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邓聿文：谨防改革陷入滞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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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ijing.com.cn/2010-12-23/110600376.html　
滞胀是经济学的一个名词，指的是物价普遍上涨，但同时，经济却停滞不前，失业高企，社会陷入不景气的一种状态。滞胀的出现，多半是货币发行过多却又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停留在流通环节和流通领域的结果。从根源上看，人们之所以不愿把货币引入实体经济，而是用来炒股、炒房、炒黄金和其他商品，是因为做实业辛苦，来钱慢，不如炒股等，财富效应大。
　　借鉴经济学的滞胀概念，用来描述中国当前的改革状态，我认为，也已或者将要陷入一种滞胀。从客观需求来说，中国改革远未到结束的时候，有些领域的改革还刚刚开始甚至还未迈开步伐，社会对改革有着巨大的需求，就好比物价有上涨的趋势一样；然而，社会却失去了改革的动力和共识，改革迟迟推行不下去，即使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最后也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就好比经济停滞不前一样。
　　最近的两件事情印证了我的判断。一是有关公车改革，自16年前提出治理公车私用来，公车消费的规模是越来越大，费用越来越高，据统计，目前全国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二是有关事业单位的养老改革，广东在2008年底推行的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因遭遇以教师为主体的事业单位人员坚决抵制，而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车改在16年间，虽然少数地方进行了所谓的改革，但国家层面的改革一直闻而不动，到现在还未拿出一个确切的方案。事业单位的养老改革国务院也虽然在2008年初出台了一个方案，并选取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进行试点，但迄今5家试点省市没有一家真正推开，谁也不愿开这个头。公车改革和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长时间停滞不前，不是社会没有改革的期望，最近几年，年年两会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把它们提出来，民间对它们的呼吁更不用讲，然而，车改和事业单位养老改革也就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无疑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热情，民间这几年对车改的热情就比以前少多了，至于养老改革，不但遭到改革对象的反对，除公务员外的其他群体，赞成的也不多。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是由行政主导——确切地说，是“内部人主导”。行政主导的改革当然是尽量使改革有利于行政部门，而改起别人来，则毫不留情。这些年来，人们看到，各个部门都借口改革，纷纷“开发”适合于本部门情况的“以权谋私”方法，并通过立法将这些方法“制度化”，保护自己的权力。这在养老改革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现在的养老制度被分割成四块，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工和农民分别有不同的养老。企业缴纳的养老费比率在全世界差不多是最高的，达到企业职工基本工资的28%，但职工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差不多又是全世界最低的；公务员的养老则有国家财政兜底，旱涝保收；事业单位职工养老现在参照公务员管理，但也开始逐渐向企业看齐；农民养老则聊胜于无。对这种不合理的、有悖社会正义的养老制度，社会一再要求改革，特别是对公务员的养老，意见很大，然而，养老改革由行政操刀的情况下，刀锋指向却是事业单位，对改革公务员养老的呼吁，则置若罔闻，如今干脆用法律将公务员的养老特权固定下来。前不久通过的社会保险法就对公务员的养老网开一面，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可以说，这样的改革，得益最大的，自然是行政部门，以及精于官商勾结和被**赋予垄断权力的部门等，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势，把转型中的制度变成了永久性、排他性地施惠于自己这个群体的结构。即便迫于民意压力，不得不对对自己“动刀子”，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在行政主导改革下，改革者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手段，一般是用货币来赎买权力。这在车改中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现在的车改试点，大致分为三类：一为公车货币化，二为公车集中管理，三为两者模式的结合，但无论哪种模式，均不外乎是用货币去换得官员放弃行使特权。改革初期，经济学家曾严格论证了在一个管制和特权盛行的社会，用体制外资源（金钱）购买体制内资源（权力）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来看，“赎买”式的改革方式也一直很流行，并非仅仅车改如此。不过，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改革初期的权钱交易（即赎买）范围还不是很大，程度更无法与现在相比，而从实际效果看，的确有利于打破僵化的体制；二是改革的对象还不是公务员队伍本身。可即使这样，由于赎买的代价很高，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腐败，从而使之不具有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权钱交易只能是一个悄悄进行的过程。
　　现在，当赎买以一种**政策的方式公开推行，而且面向整个公务员阶层后，就等于以改革的名义确认公车私用以及贪污腐败为合法。这样的改革无疑会产生严重后果。
　　首先，不断以赎买方式作为限制、取消公务员特权的手段，短期内或许很合算，但不断增加的赎买项目，最终会使整个财政不堪重负，甚至有被拖跨的可能。
　　其次，公务员群体既是这些改革的对象，同时又是其决策者和操作者，但作为利益团体，他们有着自己的利益偏好，为了满足其利益偏好而用赎买的方法，将会导致一个荒谬的结论，即腐败是应该的，不腐败反而不应该，从而客观上鼓励他们去腐败。
　　再次，公务员是公共服务、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等公共品的生产者，事实上，可以把公务员看作是权力这种资源的垄断者，从而，他也就具有一切垄断者所具有的通病，即用质次价高的产品谋取垄断利润。既然官员们靠垄断权力卖高价钱是合法的，那么其他垄断者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根本就不应该反垄断。
　　最后，如果赎买策略使用过于频繁，会在权力体系内产生一种自我强化机制，有可能对部分官员产生负效应，使其更加缺乏对自身权力性质的正确认识。特别是，如果每一次改革都是以官为本，以权为本，那么，必然会强化官本位传统和特权体制，这样，纳税人为了得到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利也就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代价，从而使改革适得其反。
　　总之，改革的行政主导，会造成民众心里有一种严重的被剥夺感，导致贫富和官民的对立，使得改革丧失正当性，陷入一种滞胀状态。只是在早期，民众还未显示出力量，很多有损民众利益的改革举措得以强行通过，而现在，在民众权益和阶层意识提升的背景下，再要强推一些民众认为可能会损及他们利益的改革，就不那么容易了，必定会遭到他们的坚决反对，此次广东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夭折就显示出了这点。
　　因此，改革要走出滞胀局面，不能再继续目前的内部人主导的改革样式，必须转向有民众广泛参与的、有他们利益表达的改革，让民众能够在制度创新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而不是被动等待改革加诸于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凝聚改革共识，开创出改革新局面。
　　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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