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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如欲报道，必先看完）
和数学题那样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不同，CPI在不同地点、对不同人，都可能有不同答案，因此对于CPI的争论可能没有结果。这时如果我们还是相信有问题，那就应该把问题提出来，给出解决的办法。所以我认为：如何推动CPI编制方法的改进，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这和“少谈一些主义，多说一些问题”的观点，是异曲同工的道理。
一、回顾事件
11月8日，我发布的文《统计数据和主观感受：CPI是风动还是帆动？》引起大家的关注，甚至是相关媒体的炒作（关于媒体的责任感，我在后面再具体谈及）。
11月9日，再发布另一篇文章《CPI指数编制：还需要做哪些改进？》，而在当时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
之后，由于第一篇报告引起了诸多的争议，而我也确实发现其中可能存在问题（下文详表），因此与多方进行了交流。需要说明的是，沟通的对象当然包括统计局；因为这个面包是他们做出来的，用了什么配料，生产工艺是什么样的，能直接问问面包师当然是最好的，否则研究就会成为闭门造车。讨论结果就是《对CPI指数讨论的回顾与评述》一文。我是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花了一个上午写完的。之后也通过内部平台发布，并提交给统计局。
12月2日，经过我本人的同意，国家统计局网站刊登了这篇文章。事实上，这么多媒体在报道这篇《回顾》文章，但我相信很少有人真正看过全文、或者看懂全文（后文将以通俗方式介绍）。如果看过全文，我相信就没有那么多误解（我同样也有些担心，会有多少看人认真看完这篇文章）。因为文中的讨论是技术性的，客观的，而且在文中仍然使用了质疑的立场进行分析。并在文末强调了：“本次讨论的最重要意义，还在于推动统计制度的规范化、透明化，从而增强统计数据的“真实可信”性”。后来经过媒体的编辑，让我再次领教了“排列组合”的奇特效果。
事实上，另一篇文章《CPI指数编制：还需要做哪些改进？》也受到了统计局的重视，并已经提供给相关部门参研。对于统计局能够接受《回顾》一文的观点、坦诚地发布，以及对《改进》一文的重视，我表示非常赞赏。我觉得统计局的这种做法，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当然，在激烈的讨论中，我也为自己能够有勇气接受批评而感到更加自信，同时我也为讨论中结识的新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此外讨论中的新发现也让我感到很愉快。
下面回答大家的一些疑问：
在前述两篇文章见诸媒体之后，有很多亲朋好友，还有同学和学生，包括一些媒体的朋友，都对我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和帮助。但是恐怕很多人，包括很多不认识的朋友，对这件事的始末还有一些猜疑。除了前述流水事件之外，我还可以做如下说明：
二、《幡动》的方法真的有问题吗？
回答是肯定的。那问题在哪里呢？《回顾》一文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但大家可能没有耐心看完，或者对公式、数字并不感到亲切，我特做亲切的说明如下：（1）原理：CPI指数，是由8种商品的分类指数，根据给定权重加总得到的。那么，如果权重固定不变，给你8个月的数据，解8元一次方程组，就能得到8个权重（未知数）了。（2）但实际情况是：权重数据在年度是有微调的，每个月的公布数据也只是精确到小数点1位。所以会有误差。那我们就拿多点的数据来做分析吧，希望这个误差影响不太大。这也是我最初的想法。（3）经过讨论发现：前述两个误差，即使其本身都是非常微小的，但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都非常致命，确实会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看《回顾》一文。或者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蝴蝶效应”那样吧。所以我得承认，是开始太小看了这些微小的误差，这让我更深刻体会到什么是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三、为什么要认错？
这一点恐怕大家很难理解，或者理解方向跑偏。尽管不一定能说服大家，我也把原因罗列如下：
其一，我在本科的时候学习《货币银行学》，教材是易纲老师写的。书中谈及20世纪70年代前后，货币主义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著名争论。其中提到争论过程中，弗里德曼在197?年写了一篇论文说明自己的观点，但后来被证明使用了错误的方法。这对我印象很深。弗里德曼是经济学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五常喜欢将他名字翻译成佛利民。另外一个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当时间序列方法还没有发展起来，计量经济学还处于比较初步的发展阶段，那时候做的时间序列分析，让现在的学生来看，都是非常粗陋，甚至是错误的。直到后来时间序列方法的发展，我们才认识到原来的错误是多么严重。可见，认知有一个深化的过程，不管是大师，还是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在否定原来认知的基础上前进的，更何况我这么一个普通的研究者。所以，我觉得承认错误本身，不是一件什么丢人的事情。而且，如果你没有勇气承认错误，那就等于拒绝了进步。
其二，我所在的研究团队，不分年长、不论尊卑，大家有平等的、愉快的探讨气氛，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承认错误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几乎是在探索过程必然发生的（你是否感到羡慕，是的，我也感到幸运）。读博士的时候，我还有听一位老师讲课，他是非常优秀的经济学者，在很多著名的学术期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讲课也很有趣，以致于这种技术性的、枯燥的课程，竟然还要提前占座，甚至来晚了还得站着听。但有一次，他在推导了两块黑板之后发现高位错误，面对着一双双求知的眼睛，他承认了错误，而且把两块布满粉笔字的黑板擦干净，重新给我们推导公式。像他这样年纪和地位的老师，很少有这样卖力给学生讲课、劝学的，而且还能这样坦然承认错误。我对这个事印象很深，而且也非常敬重这位老师。就我自己而言，后来也给研究生开过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课程，也犯过错误擦过黑板，但是我确信学生从我这里获得了正确的东西，而且我们也获得了互相的认可和尊重。总之，作为一个信息的制造、传播者，如果你确信发现了错误，就应该勇于面对现实，不要让你一个人的无知变成更多人的无知。
当然，看过《回顾》一文的人都应该知道，我承认的是：估计方法有缺陷，因此低估的结论缺乏依据，而且据此认为是人为调整，也确实是不严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否认了低估的可能。根据我的了解，这种低估的可能尚无法排除，其可能将来自于编制方法的设计上，而这种不足与我国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环境有关。不过，我很欣喜的看到，统计局对《改进》一文给予的重视；并且也了解到，统计局在2011年CPI编制的五年例行大调整当中，将对编制细节进行某些重要的改进。所以，我相信大家将会看到CPI与主观感受的更加吻合。而在此过程中，研究者还有责任进一步推动CPI等其他统计数据的编制工作，这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四、希望媒体的报道能够更具有社会责任感
最后这点非常重要，都说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而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在广大受众不一定具有判断力的情况下，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导向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同样一件事情，不同报道方式，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有一个例子，比如说产品质量检查，结果发现某种产品抽检合格率为89%。这时候媒体有三种报道方式：第一种是说“合格率达到了接近90%的水平”；第二种是说“不合格率达到了两位数！”；第三种方式是说“所有产品的平均合格率是86%，该种产品的合格率是89%，该种产品的质量情高于平均水平3%”。可以感觉到，前两种报道方法具有明显的导向性；而第三种是比较客观的。
目前市场竞争激烈，媒体也同样面临更为激烈的同行竞争。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注重长远发展的企业和个人，需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更是如此。我连续发布的两篇文章《幡动》、《改进》当中，总共篇幅有15页，而涉及低估结论的充其量只有2页；此外，我还一再声明是学术探讨，个人观点。结果只有这2页内容被部分媒体大加炒作，新闻也动辙冠之以爆炸性的标题。这样的炒作，不利于真正把问题搞清楚，反而淹没了正确的讨论方向，还可能将当事人推向不利的境地，而且还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财经报道和娱乐新闻不同，应该少用形容词、副词，少直接摆结论而忽略讲道理；而应尽量客观描述，让读者理解其原委、机理。只有客观、深度、负有责任感的财经报道，才能获得圈内人士及普通读者的广泛认可。当然，我也完全支持新闻言论自由，但自由的权力在手里，你就得有相应的责任感。
就个人角度而言，在做了上述说明之后，我很难想象这篇《声明》仍将以何种方式被扭曲的呈现；但假使真的如此，你们将真的伤害一个幼小的心灵对你们的厚望。
最后
我还是要感谢所有参与这次讨论的朋友们，包括一些新朋友，很高兴认识他们。而且我也仍然以及坦然地要提及：很高兴能够与统计局总局、基层调查队的朋友们认识和交流，他们让我更清楚了：问题不是在那里，而是在哪里。
我认为与统计局的沟通和交流，也是调查、研究的重要工作内容，还是那句话：要研究面包，那你还得问问面包师，对于你胃里的东西，他比你知道得更多。同时，作为挑剔的研究者，我们也有责任帮助面包师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而且，今后大家还会看到我的独立观点。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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