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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P ><o: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o:p></P>
<P align=left><B>他是厦门大学的骄傲</B><o:p></o:p></P>
<P align=left>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当中很多人要感谢他的。不信问问斑竹，他现在读的专业是谁弄好的。<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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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left>呵呵，在厦门的时候就经常听到他的名字。现在老了退休了，不过依然精神矍铄。他的儿子现在仍然是厦门大学的骄傲（不过调到国家会计学院当院长了）。希望厦门大学仍然有这样的好老师在，这样就牛多了。<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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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left>从事科研、教育半个多世纪，他培养出数万名专业人才，其中３００多名硕士、８０多名博士，３名博士后，出版专著、译著和教材５６本、发表主要论文３７０多篇，著述千余万字。 <BR> 他是中国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被誉为财政学泰斗，一代宗师。他的国家分配论长期居于主流派地位。他的许多理论与主张被中央、省、市政府采用，指导相关政策的制订与实行。同时为我国当前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和构建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BR> 半个多世纪来，他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倾注于科研和教育事业上，虽年逾八旬仍奋斗不止，他曾到美国、法国、英国等１０多个国家讲学或出席各种会议，他的努力直接推动了中西财政理论的接轨。 <BR> 他的成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名字被收入国内外３０多部传记、辞典中。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际荣誉勋章”（英国）、“终身杰出成就金人奖” <BR><BR>五老峰下不老松 <BR> 上午九时许，厦门大学海滨教工公寓小区内依然静谧。记者向上眺望了一阵子，尔后与陪同前来采访的民革厦门市委办公室的周主任踏着薄雾悄然离去。昨天，周主任跟邓老联系采访事宜时，邓老在电话中说“明天上午１０点，对，两个５的１０点”。一大早，我们按捺不住迫切的心情，急于一睹这位中国经济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早早来到厦门大学。到了邓老家楼下才发现，离他约定的采访时间还差好几十分钟呢。记者不敢贸然按响门铃，要知，一位资深经济学家，一位仍然坚持在三尺讲台的年逾八旬的老人，一位带着２０多位博士生的导师，一位跟时间赛跑每天撰写论文的国家财政学科学术带头人，一位被誉为政府智慧后盾的专家……他的时间是何其宝贵！ <BR> 沿着教工公寓的幽幽曲径，记者的脚步丈量着数十分钟时间的长短。后背是郁郁葱葱的五老峰，前面是茫茫的大海。置于高山和大海之间，记者或高山仰止，或极目远望，此时此刻的感受犹如面对邓老，半个多世纪的孜孜探索和层层积淀，邓老一如这高山和大海，我们能深深感受到他的气势和博大，却难以全面解读他深厚的内涵。此时此刻，记者仍然在苦苦地思索：采访邓老一些什么内容呢？要占用邓老多少宝贵时间？我们的报纸要表现邓老一种怎样的形象？但是邓老早已淡泊了名利，他其实不愿意过多的采访挤占他的时间和精力。出版５６本专著、译著和教材，发表论文３７０多篇，著述千余万字，培养数万专业人才，３００多名硕士，带出８０多名博士名利对他来说风轻云淡。可是，知识分子那种自古以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在邓老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精神亦是本报《八闽之子》栏目所褒扬的，同时也是八闽儿女为之奋斗的方向。 <BR> 邓老能于百忙之中接受本报采访，其实应该感谢民革福建省委和厦门市委。邓老曾任民革福建省委员和厦门市副主委，眼下他是民革厦门市的名誉主委。此次采访多少有点组织安排的味道。虽然享受副省级政治待遇，对组织安排却“唯命是从”。新中国成立前，青年邓子基在福州参加了民革，进行地下活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民革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李济深与何香凝等人于１９４８年初联系爱国民主人士成立的，公开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青年邓子基一腔热血参加地下革命活动，在战斗中迎来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BR> 看着约定的采访时间将到，我们按响了邓老家的门铃。邓老家住六楼，记者一行刚至五楼，就听到邓老的热情招呼，转过弯，邓老已走下半层楼来迎接。鹤发童颜，敦实的身板儿，模样颇似传统年画中的老寿星。 <BR> 进入客厅，落座于沙发上，原来宽敞的客厅因为各种书刊资料的堆积显得有些紧张。要翻动这些略显凌乱的书刊，邓老非得亲力亲为，不要别人插手帮忙。他要找一本画册给记者看，沙发边上那两摞厚重如词典般的书他非得自己动手找出来，很客气地把我们的热情挡在一边。那看似凌乱的书堆，其实乱中有序，而这个序只有邓老一人明白。哪一本重要，哪一本或是不很重要，他心里有底。好些读书人做学问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不管怎么乱都可以，但不可以旁人插手给鼓捣整齐了，那样反而让他别扭。找到画册，邓老很欣喜地翻开给记者看，介绍其中内容，那些乱上加乱的书刊，他又乐此不疲地小心搬放回原处码好。 <BR> “邓老，您是福建省沙县人？”记者问。 <BR> “对，闻名全国的沙县小吃就出在我们那儿，南至海南岛，北至满洲里，都有沙县小吃。” <BR> “我们在各地看到的沙县小吃能不能算得上沙县小吃代表？” <BR> “算不上，差得远。沙县本土外的沙县小吃，内容很简单，拌面、扁肉、茶叶蛋等。其实沙县小吃非常丰富，因为制作繁琐不容易推广。我的老家沙县夏茂镇就是沙县小吃的集中代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店，也就是中国式的传统快餐。可是这种传统快餐创造了奇迹，沙县在外地经营小吃的有数万人，每年汇到沙县的钱近４个亿，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除此之外的店租等其他费用，加起来更叫人不敢想像。按此推算，这几万人每年上缴的税收就有数千万元，创造了多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BR> “您回故乡看过吗？” <BR> “有哇。沙县每年办小吃节，我是县里的经济顾问，常回去。办小吃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沙县发展很快，变化很大。” <BR><BR>从学子到泰斗 <BR> １９２３年６月，邓子基出生在福建省沙县，年幼时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孤儿邓子基生活非常艰辛。可是，即使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他都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追求。１９３７年７月，他考入福建省南平市的一所中学，三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建省立福州高中。为了心中求知的理想不会破灭，邓子基半工半读继续学业。生存的艰辛和求知的渴望，使他付出比别的学生更多的汗水和努力，换来的是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天道酬勤，人品及学习成绩皆佳的邓子基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抓住机遇：１９４０年，他被保送到当时设在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读书。１９４７年毕业之前，曾到福建省罗源县中学教书。１９４７年秋，邓子基大学毕业，到福州厚美中学任教，之后又到福州福商中学教书育人。１９５０年７月，他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生班，师从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翻译者之一、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王亚南">王亚南</st1:PersonName>教授。１９５２年７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届研究生。之后，他留校任教。在厦门大学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一直从事经济学、财政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从助教到教授，从教务处副处长，到经济系副主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副院长等职。１０年浩劫，邓子基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迫害。文革结束后，他以加倍的热情投身于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厦门大学复办财经专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主要创办人之一，他为厦门大学先后建立了财政学与货币银行学两个硕士点、博士点和全国重点财政学科点，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他对中国财政学理论的贡献，更是高山仰止。 <BR> 财政是什么？在普通人的眼里，财政与金钱是紧密相连的，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财政就是金钱，当真是如此简单吗？当然不是，财政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BR> 且看邓老的回答：我年轻的时候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财政理论，倡导并论证“国家分配论”，认识到“财政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它不同于其他各种财政本质学说，具有自身的特色。“国家分配论”是关于国家财政的理论或学说，也叫“国家财政论”。它的精髓是透过财政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财政本质论是国家分配论的基石，国家分配论是沿着财政本质观进行逻辑展开，从而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 <BR> 其实早在１９６２年，邓子基就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财政本质说的研究成果。对于财政本质说，学界有多种观念，各不相同，而财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和一个国家的国体、政体相联系的。有什么样的国体，就有什么样的政体，也就决定了国家分配理论。而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科学的理论诠释国家的财政本质，邓子基的国家分配论长期居于主流派的地位。邓老介绍说，除了国家分配论本身符合客观实际、立论正确之外，还在于它不断借鉴、吸收国内外各流派的优点，取长补短，并加以丰富和发展。作为国家分配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邓子基数十年投身于这个发展过程中皓首穷年积极研究论证。相继提出了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论，财政四要素论、财政四职能论、征税依据、税利分流、复式预算、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双主体）模式、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一体两翼、一体五重、分税制、财政平衡论、财政与银行分工协作论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多为政府部门所采纳，在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BR> “邓老，您半个多世纪来除了教书育人外，埋头于财政理论研究，我们想知道，这种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BR>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它对实践起着指导性作用。我们进行财政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其中也包括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BR> “在当前的经济建设中，财政扮演着什么角色？” <BR> “从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基本原理出发，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既是理财的根本，又是理财的出发点与归宿。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没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没有经济不发展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因而，从财政历史实践的最终结果来看，可以这么说，什么时候国家确定的社会经济管理目标取向如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则财政与经济的发展就能够真正实现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反之，国家财政就难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可能还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杠杆。” <BR> 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邓子基提出财政四要素论，他指出，财政是由主体、客体、形式和目的四要素组成的统一体，即财政以国家（政府）为主体，以分配社会产品（国民收入）或提供公共产品为客体，以价值形式为运动过程，以满足国家和公共需要为目的。同时，他认为财政还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控经济与监督管理四大职能。邓子基说，他一向认为，我国财政内含有“一体五重”的关系，即一个主体（国家和政府）、两种身份（政权行使者，国有经济代表者）、两种权力（政权，财权），两种职能（社会管理，经济管理），两种形式（税收，国有资产收益）、两种分配关系（税收分配关系，利润分配关系）。这种一体五重的关系是我国在经济成果分配上实行税制分流的理论依据，而这一理论依据也成为由他提出来的著名“一体两翼”主张的理论依据。一体两翼是指以财政为主体，国家税务部门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这一主体的两翼，缺一不可。邓子基这些理论主张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成为制定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为上升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有重要价值。 <BR><BR>敢摸老虎屁股 <BR> 邓子基的学术研究不是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而是跟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与时俱进的。中共福建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一士回忆说：１９８０年代初，<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邓子基">邓子基</st1:PersonName>教授受省里委托搞一次物价大调研，他带领一批研究生和政府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物价调查，经过艰苦而细致地工作，完成一份很有份量的报告，他用大量事实数据和鲜明的观点提出物价改革的具体意见。那时候的经济改革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的，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讲商品经济都躲躲闪闪，还要加上计划的商品经济。<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邓子基">邓子基</st1:PersonName>教授在这个报告中放大胆子提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第一规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我负责分管经济，也分管物价。我把这份报告送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他看了很高兴，就在这个报告上批了“好，敢于摸老虎屁股。”在计划第一，物价第二，没人敢碰这个禁区的年代，<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邓">邓</st1:PersonName>教授就提出来了。后来中央提出猪肉价格放开时，福建省已先搞了两年了，这里面有邓老一大功劳。再是邓老的理财思想让我感受深刻，他提出经济－－财政－－经济的理财思想，不是就财政论财政，而是把经济摆在第一位，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落在发展经济上。体现了<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邓">邓</st1:PersonName>教授培养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非常鲜明的经济观点，通俗说就是放水养鱼和养鸡生蛋。这种思想在福建省财经部门特别是财税部门贯彻得比较好。另外，邓老坚持财政收支平衡，这种收支平衡不是消积平衡，而是积极平衡，增加收入，减少开支来进行的平衡。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可以搞点财政赤字，多办些实事；另一种坚持财政收支平衡，不搞赤字。邓老一直坚持后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一直影响着福建省财政部门领导和分管财政工作的省领导，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福建连续十几年财政无赤字，这也是邓老的一大功劳。 <BR> 厦门市的一位领导说：多年来，邓老十分关心和支持厦门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在繁忙的科研和教学中，还担任厦门市政府顾问，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与和指导厦门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为厦门的改革和发展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别在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工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为厦门市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是我们坚强的智慧后盾。 <BR> 邓子基治学严谨，勤奋开拓，并善于吸收借鉴国内外学术界的优点，哪怕是持不同观点的对手，他也虚怀若谷，认真学习分析。他的一位学生在谈起恩师时说：邓老虽然是我国财政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但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更不会以势压人。他总是十分谦虚乐于倾听和接受不同意见。记得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一次财政理论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对“国家分配论”提出质疑，并提出“社会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价值分配论”、“再生产前提论”等观点。<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邓子基">邓子基</st1:PersonName>教授不仅虚心听取不同观点的大会发言，还让我们三个研究生对提出不同观点的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专访。会后，组织我们对各种不同观点进行系统研究。他认为：真金不怕火炼，真理会越辩越明，对不同观点的研究分析和对错误观点的批判，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家分配论”。 <BR> 著名财政经济学家、原财政部党组成员、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说：<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邓">邓</st1:PersonName>教授是我国财政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财政学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国家分配论”这个主流学派，是我国财政战线上的专家学者在上个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国情出发，通过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形成的。 <BR><BR>倾情祖国腾飞 <BR> 半个多世纪来，<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邓子基">邓子基</st1:PersonName>教授不但为中国的财政学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才，他的学生中，有许多走上副省级的领导岗位，有的成为公司总裁，有的专心学术成为专家学者。对邓老的教诲和倾心培养，这些学生都满怀感激之情。他的一名学生说：在邓老那里，学生们不仅得到他学业上的指导，还常常得到他父辈般的关爱。毕业分配，找工作，找住房，甚至谈对象，结婚生子……他都放在心上。我当年毕业后留校，教工宿舍相当紧张，我要结婚，苦于没住房，邓老为我们争取到一间１２平方米的结婚房。我们双方父母都在千里之外，是邓老和他的师母（已故厦大校长<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王亚南">王亚南</st1:PersonName>夫人）作为主婚人和证婚人在这个小巢为我们操办了十分简朴又十分热闹的婚礼。 <BR> 不论对学术、还是对学生，邓子基都倾心倾力，虽然年逾八旬，却老当益壮，老而弥奋。去年２月１６日，他在给博士生上课时突然晕倒在讲台上，经抢救后，他又走上讲台，以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培养下一代，问他何必如此，他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是在教育、科研战线上度过的。早在勤工俭学的少年时代，看到外国列强入侵，祖国山河破碎，人民灾难深重，我就立志求学，决心长大后当一名教育工作者，服务社会，希望祖国走上富国兴邦之路。然而，正当青年的我走上讲坛时，才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有距离，教书育人，任重道远。长期的科研、教育使我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广博的理论知识，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更需要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在旧社会生活了２６年，在新社会生活了５６年，我这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才成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教育工作者。通过新旧社会制度的对比，我深深地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为我们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前提。我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爱，化作满腔的热忱，投入到国家的教育、科研工作中去。比如一滴水，要想永不干枯，就必须流入江河、大海。现在我这老教授要想永葆青春，实现永恒价值，就把自己的余生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BR> 采访末了，记者笑说：“邓老，您的眉毛真漂亮！” <BR> 邓老说：“这就是中国特色。搞学术也要有中国特色，所以我主张“坚持＋借鉴＝整合＋发展”。中为体、洋为用。学习、借鉴别人先进的东西。” <BR> 见记者起身告辞，他招呼着：“吃个桔子，过年了，大吉大利。”那热情和关切犹如祖父般温暖。 <BR> 而对于邓老这样一位财政学泰斗，一代宗师，记者在心中默默祝他健康平安，培养出更多人才，套用电影一句台词“２１世纪什么最贵？”“人才！”中国要发展，经济要腾飞，人才之于我们的祖国以及这个时代，太重要了。 <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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