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如何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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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Stigler and Becker的一篇经典文章。但就是作者的题目不知所云，查德语词汇查不到，英语词汇也只有一两个单词可以查到。请各位大虾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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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Disputandum Gustibus disp Dis BUS 翻译 Est Disputandum Gustibus Non

不动如山（口味难言好坏)的意思。

呵呵，谢谢，我也在网上找到了。是林毅夫谈经济学方法论时提到的，原文如下：

假定人的偏好是“可变”好还是“不变”好？

如果假设偏好是稳定的，但同时可以假设和偏好相关的"生产函数"是不稳定的，还有就是直接假设偏好在变，这两种变化是不是相互替代的？

首先，经济学是人的选择的行为的科学，那么，从人的选择的最基本的动机出发来建立的理论体系，对人的行为会有最大的解释力，贝克的贡献就在这一点上。传统上，经济学把利润、收入、消费等"经济变量"作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这样经济学的研究就只局限在生产、消费等领域，贝克把人的最基本需求的满足作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这样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就扩大到社会、政治范畴。其次，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才能建立起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如果，一个理论体系中没有不变的东西，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各个子理论之间的内部逻辑就经常会不自洽。

其实，任何大的理论体系都是以一个不变的终极行为动机为目标，而其他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则是可变的。例如孔子的儒家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仁"上，仁是不变的，所以，"仁者乐山"。合乎仁的行为就是"义"，知道那些行为是合乎义的、是可以实现"仁"的目标的，就是"智"。由于情况条件不同，达到"仁"的行为方式也就不同，所以，智者的行为像水一样，是要经常变化的，所以，"智者乐水"，水是绕着山转的，因此，"仁者静，智者动"。斯蒂格勒和贝克在他们1977年讨论偏好不变的那篇著名文章的德文标题"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的中文正是"不动如山"。

最后，到底是假设偏好是稳定不变的，而偏好的"生产函数"是可变的好呢，还是直接假定偏好是可变的好？应该从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目标为何来断定，经济理论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现象，以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利的一个工具，从这个目标来看，哪一种假设方式比较好？如果直接假定人的偏好是可变的话，很多现象用偏好变了一句话就解释了，由于偏好不可直接观察，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人的行为的变化，并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对人的行为改变的原因的了解，也不能增加我们预测人的行为、或改变人的行为的能力。例如，如果我们假设人追求舒适的偏好不变，摄氏20度是最舒适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决策者有暖气和冷气两种选择时，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预测，如果是低于20度，我知道他会要暖气，如果是高于20度，他会开冷气。如果偏好本身是可变的，没有一个不变的目标，手段的变化就难于预测。所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假定人的最基本的行为动机，也就是偏好是不变的，而达到行为目标的手段是随内外在的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变动的，这样的假设方式比较好。

great.......偏好是无可争辩的 不动如山  极大化下的偏好扩展 算是偏好改变？换言之， 贝克尔自己把歧视引入效用中，这种偏好拓展是一种偏好改变吗？

斯蒂格勒这篇的观点，是不是张五常在中国的粉丝所认为的 局限条件下的效用极大化  不变的是偏好  变得是局限条件。怎么理解两者的区别？
谢谢 祝好

叶航和汪丁丁老师们的一篇综述中的一段，可能有助于理解，贴过来。
“偏好”是现代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核心概念。根据经济学的解释，效用函数的基础是偏好，用偏好定义理性，只需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两条假定（Mas-Colell、Whinston and Green，1995）。整个现代经济学，事实上就是建立在“效用最大化”这一“经济人偏好”基础上的。至于偏好本身，自“边际革命”以后，主流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打算对它有更深刻的理解。传统理论框架内，偏好只是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稳定不变的预设，同义反复地被“理性决策者”的行为所显示（叶航，2003）。在这个框架中，所有可能涉及偏好的变动，都可以被解释成“约束条件”的变化。显然，这种“技术性”的处理，已经越来越令人感到怀疑和不安。它使理论本身失去了简约之美，变得臃肿和累赘。作为一种弥补，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试图通过引入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但这种来自外部的理论建构，至今无法融入新古典传统的分析体系。起码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Stigler，1977）和贝克尔（Becker，1966、1977、1998）试图在主流框架中内生地解决偏好变动问题。他们给传统的效用函数附加了一个所谓的“生产性变量”，比如“个人阅历”、“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等能够改变人们偏好的因素，从而把“偏好的改变”转化为“偏好的生产”问题。但从这些函数复杂的均衡条件中，可以明显感觉到，这种方法和前述的“技术性”处理没有本质的区别。对此，神经元经济学则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立场：一方面，把偏好的生成和变化置于自然和环境双重选择的基础上，通过演化效率使这个问题内生化，从而避免了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从学科逻辑外部来解释这类现象的做法；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实证手段揭示出偏好及其偏好在决策过程中的内在机制，比如镜像神经元的工作机理和神经系统的自激励机制等，使我们的认识深入到偏好世界的内部，从而避免了主流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简单化。尽管，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完全揭示偏好的秘密，但这个“黑箱”正在被逐步打开。无疑地，对传统经济学来说，这既是一个全新的、未曾被涉足过的领域，但又是其在科学实证方面必须迈出的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