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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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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传统农业》读书笔记
本书主要研究了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有较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这一问题。传统农业是指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处于长期停滞的农业形态。这种小农经济是无法支持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民生活质量。那么传统农业为什么不能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呢？作者驳斥了两种观点，一是传统农业中各种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很好的配置；二是存在隐蔽失业问题，即从事农业的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作者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支持，证明了以上两种观点是错误的。那么导致传统农业长期停滞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原因在于传统农业中对原有生产要素追加投资的收益率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具体分析过程后面会详细解释，主要是运用了收入流价格理论。分析完传统农业落后的原因之后，作者就给出了改造方法。既然原有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过高，那么就要寻求那些价格低廉的新生产要素。由此提出三个对策：首先建立适用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其次从供求两方面为引进新生产要素创造条件，最后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上就是全书的主要内容。
这本书一共有十二章，撇去引言性质的第一章，剩下的十一章可分为三部分。第二章到第四章主要讲了“是什么”，即传统农业的特征，五六两章讲了“为什么”，即阐述了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七至十二章讲了“怎么样”，即改造传统农业的方法。下面我来逐一说明各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介绍了提出该问题的背景，以及对问题的框定。在低收入国家农业是最大的经济部门，从事农业的人口也占了很大比重，但农业所得到的关注却远远比不上工业，一些国家以牺牲农业来换取工业化。人们对农业的经济潜力持怀疑态度，主要源于一些经济学说的遗产，比如重农学派、古典学派的地租理论，较近期的“零值劳动学说”等等，这些经济学说导致了对农业作用的错误回答，例如农业可以为穷国工业化提供所需的大部分资本、可以按零机会成本提供大量劳动、农民对正常的经济刺激没有反应或做出错误反应等。这些错误的认识使得穷国原本落后的农业更加陷于不利境地。的确，如果只是使用传统的生产要素是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但现代化农业却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因此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意义就颇为重大。接下来作者对问题作了限定，他首先撇开了三个问题，第一：随着收入提高，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率较低。因为有关这一问题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所以作者就不再赘述。第二个撇开的问题是一个正在增长的经济中经济不稳定性对农业的影响。因为在经历30年代大萧条以后，各国**都在积极地运用财政和货币手段平稳经济波动，**对农业的支持价格和期货价格方案也都相应地减少了不稳定性对农业的影响。第三个需撇开的问题是在高收入国家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与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缓慢相矛盾的问题。不过，在传统农业国家并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它与改造传统农业的主题无关，所以不予考虑。在撇开了三个问题之后，作者又提出了三个未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低收入国家是否可以通过配置现有生产要素来大幅度提高产量；第二个问题是哪种生产要素造成了各国农业发展的巨大差异；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对农业投资是有利的。这些问题基本涵盖了本书研究的中心。
第二章就正式开始分析传统农业的特征，作者把传统农业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来分析，他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由三个条件支撑，分别是技术状况保持不变、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两种状况保持不变的时间足够长。技术状况保持不变是指在传统农业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和知识都是祖辈传下来的，这些知识不是先进的，但却是可靠的，换言之就是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小，对于以规避风险为天性的农民来说自然很偏爱这些经过无数实践检验的传统技术。这也就是农民不愿采用新生产要素的原因之一。随着农业趋近于均衡状态，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会不断下降，既然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很低，那么农民自然不愿意为追加投资而储蓄，这就形成了保持均衡的第二个条件。如果要改造传统农业，就必须打破这种均衡，现在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改变技术状况要么改变需求偏好和动机。作者认为构成对收入流来源需求的基础的偏好和动机是非常稳定的，这种偏好和动机对多种不同社会都基本相同，那么对技术状况的改变就成了打破均衡的关键所在。
第三章承接第二章，继续阐述传统农业的特征。作者反驳了一般人认为的传统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观点，提出如下假说：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当然这一假说也有限制条件，即任何一个在生产中做出调整以适应社会变化的贫穷农业社会都不包括在其中。这一假说可引申出以下几点：第一，即使重新配置传统的生产要素也不会使产量显著增加；第二，精通农业的专家找不到要素配置的低效率之处；第三，没有一种生产要素仍未得到利用。在现实世界中的观察如果和以上内容相违背，那么假说就不能成立。作者由此详细介绍了危地马拉和印度的两个研究来验证他的假说。索尔·塔克斯的著作《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研究了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地区，该地异常贫穷，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辛苦劳动。但是“这个社会到处存在产品和要素定价的竞争”，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作者从该书的论述中得到结论，即“人民在配置当前所拥有的要素时是很有效率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便士都要计较”。第二个研究是关于印度的塞纳普尔地区，该地不像危地马拉那样贫穷，不过也好不了多少。塞纳普尔的农民精益求精地使用各种生产要素以发挥物质资源的最大潜力。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者衡量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的方法。他首先通过农民的要素配置决策确定一组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大麦的价格假定是1，然后估算出小麦、绿豆、豌豆等产品的价格。根据这些相对价格再换算成市场价格，接下来把这些价格和实际的市场价格对比，发现暗含价格与市场价格十分接近，所以证明了该地区的要素配置是有效率的。
第四章继续论述传统农业的特征，作者反驳了零值农业劳动学说。这种学说是指在传统农业中有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他们是过剩的劳动力，即使将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也不会使产量减少。当然这里不包括老弱病残，仅指那些愿意、能够且正在工作的人。这种学说起源于30年代的经济危机，那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暴增。与此同时，贫穷国家的失业率却不高，他们大多数仍然从事农业劳动，这自然而然就引起如下推断，他们之中许多人必然没有生产出有价值的东西。在进行统计估算时也出现谬误，研究者忽略了农业最突出的特点——季节性，竟然把农民和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划等号。此外，研究这类问题的专家往往把现代农业的特征套用到传统农业上，这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作者根据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后的情况证明了零值劳动学说是错误的。作者之所以选择这次事件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次流行性感冒并没有对除了农民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造成损害，这就很好地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其次，幸存者很快恢复了健康，没有处于长期体弱状态，这一点不同于饥荒所产生的后果。这次流行性大感冒使印度2000万人丧生，约占印度总人口的6%。根据抽样调查，印度农业生产的劳动系数是0.4，也就是说如果其他投入不变，劳动减少10%会使农业产量减少4%。印度当时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了8%，乘以0.4的劳动系数，那么产量应该减少3.2%。根据当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印度播种土地面积减少了3.8%,因为官方没有记录产量变化只记录了播种面积的变化，不过印度人口多，大部分土地都是精耕细作，所以面积的减少必然引起产量更大幅度的减少。那么这就有力的说明了劳动投入的减少会引起产量的减少，所以零值劳动学说是靠不住的。
第五章主要介绍了收入流价格理论，为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投资的低收益率提供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由如下逻辑得到：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增加，国民核算中也用收入的增加来表示经济增长。而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称为收入流。为了得到收入流，就要获得收入流来源，这些来源是有价值的，即每种收入流都有价格，所以问题关键就是怎样决定收入流价格。由此自然想到供求理论。这里，需求者是资本的所有者，他们购买收入流来源以便获得收入；供给者是企业或个人，他们生产并出售收入流来源。在传统农业社会，收入流的供给，即每年获得的货币数量是固定的，供给曲线接近于垂直。由于需求者获得与持有持久收入流来源的偏好和动机是不变的，所以需求曲线接近于水平。供求曲线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上达到均衡，这说明收入流来源的价格过高。为了降低收入流来源价格，就要改变供求曲线，前面已经提到对获得和持有收入流来源的偏好和动机是大体不变的，所以能改变的只有供给，如何更廉价地生产收入流来源成为研究的焦点。此外，能否廉价地生产收入流来源也成为区分增长类型和非增长类型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是把第五章介绍的理论用于具体分析传统农业。作者提出如下假说：在传统农业中，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流来源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即资本的收益率低下。在以往的著作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对传统要素投资的收益率很高，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贫穷社会中再生产性资本数量少，因此必定是稀缺又昂贵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曾经从西欧向贫穷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历史性转移，这说明贫穷社会的资本收益率很高所以才能吸引资本转移。针对第一种观点，作者认为在贫穷社会中资本不是稀缺的，而是存量巨大的。针对第二种观点，作者提出转移的资本并没有投资于传统的生产要素，而是被用来购买新式资本，这刚好说明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十分微弱。为了更加使反驳具有说服力，作者再次引用了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作者估算出土地的纯收益率为4%，说明土地是按照高地租率被利用，即为得到1美元的收入流，需要25美元的成本，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这就印证了作者的观点。第二个例子，作者指出在塞纳普尔，土地的边际产量约等于现行土地价格的3%，也说明资本的收益率低下。为了更进一步把问题分析透彻，作者又反驳了两种关于要素份额的错误观点：一种认为再生产性物质资本所占份额比较小；另一种认为土地地租所占份额比较大。在作者看来，传统农业中再生产性物质资本量被低估，而土地往往被高估了。通过比较美国和印度旁遮普地区农业生产投入品份额，作者发现再生产性资本所占比例基本相似，这就推翻了第一种错误观点。至于土地往往被高估，作者提出两点理由：首先，土地的生产率有时非常低下，甚至不产生任何地租，例如游牧民族在无地租的土地上放牧；其次，地租中包括了土地本身的收益和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收益，例如人们平整土地、挖井挖渠所得到的收益都会囊括在地租中。本章总结起来可以得到三个结论：第一，在传统农业中社会所依靠的生产要素是昂贵的经济增长源泉；第二，土地地租是总要素成本中的一小部分；第三，再生产性物质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比较多的。
第七章开始转入如何改造传统农业的讨论。一般来讲，改造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依靠政权指挥的命令方式，一种是依靠经济刺激的市场方式。两种方式的效率差别很大，作者当然是赞成市场方式的改造，包括向新农业要素投资以及向农民的能力投资。纵观全世界的农业发展情况，可以分成三种形态：一种是传统型的，其基本特征是收入流来源的价格高昂；一种是现代型的，其收入流来源价格低廉；再有一种是过渡型的，任何一个获得了一种以上非传统生产要素的国家都属于过渡型。作者提出只有通过投资才能使这三种状态合并为一种。
第八章主要介绍了建立适用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一般的观点认为改造传统农业时，规模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关键。与该问题相关的教条和学说首先是马克思的“大农场学说”，这种学说以“规模收益”为支撑，认为在农业中生产单位越大效率越高。另一种影响很广的学说认为农民对经济刺激要么没有反应，要么做出反常反应。根据这种学说各个国家颁布了价格和收入政策，但结果并不理想，有的严重阻碍了资源有效配置。作者为了找出正确答案，着重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农场规模和专业化的问题。农场规模与专业化并不能划等号，大型农场无论是建立研究中心、生产现代投入品，还是建立农业推广站“生产”信息，都是低效率的行为。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不在所有与居住所有的制度安排。作者认为不在所有的安排是低效率的，因为农业决策会随着空间、季节等因素发生细小变化，不在的一方无法及时获得相应信息也就不能及时做出调整，所以效率低下。现实情况也印证了作者的看法，美国农业经营者中所有者兼经营者的比重在30年间由56.7%上升到79%。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假不可分性，认为大规模农场才有效率的学说把大型拖拉机群作为现代农业不可分性的象征，其他要素都要适用于大型拖拉机群，但其实这是一种假不可分性，其后果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前苏联不合理的双重农业结构就是最好的例证。相对于假不可分性，作者提出真不可分的是土地上的农民，因此把一个人视为不可分并不要求大规模的农场。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对地租的压抑。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说都认为地租收入是不劳而获的，忽视了地租对资源配置所起的作用。对地租的压抑就导致了农业的低效率。所以**要保证土地生产率价值的一部分归农民所有，这样才为有效配置资源提供必要的刺激。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压抑农产品和要素价格的问题，与上一个问题类似，这种压抑的后果是农业的低效率。总结以上几个问题我们发现作者提倡的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保障是：运用市场方式，通过地租、农产品和素要价格的变动来刺激农民，并且建立居住所有制的小规模农场。
第九章主要论述了要改造传统农业就要引进现代生产要素。经济学家将生产要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另一部分是“技术变化”，包括了许多新生产要素，因为技术变化是由于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增加、减少或改变的结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往往由这些新生产要素构成，然而以往的研究把“技术变化”作为余量不加解释，这其实就掩盖了大部分相对低价持久收入流的来源。接下来，作者就从新生产要素的供求两方面分析如何获得廉价的持久收入流来源。
第十章主要是从供给者角度分析。现代投入品很少是现成的，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能直接运用于贫穷社会，因为各地的地理风貌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研究人员要开发适用于当地环境的要素。要素的供给者可分为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要吸引企业投资于新生产要素的开发，取决于两因素：成本和市场规模。遗憾的是，对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来说，这一活动的成本较高，市场规模却不大，而且许多收益不能由企业独占而是广泛扩散了。这就使得非盈利组织的介入显得十分必要，例如基金会、联合国机构，当然本国**也要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十一章是从需求者角度分析如何改造传统农业。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农民对新要素的接受速度，作者根据有利性这一变量来解释，决定有利性的因素有两个：价格和产量，同时租佃制度也会影响有利性。第二个问题是农民对新要素的寻求。这里运用的是成本收益分析法，总体来说贫穷社会农民寻求信息的花费是相当高的，以至于他们不太会主动寻求新要素。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学会使用新要素。农民通过三种方式进行学习，一种是试错，其成本高昂，进程缓慢；一种是在职培训，这种在短期内效果较好；还有一种是教育，这种方式投入期较长但回报也最丰厚。
最后一章着重讲了向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一章是对全书的总结，也是作者最终强调的改造传统农业的方法，即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作者给出了四点理由：首先，通过回顾各国农业发展历史，作者认为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生产率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其次，在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往往只重视物质资本投入而忽略了人力资本投入，其后果是人的能力与物质资本不匹配，形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再次，作者列举了丹麦和日本的例子，表明教育对农业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贡献。最后，技能不能依赖进口，因为在外国学习的都是适用于外国农业的知识，所以本国应该从基础教育抓起一步步培养专属于本国的技术人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教育、在职培训和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健康水平是为了延长农民的预期寿命，这也是为了提高投资的收益率。
附件是《改造传统农业》读书笔记word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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