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朱富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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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前中国青年学子急急乎追随主流，但聪明如邹恒甫、林毅夫之属也勉强入“三流”，我们能够期望其他跟着翻弄些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那些学子所有创新吗？当然，中国经济学人之所以不入流，除了国内的学术制度和学风存在很大扭曲外，更主要在于主流经济学的思维与中国人并不一致：它体现的是西方的行为方式，建筑在西方人的心理之上，而非是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有软性（或女性）特质。是以重拾旧文一篇以阐其理。

为什么中国经济学人不能“入流”？一种新认识

上文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体现了男性的话语和思维，而非对女性行为的刻画和世界，因而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打上了深深男性沙文主义。不过，男性主导的西方社会观念往往把男女之间的这种行为差异仅仅归因于他们的生理差别，从而确立了经济学研究对女性和女性活动排斥的合理性；但是，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制，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正是由于这是一种与文化相联系的社会性别属性差异，因而如果把男女之间这种社会性差别推广到不同特质的文化之间，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化适用性进行反思；例如，中西方人士在行为方式和社会气质上就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和分析工具则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认知所创造出来的，因而整个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和人员构成也必然受西方所支配，这可以解释中国人在主流经济学圈为何难有作为的原因。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男女的社会性征和东西方人联系起来，那么，就可以发现，从整体上讲，西方人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这表现为侵入性、个体性和占有性，而东方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化的行为特征，这表现为合作性、社会性和共享性；例如，正因为东方人更为强调抑制自己的需求，强调社会和谐与合作，因而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历来也要平和得多。也正因如此，当前中国人学习和研究源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面临着与女性学习和研究那种体现男性认知观的经济学的相同困境，而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数学水平不高，不会使用计量回归等工具，更不是中国人的英语语言不好，相反，这主要是对社会的认知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可见，强调普遍适用性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如何重构其脆弱的文化基础这一问题：正如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是为了揭示并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使经济学更好地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一样；为了消除当前主流经济学中对东方社会文化和行为的歧视，也有待于真正建立在中国人行为机理之上的中国经济学之振兴。

其实，尽管传统上中国人不喜欢脱离实际的抽象理性思维，并因此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科学知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不足的，且不说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技术发明，即使当今而言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正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例如，不仅近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正逐渐增加，而且，在数学领域中国人的贡献也有目共睹，华罗庚、陈省身等都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当今的丘成桐也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茨奖。即使那些在欧美学习经济学的海归派也往往具有深厚的数学功底，因为他们大多本身就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有海归学者也宣称，海外的中国人没有因为数学不好而学不下去的；林毅夫也认为，“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然而，尽管那些理工科出身的海归经济学者往往以自己身入主流经济学而沾沾自喜，但他们对经济学的贡献却是少得可怜；就目前来看，国内那些“著名”的海归经济学家能进三流已经非常罕见，而绝大多数甚至连任何“流”都末入，这是邹恒甫等人承认的。究其原因，这并不是中国这些人的智力不如西方人，而是当前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的假说显然与东方社会特别是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相差很大，这种学说是外在于中国人自身的生活的；因此，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深入肺腑的感觉，无法把理论于具体的深化环境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往往难以产生能够燎原的思想火花。也正因如此，尽管东方人特别是儒家社会中的人花了很大的努力去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但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的刻画以及由此推衍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依然无法达到西方人那样的深度，从而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无法作出被主流“认可”的贡献。中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知行合一”和“主客同体”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试想：如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是从自己切身的体认出发，而是可以接受外来的一套假设和学说，怎么可能深入的剖析社会行为的内在机理呢？

林毅夫曾预言，“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的经济在下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但是，笔者却不如此乐观，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学术繁荣和经济繁荣并不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往往是相反的，这就需要真正独立的并且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要能够领导世界，还必须真正阐释经济学发展的内因，这就涉及到对中国人行为机理的真正探究，也就是经济学的中国化问题，并将之推广而成为世界性的过程。实际上，经济学中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过程，同样伴随了一个经济学本土化变迁的过程：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具有较强的演化理性主义的特点，因而其理论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但是，美国受新教徒功利主义以及各种混杂文化的影响，反而具有了一定的建构理性，从而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虽然传承了新古典主义，但理论本身已经被赋予相当强烈的建构理性内涵，从而热衷于一般均衡的构建和完全理性的思维，乃至形成了对计量实证主义的普遍推崇。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和效率的优胜，那么，世界各地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来探究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但是，如果没有置身于儒家文化中的中国人的研究根基，这种研究必然是零碎的，而无法构建出真正基于儒家社会行为机理的理论体系。特别是，美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吸纳了源于英国的新古典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作一定的发展，根本上还在于两者的根本文化背景是一致的；但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之间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而如果现在不就开始对经济学的中国本土化作研究，那么，等待经济势力壮大后，经济学理论的重心也不一定就立刻会转移到中国，至少要滞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于这种看法，笔者认为，经济学如果不能真正地实现本土化发展，基于本土化的思维而提出系统的理论，那么，中国在可见的未来依然是无法掌握理论的话语权，甚至到了本世纪30年代以后也根本上没有可能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除非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海外华人。

因此，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研究思维的本土化，要在特定文化和行为机理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范式。林毅夫也指出，“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事实上，“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他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请专家匿名审稿。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固然理论要被认可必须具有规范性，必须能够让别人明白的话语表达出来；但问题是，应该遵循何种规范？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也存在不同的范式之争，有一些范式目前还处于非主流，但谁能保证它在今后不会变为主流，更何况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深陷了范式危机之中。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完全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最终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范式，而大家都以这种基本范式作为交流的基础；当然，即使如此，也必然会存在范式的争论，因为学术本身就是在相互争论中才得以发展的。其实，社会科学的发展关键在于形成一种真正求知的学术风气，只要有这种良性学风，那么大家也就会遵循一定的规范，从而促进学术的交流。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国际化的过程：一方面，如果真正建立了一个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就必然为国际所看重，这本身就已经国际化了，就如德国的历史学派、奥地利的维也纳学派、瑞典的洛桑学派一样；另一方面，儒家学说本身就是基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它根本上具有普遍性，而西方经济学理论却源于自然主义的思维，这与社会现象相脱节，这一点本书也将深入剖析。其实，正如林毅夫所说，“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越大”；那么，笔者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中国人行为机理探索的深入，必然会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总之，经济学理论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必须得到经验事实保持一致，也既能够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经济现象本身就是由人的活动所造成，它必然包含了主体性的作用，而主体性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下是不同的。因此，要在经济理论上所有创见，就必须充分了解社会文化伦理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等；也就是说，不同社会文化下的经济学是有差异的。钱穆就曾指出，“我们只听说‘天道’‘人道’，却不曾听人说‘物道’。我们也只听说‘天理’‘物理’，却很少有人说‘人理’”；因为“理”是指绝对的，不受人之行为所影响的，而“道”则是人的行为所开辟的，因此，“理”是惟一的，而“道”则可以“并行而不相悖”；显然，经济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所呈现出的正是不同的“人道”特征，而经济学本身所研究的就属于“人道”的范畴。

然而，主流经济学却把属于“人道”的问题看成了具有不变性的“物理”或“天理”，并在“天”或“物”的观念中把所有“人”的成分抹去了，而只留有“物”的成分，从而只见“天理”或“物理”，而不见“人道”。事实上，正如胡塞尔指出的，“我们常听到有人说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在他看来，这“归根到底涉及到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的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为此，胡塞尔质问到，“科学对于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对于我们作为自由的主体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

正因科学往往体现主体的认知，因而学术也就具有主观性和本土性，这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尤其如此；实际上，如果学术没有本土化，就没有根植性，也就没有创新性，当然也就没有现代性和世界性。但显然，目前的经济学“理论鲜明地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社会的自利观和个人主义信念”，因而我们对当前主流经济学有关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宣称必须抱有反思的态度，对主流经济学所崇尚的只关注事实而撇开价值判断的口号更应该保持学术的警戒。相反，如果缺乏相应的文化心理背景而一味地模仿“主流”经济学，那么，这种背景的经济学人必然是不能入“流”的，这种“流”的标准是依据西方的认知思维和行为特质设定的；显然，当前中国经济学就正处于这一困境，而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不仅需要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同时也需要依靠经济实力改变学术评判的标准和规则，到时中国经济学人就能够入“流”了，并且都会成为真正的“流内”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