后可能完全丧失优势，所以政治改革的阻力比经济改革的阻力大得多。这也是“市场力量比国家力量大，而市场力量并非最有效”的悖论。
最后，向吕日周市长致敬！

很好的文章

好文章  不过我们的非公有制经济制度存在极大不公平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