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一）
三．工会与劳动力市场
1975年，约翰逊（Johnson）在涉猎众多经济学专业杂志的基础上，做了一项工会与劳动力市场这方面的调查，其结论是，工会问题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已经成了一只不受青睐的丑小鸭。然而，时过不久情形便发生巨变。到80年代初期，对工会问题的经济分析文献便滚雪球般地膨胀起来。在众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有两项也许值得筛选出另眼相看。第一项，是较多的关注并分析了工会目标的性质，在理论与实证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Oswald,1982;Dertouzos and Pencavel,1981）。诚然，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因为四五十年代所谓的罗斯—邓洛普大讨论就涉及过这一问题（关于大讨论综述，参阅Mitchel;,1972）。第二项，在麦克唐纳和索洛（Mc-Donale and Solow,1981）运用怕累托有效原理重新构建了有效谈判模型之后 [ 这一模型得自于早期由里昂惕夫（Leontief,1946）和费尔诺（Fellner,1951）发起的三次大争论 ] ，理论界的关注点便函转向了构建有效谈判模型方面，同时还与其他工会行为模型相比较，特别是比较了所谓的垄断工会模型（monopoly-union model），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了有效谈判模型在理论及实证层面上的应用效果（Ashenfelter and Brown,1986;MaCurdy and Pencavel,1986）。
对工会这方面的研究具两点重要影响。首先，是澄清和发展了工资谈判理论。研究表明，原来的许多模型都只不过是其他通用模型的一些特例，结果是，两个更一般化的模型脱颖而出并傲立于这一研究领域；一个是管理权模型（right-to-management model），一个是有效谈判模型（efficient-bargaintin model）。奥斯瓦尔德（Oswald,1986）的调查报告回顾并评论了这些模型。此外，为了检验这些新理论，实证性的研究工作也已经开始。其次，是揭示了工会谈判模型的局限性。这些模型所涉的变量只有两个，一个是工资，一个是就业；模型中只涉单个工会，且由既定的工会成员与单个企业进行谈判，而企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是固定的。但是，当工会与企业都为数众多时，这些模型的结论就恐怕很难经得住推敲。从企业方面看，很多战略性因素，如投资规模、研究开发费用等，既影响工会与企业之间的谈判过程，也反过来受这一谈判过程的影响；从工会方面看，会员可以影响谈判，谈判也可影响会员。这些双向影响作用，是广为人们认同的。
在过去的20年里，理论界还关注并研究了工会与雇主间谈判过程的模型化问题，不仅涉决定工资水平的因素，还解释了当工会与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何以会出现罢工行为。
早期的理论研究，大都或多或少地将焦点集中在罢工行为的周期性活动方面，从本质上看类属于经验性研究。然而，希克斯的产业纠纷模型却是一个例外。希克斯的模型始见于1932年发表的《工资理论》一书中（“Theory of Wages”，Hickx,1963,pp.136~158）。他的观点对现代理论研究文献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希克斯模型强调，罢工威胁是一个武器，它可通过集体谈判向雇主施加压力，迫使雇主不情愿地支付较高的工资。在希克斯看来，工会之所以能在提高工资和改善自身待遇方面获得成功，是因为如果雇主拒绝工会的要求，其有关的费用或损失可能会更大，出于无奈只好与工会达成协议。雇主易于妥协而工会趋于僵持，两种行为都蝇对罢工时限长短预期的函数。这一点，才是希克斯理论的核心所在。
希克斯认为，雇主面临的选择有两种，或是支付高工资，或是一任工人举行罢工，这要看两种选择成本的高低。
希克斯的观点是：多数罢工是由信息不完善以及双方的判断失误引引导的。因为“彼此摸底，协议总是可以达成的”（Hicks.1963,p.147）。希克斯模型指出了信息不完善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性，很多现代模型曾探索过这些问题、将相关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罢工行为理论分析文献中，阿什弗尔德和约翰逊（Ashenfelter and Johnson,1969）的研究成果代表着方法论上的一次重要革命。在此前的研究文献中，经济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罢工行为的周期变动方面；当两人的研究成果问世后，为了解开劳资（union-employer）冲突运行机制这个谜团，人们很快将研究重点转向了计量经济模型方面。
阿什弗尔德—约翰逊模型析分析构架在字里行间掺杂着一缕缕（Ross,1948）的“政治”味道：它抟工会看成是一项制度，同时还突出了工会领导与一般会员的区别。这种研究方法认为，工会领导的活动目标不仅在于使工会作为一项制度安排能延续下来并不断地发展壮大，而且还在于突出其自身存在的政治意义，并强调工会领导与一般会员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模型是一个确定最佳选择的问题：面对工会的“最后索求“（the last demand），最后索求的含义是合约到期时，工会向雇主索要的而一般工会成员又可以接受的工资增长幅度。——译者注），雇主或企业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妥协，满足工会的要求，如是罢工则不会发生，二是顶住工会的压力，由它去吧，目的是为了降低下一个合约期内的工资成本（其相关的成本是停产或短期歇业）；雇主将比较两种选拔的成本，以便“两害相权取其轻”。罢工期间，利润将付诸东流，如果能顶住工会的罢工压力，将来的工资成本或可降低，利润又会相应地增加；有所得必有所失，这是雇主在A-J模型中必须面临的两种选择。
A-J模型虽然比较复杂，但却特别重要。原因在于，一是它提出了一组可以检验的假设，二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既扎实又不乏合理性，三是考虑到了许多经济变量对罢工行为的影响。
批评A-J模型的观点，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证方面的。
从理论方面看，模型的主要缺陷是它的“一厢情愿”法，即工会先行确定y0,，而后与雇主进行谈判。实证研究也表明，A-J模型的“表现”令人相当失望。尽管最初获得的实证研究结论看上去不无道理，但是，将这一模型应用于其他时期的样本数据时，其整体“表现”便大失水准。
对罢工理论的实证研究还在继续，研究者们或正在拓展，改进A-J模型，或正在以其他数据对它做进一步的检验。近几年来，罢工理论又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涉足的领域有：信息的作用，信息成本，信息不对称等等。
1．信息与罢工行为
A-J以及包括法勃在内的其他拓展模型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们自始自终地假定，工会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将采取“要挟与工资增长（y0）”（即the threat-accompanied money-wage-demand，是博弈论的术语。——译者注）并用的措施。其假定的谈判过程是：工会先以y0与雇主协商；雇主在完全掌握了y0以及工会妥协率的基础上，面临的抉择是一任罢工发生，还是向工会妥协，满足工会增长工资（y0）的要求；这要取决于哪种选择能提高企业未来利润流的现值。
近期以来，很多不满足于A-J模型的研究者们，纷纷从希克斯的观点出发，着手探讨信息与罢工的问题。在谈判—罢工过程中考虑信息作用的模型主要有两个，而且相互间还具有一定的联系：一是由于信息不完备，一方可能对另一方的态度或位势产生错误的判断，所以罢工有可能发生。二是工会或雇主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
2．罢工是信息不完备的结果
摩罗（Mauro,1982）的新著构建了一个模型，发展了希克斯关于信息不完善重要性的理论。摩罗认为，罢工是双方误解的一个后果。误解的起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双方在谈判过程中使用不同的变量建立各自的妥协函数；二是双方未能充分掌握彼此的态度及位势。在摩罗的模型中，如果一方在判断对方的位势时“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而对方实际上却“另有所图”时，则罢工行为也会发生。
3．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罢工模型
罢工的缘由在于谈判双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持这种观点的理论模型在近几年的研究文献中层出不穷（Hayes,1984;Turk,1984;Tracy,1987;Booth and Cressy,1987）。尽管模型中所涉猎的内容互不相同，但其基本思路大抵是一致的：一方（尤其是雇主）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信息较少的一方通过观察对方的行为可以推断对方妥协位势等有关数据，因而，谈判过程发挥着学习机制的作用。其中，有代表性的模型是由特雷西（Tracy,1987）完成的。该模型假定，可供工会和雇主“瓜分”的租金（或蛋糕）规模存在着不确定性。根据特雷西的理论，此类租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准租（quasi-rents），由雇主与工人间匹配的特殊性决定，从而使工会内部成员的劳动效率比外部成员高；另一部分是垄断租金，起因于企业的垄断与限制产量。为了简化起见，特雷西对谈判过程做了这样的假定“雇主对可提供给双方侵害的租金是一清二楚的，但工会对此却稀里糊涂。在这种条件下，谈判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工会在每一轮谈判中都抛出一个合约报价（包括工资率），然后观察雇主的反应，凭此来破译雇主所掌握的私人信息。
只要得自于下一轮谈判信息的收益大于其相关的成本，谈判就会持续下去。当原来的合约已经到期，且继续谈判或学习过程的成本大于其收益时，罢工行为就会发生。在特雷西的模型中，罢工被看成是解决争端的最后武器。
- 扫码加入“考研学习笔记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