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一个经济学人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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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2011-08-21 22:42:00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有1822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62)
整整一个上午，坐在咖啡馆里的陈志武都心神不定——那对宝贝女儿住处的空调坏了，他每半小时一个电话，催促维修工人上门，中途还为她们联系、安排美元兑现金。
俨然是一位细心周到、性情平和的好父亲形象。
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这位经济学者过着普通、寻常的生活，有自己的恋爱、婚姻、家庭、孩子，“人生的七情六欲，生活的一切，我都会去体验、经历。我觉得，一个人若要研究经济和人类社会，自己必须要体验普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
安排好女儿们假期的同时，陈志武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做调研，学术交流。在他的带领下，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正全面铺开，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地的11个省市，四十多个大学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市场和金融的认识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日程排得很满。现在，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
“暴风眼”之外
《南方周末》上的一则报道——《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吸引了陈志武。他用iPhone拍下报纸，发在了微博上。在这个有着320万粉丝的平台上，他就这个话题逐一阐述：“ZF权力的膨胀，是如何扭曲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而破坏普通人所能得到的机会和公平。”
他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故事。父母都是农民，童年和青少年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没看过什么书，那个时候一本书几毛钱，也没钱买。后来，他学现代金融学，常常感慨如果当时有金融工具，能把现在收入的一部分变现到那个时候去花，人生的幸福度该有多大的提升。当然，“那个时候，货币使用的限制还很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货。通货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而不是还需要粮票、油票、布票、火柴票。”
直到1979年考上大学，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除了继续打数学功底，大学4年最大所得是把外语学好，“每天坚持看《中国日报》、听美国之音，到毕业时，听英语广播已经不用和同学一样需要先在大脑里翻译成中文。”
他说：“其实，工科也是可以讲得很有意思的，启发年轻人的智力，可惜老师讲得很枯燥、很机械。譬如高中时，大家学过无限序列的求和，直到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保险、人寿年金、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才知道这个知识最初在西欧是怎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佛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
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而崔之元“很羡慕我的英语很好”。他们组织了一个X中心，两人合作翻译了阿罗的一本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陈志武觉得自己对工程没有多大的兴趣，想转到社会科学——“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
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如今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标杆人物，一个则是新左派的代表之一、重庆模式的鼓吹者。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想一想很有意思，当初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走到后来，我们对社会做出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他有许多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譬如他讲的鞍钢宪法、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他觉得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在国家主义、大ZF的安排之下，通过公有制，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可是，我认为，对人的本性、人的社会要有真实的认识。一旦把太多资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特别当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可靠的制约时，这种委托代理所带来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平等的破坏，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盲点。”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学术和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的年代。远在长沙的陈志武所接受的这些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启蒙知识，远远不及那些处在北京、上海这些核心城市的同时代知识精英们。
对陈志武而言，个人自由超越了一般价值，他选择了在“局外”观察中国。
北京的气温到了39度。整整一个上午，坐在咖啡馆里的陈志武都心神不定——那对宝贝女儿住处的空调坏了，他每半小时一个电话，催促维修工人上门，中途还为她们联系、安排美元兑现金。
俨然是一位细心周到、性情平和的好父亲形象。
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这位经济学者过着普通、寻常的生活，有自己的恋爱、婚姻、家庭、孩子，“人生的七情六欲，生活的一切，我都会去体验、经历。我觉得，一个人若要研究经济和人类社会，自己必须要体验普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
安排好女儿们假期的同时，陈志武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做调研，学术交流。在他的带领下，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正全面铺开，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地的11个省市，四十多个大学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市场和金融的认识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日程排得很满。现在，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
“暴风眼”之外
《南方周末》上的一则报道——《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吸引了陈志武。他用iPhone拍下报纸，发在了微博上。在这个有着320万粉丝的平台上，他就这个话题逐一阐述：“ZF权力的膨胀，是如何扭曲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而破坏普通人所能得到的机会和公平。”
他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故事。父母都是农民，童年和青少年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没看过什么书，那个时候一本书几毛钱，也没钱买。后来，他学现代金融学，常常感慨如果当时有金融工具，能把现在收入的一部分变现到那个时候去花，人生的幸福度该有多大的提升。当然，“那个时候，货币使用的限制还很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货。通货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而不是还需要粮票、油票、布票、火柴票。”
直到1979年考上大学，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除了继续打数学功底，大学4年最大所得是把外语学好，“每天坚持看《中国日报》、听美国之音，到毕业时，听英语广播已经不用和同学一样需要先在大脑里翻译成中文。”
他说：“其实，工科也是可以讲得很有意思的，启发年轻人的智力，可惜老师讲得很枯燥、很机械。譬如高中时，大家学过无限序列的求和，直到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保险、人寿年金、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才知道这个知识最初在西欧是怎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佛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
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而崔之元“很羡慕我的英语很好”。他们组织了一个X中心，两人合作翻译了阿罗的一本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陈志武觉得自己对工程没有多大的兴趣，想转到社会科学——“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
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如今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标杆人物，一个则是新左派的代表之一、重庆模式的鼓吹者。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想一想很有意思，当初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走到后来，我们对社会做出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他有许多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譬如他讲的鞍钢宪法、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他觉得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在国家主义、大ZF的安排之下，通过公有制，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可是，我认为，对人的本性、人的社会要有真实的认识。一旦把太多资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特别当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可靠的制约时，这种委托代理所带来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平等的破坏，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盲点。”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学术和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的年代。远在长沙的陈志武所接受的这些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启蒙知识，远远不及那些处在北京、上海这些核心城市的同时代知识精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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