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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下乡一直被戴上各种高帽子,被妖魔化会危及粮食安全。其实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2亿多农民工外出打工，农村空心化现象愈演愈烈。部分资本下乡可以把由于劳动力外出打工闲置低效利用的土地利用起来，低效承包经营的农民还可以拿到好的租金，企业经营也能够有更多的产生，从而有利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资本下乡处置好应该是一个四赢的好事：农民高兴得租金、城市资本有出路、地方**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农产品供给多样化。
新圈地运动是相对于老的圈地运动而言的。与那些圈占农民的土地进行城市化等传统的圈地运动相比，新圈地运动是指部分涉农企业到农民去通过租借农民土地，进行生产基地建设。这种经营方式有时也叫“资本下乡”，目前争议很大。赞成者认为资本下乡于民于企业于当地**都是有利的，是“三赢选择”；反对者认为这种做法会出现“政企合谋，农民受损”现象，资本下乡部分企业的“非粮化选择”也会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资本下乡企业只占农民的地，难以解决转换出来的农民就业问题，长远来看有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笔者认为这种担忧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规范的政策能够避免的。资本下乡是国家快速城镇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出现不少空心村的一个必然选择。如果处理得当，将会是我国农村新的又一场机遇。不能因为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要禁止，对新生事物应该多观察，在实践中进行完善。资本下乡可以盘活原来分散低效率的农业，满足工业化、城市化的需求，也是一场革命。只不过这场革命一定要给离开土地的农民充足的补偿，另外还应该让离开土地的农民有工作与社会保障。农民变成城市新移民，农村由于资本的介入也可以成为工业化的一部分，摆脱传统的落后与手工劳动，单位劳动生产率因此而有了质的飞跃。
重新认识英国的圈地运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转移大量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与产业工人。
英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圈地运动”在我国的语境中一直与负面联系在一起，被描绘成血腥的运动，是“羊吃人”运动，即把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留下大量的土地养羊，发展纺织工业。其实我国目前的传播语境过分地放大了其负面作用而忽视了它的应有价值，比如是所有的农民还是极少数的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从小农的观来看，一直让农民留在土地上进行自给自足的家庭经营，一个最大的负面作用是生产效率低下，这样的结果只能维持水平很低的自给自足，难以满足产业发展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圈地的结果使英国的农民数量大幅度减少，农民进行城市，成为产业工人。 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英国的城镇数量也大量增加。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有效地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农民转移到城市去居住，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大量的土地圈起来进行规模化养殖，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满足了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当然当时由于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补偿，带来不少负面的影响，但其正面作用也不能因此而轻意的否定。
巴西的圈地运动创造了巴西农业奇迹。
另外一个圈地运动做得比较好的是巴西。过去巴西一直被我国的语境描绘成大量的农民居民进入城市，导致城市出现贫民窟，巴西的贫民窟现象一直在我国被树为反面典型，而我国目前的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却被当成正面在有意无意地被赞扬着。其实巴西的贫民窟被妖魔化了，巴西早已经不是我们传说中的那个有大量贫民窟的巴西了。目前巴西1.8亿人口中，只有不到15%的城市贫民，通过转移支付与就业计划，大量的贫民脱贫致富，81%的人口集中于城市，巴西也已成为目前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而巴西农村由于绝大多数农民被转移到城市，大量的农村土地置换出来，通过引入国际资本来圈地，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升，创造巴西的农业奇迹。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巴西从一个粮食进口国转变为世界大粮仓之一。巴西目前已变成过去全球主要粮食出口五大俱乐部的强大竞争对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与欧盟过去是世界五大粮食出口国）。 从1996到2006年间，巴西全国的粮食产值从230亿雷亚尔（230亿美元）上升到了1080亿雷亚尔，增幅为365%，巴西粮食产量的提高幅度令人震惊。巴西目前众多农产品出口世界第一：咖啡、甘蔗和柑橘出口世界第一大，咖啡、甘蔗、木薯和柑橘产量居世界之首，橙汁占世界市场的85%。大豆、玉米产量名列全球第二， 糖果是世界第三大生产国。巴西还是世界最大的奶制品、甘蔗及乙醇出口国以及世界最大的烟叶出口国，去年农产品出口总额279亿美元，进出口顺差近200亿美元，合1200多亿RMB。
我国目前新圈地运动、资本下乡的需求很大
我国目前新圈地运动需求很大，近两亿农民外出打工使农民离农倾向很强烈。其实没有必要非要把农民非摁在农村，应该允许农民把土地转包出去，转移到城市享受现代城市便利的生活与获得较高的收。从另外一个角度，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涉农企业食品安全供给压力越来越大，过去单纯从批发市场采购的农产品由于监管弱，出事概率很大，部分知名农企也急于到农村自己建基地以保证质量安全。还有一部分资金觉得目前城市的投资机会少，看到未来对农产品质量会有巨大的需求机会也希望到农村去投资。
新圈地运动的正面作用之一：解决目前我国农村空心村的低效率经营，提高农业产量，满足城市化的需要以及提高农民收入。
目前我国中西部出现不少空心村现象，也就是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庄，村里只留下“386199”部队。即使留在农村，种“懒田”现象也极为严重。过去的精耕细作传统由于粮食价格太低、年轻劳动力都到城市打工而使农村宝贵土地在低效率地耕作。这种现象其实对我国的粮食安全生产也带来很大的隐型损失。南方过去可以种植三季作物的可能只选择种植一到二季，缺乏了精耕细作，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也有巨大的效率损失。而资本下乡之后，即可以让原来种懒田的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也可以通过企业提供现代的经营与技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与产量质量。特别是以后我国的城市化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会造成我国宝贵的耕地在低效率地利用。
另外现代企业下乡，也可以大大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要。从粮食安全角度，资本下乡，可以提高优质农产品的种植比例，满足已出现了细分化的农产品市场需求。一般只有企业可以进行更高效、更有创新力的农产品种植。
农民通过把耕地出租出去，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其他产业活动，获得更多的收入，某种程度其实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
新圈地运动的正面作用之二：长远来看，满足快速城市化大量的人口将要离开农村的需要。
目前我国有城市户籍制度的仅28%，在城市工作半年但没有城市户籍的算上也仅46%，还有一大半的居民留在农村，享受不到改革开放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带来的福利。这种政策的维持其实对农民来讲是一个很不利的政策。农村地广人稀，分散居住，而我国的农村基础设施又普遍落后。如果把农村居民能够大量地转移到城市，不但他们的居住条件，如水、电、气等得到大幅度改善，产生集聚效应，农村也因此可以有效地节约耕地，提高规模经营效率。去年底与今年初我国提出了“城镇化新镇”，长远来看，未来大量的农村人口会转移到城市去，这样农村就会置换出来的大量耕地，通过资本下乡就可以把这些由于农民离开而空置的土地进行规模经营，满足我国粮食安全生产的需要。
新圈地运动的正面作用之三：保障大型企业原材料基地与质量保障
涉农企业如何保障原材料来源是安全的？一个好的做法是直接到农村租地经营。三聚氰胺事件后不少奶业企业开始在农村圈地自己建基地，例如乳业巨头伊利在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山东、山西、河北、新疆、四川等地建起了“横跨东西、纵横南北”的奶源基地，已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优质奶源基地，优质牧场近200个。另一巨头蒙牛也在全国建立了7个万头奶牛规模的现代化大型牧场，并且规划未来将在全国各地再兴建20个现代牧场。葡萄酒行业对葡萄种植的要求更严，一般农民生产的葡萄满足不了高档葡萄酒的品质需要，所以包括王朝、长城、云南红、华夏在内的许多国内知名葡萄酒企业在山东、新疆、宁夏等西部葡萄产区大面积圈地自已建原料基地，进行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仅宁夏贺兰山东麓，就吸引了张裕、王朝和国际葡萄酒巨头保乐利加、泰国德盛集团、澳门金龙集团等国内外巨头的青睐。 涉农企业下乡，一方面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与质量水平，另外一方面通过加工增值，也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
当然对目前的资本下乡等也有许多争议，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只好有比较好的规则，问题都会慢慢得到解决。
资本下乡一定会带来粮食安全问题吗？
这是目前资本下乡最受质疑的地方。早几年，有很多城市工商企业去农村发展，钻政策的空子搞房地产开发建设，比如建别墅、高尔夫球场等。如果城市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农业经营，占用更多的农地而又都不种粮，在某种程度上将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政策。
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然的。韩国也是允许资本下乡的，虽然他们的耕地比我国少得多。但他们有一个严格的规定，既在允许他们购买农村耕地时规定必须要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不能用来干别的。所以过去虽然我国也曾出现资本下乡出现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但完全可以通过政策的规定进行约束。不能够因噎废食，因为出现过圈地建高尔夫现象就禁止所有资本不能下乡就如同汽车出了车祸而不让所有机动车行驶一样无理。过去的乱象完全是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造成的。如果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定，以后这种乱象就不会再出现了。
资本下乡，通过经营高端农产品的生产来满足人们对食品的需求，丰富了菜蓝子，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某种程度上是对粮食安全有益的，因为空心村的出现，原来的许多土地在低效率地经营，企业的介入应该是提高效率与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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