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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学之幸——石声汉先生古农学思想、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浅识_文化毕业论文范文

发布时间:2014-12-19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贾学之幸——石声汉先生古农学思想、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浅识_文化毕业论文范文 “贾学”之说,始于日本学者西山武一,旨为贾思勰《齐民要术》经典农学地位立名,颇道出国外汉农学家的创见卓识。西山曾为昔日“贾学之未能发展,表示极大遗憾”[1],既得石声汉校注本《齐民要术今释》,则欣然尽弃杞忧,赞叹今释之出为“贾学之幸”[2],中者研究《齐民要术》的学力和功德,也为这位日本贾学泰斗言中。 石声汉先生是位硕学多能型学者,治学精明睿智,又坚韧不拔。早年立业生物科学,为著名植物生家。中晚年转重古代农书校注整理,益擅博学交叉研究之长,深得《齐民要术》堂奥及古代农家者流的著作要领,遂以“贾学创始者”称著世界科技史学坛[3]。本文正是在创通贾学的制高点上,见识石声汉先生的学术境界,彰明贾学之幸所在。 一、学科思想——古农学的科学标帜 石声汉先生受任古农学研究时近“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弘扬传统的使命感,促其从炙热的现代生物科学转入“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4]的故纸堆中。当时新中国在规划宏伟的主义蓝图,继承中华古国数千年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遗产,是共和国奠基自立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未雨绸缪,告诫本党:“清里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申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自已的,绝不能割断历史”[5]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建国后传统和农学领域首先根据中央指示开展历史遗产整理,农学方面“清家底”工作在部督导下,制定规划,建立机构,延揽专才,起势有声有色.石声汉先生恰是在此鼎革时期的学术背景下,改道易辙,厕身古农书领域。石声汉先生对祖国农业遗产素怀珍重之情,大约青年时代就有兴于古农书的探索,唯因昔日社会条件所限而只能“临渊羡鱼”,但却从未自泯夙愿,多年来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学术动态。细读石声汉先生有关著作,许多古代农书农事似乎早有深思熟虑,某些重大的国内外农史资料早年已有涉猎或备录。石声汉先生与饱经忧患的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富有民族自尊心,曾负笈欧洲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博士,英国学者称其学术上有“剑桥气质”[6]。但他却并不自以为是,从骨子里痛恶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自信在古农书领域内本民族独具优势,颇不安于本国古农书研究水平落于人后,深为时人不自重祖国农业遗产而焦虑。从其现存信稿和有关口碑资料看,他多年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心里始终是个疙瘩”[7],在“文革”时期许多公众场合曾坦诚申明,维护本民族应得的国际学术地位,也是他倾心于古农学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业遗产宝藏自本世纪初始走上现代开发轨道,最初涉足者即为精于现代农学的专家,但在旧中国毫无统筹擘画的状况下,先觉者只能自发地进行零碎的个案研究,较新中国继承农业遗产的宏图大略和大规模的整理工作相去甚远。所以当石声汉先生筚路蓝缕进入这一领域时,仍面临着披荆斩棘的草创艰辛。特别是要遵循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清理数千年农业遗产,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里既要对历史悠久、内涵复杂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作出符合实际的认识,更要运用全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主导性学术思想。前辈学者初涉这个特殊的科研领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自己的学识和专长,逐步实践、探索,直至确立或选择这种学科思想,以统领整个研究工作。尽管他们对这一过程并无郑重声明或详确论证,但从其整体思路和具体工作之中仍可看出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途径、方法、风格等,即后人评论常谓的“治学路子”。石声汉先生整理研究农业遗产的“路子”集中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古农学”之中,他以此概括自立的学科思想,又用以命名主持的研究机构,作为鲜明的学术标帜。 石声汉先生标帜的“古农学”概念本身已很明确,顾名思义,古农学即古代农业科学;申言之,就是我国传统农业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的经验性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主要以古农书的载体形式在古代农业中演进。古农学的提出绝非即兴而名的标新立异,说到底还是石声汉先生在古农书整理研究中实践认识的产物。当农业遗产整理工作发起之始,中央农业部就邀集各方专家,确定以农书校注为遗产整理的重点,并直接领导组织了大型骨干农书的校释和出版。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总揽数千年祖国农业遗产中的珍藏,在博大深厚、纷繁驳杂的农业遗产宝库中首先划出易于科学开发的领域.石声汉先生则全力投入古农书中潜心探研,深入认识这一领域基本矛盾及其特殊性,准确地把握其学科范畴,给古农书赋于科学的意义,在历代农家的故纸中首次树立起“农学”的旗帜,作为一门当代科学研究不断从实践和理论上开拓。 石声汉先生古农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古农书校注研究之中,特别是在分析解释古代农事问题的观点、思路、方法等方面,更容易感受到这种学科思想的内涵。科学亦属历史范畴,农业科学也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形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传统古农学与近百余年的现代农学水平虽不可同日语,甚至在某些理论家眼里还有本质的不同,但毕竟是中国农业科学前后相承的发展阶段,古农学同样占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理所当然应归属于中国农业科学范畴。就实质而论,科学是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书记载中自成体统,有关生产系列、技术环节、农事概念等等,古今农学大体相通,唯建立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有所差异。前者立学于古代哲学观念,凭借经验性感知建立知识体系,后者立学现代生物科学理论,依靠实验性的研究建立知识体系。大约考虑到这种同中之异,石声汉先生命名时特冠以“古”字,以体现与现代“农学”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关系。他在给好友杨东莼先生的致函中所说的“攘窃前人所积,近年来思路渐成体系”[8],从总体看即指古农学学科体系臻于成熟而盲。古农学的学科价值,除资以科学地“识古”,客观地揭示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基本面貌和内部规律外,同时更有“察今”的作用,“古为今用”始终是我国农业遗产整理的方针,对此石声汉先生也曾有深刻的思考:首重古农学的直接使用价值,石声汉先生指出农书中尚有增产效益的技术经验,改进提高再用于农业生产;尤其重视至今仍行于农业中的传统农业工具、作物和技术知识,主张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加以和改造,发展其生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农业。次重古农学对认识我国农业传统和未来道路的历史价值。用石声汉先生的话说,“研究古农学,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农业所根据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还在于‘溯往知来’,为提高农业生产寻找广阔的道路”[2]。这种价值取向、也是我们今日探讨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基本思路。 任何新建学科都不可能一立而就,古农学建设必然经历长期的曲折过程,石声汉先生为此做了大量坚实的基础建设,自谦为“服务性的工作”。他通校了历代骨干农书,并加以理论的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和《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可视为古农学概论之作。同行学者在五六十年代也出刊许多重要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其中《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学史》亦屑古农学支柱性著作,从所有这些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即可反映出农业遗产整理高潮时期,古农学学科建设的规模和水平。在农业遗产研究领域,早期与古农学同时发生、相辅相兴的,还有农业历史学科,前者着重于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横向系统研究,后者则侧重整个古代农业的纵向历史考察;古农学为农业历史做了基本资料的深入研究,至80年代农史研究终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发展规模远超乎兴盛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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