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11-02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洋务运动期间，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生活。他们中有的掌握了大权，如总税务司一职及各海关的主要负责人，长期以来都由洋员担任。有的则担任军事顾问、教官，帮助中国组建近代海陆军；英国军官琅威理甚至受任为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副司令)。而当时被称为洋务的各重要建设项目——造船、机器制造、铁路、电报等，也几乎都离不开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为数更多的人则活跃在领域，其中多数是传教士，但又分别充任各类学堂的教习，或长期从事出版等活动。简单地说，洋务运动与在华西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海内外学人对此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问题之一是如何从总体上恰当地评价他们的活动?这是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难题。这些外国人流品不一，地位各异；而每一个人的活动又是多方面的，其思想在不同时期往往有变。不过，这并不等于没有轨迹可寻。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些方面作些探索，也许对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助益。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 翻检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在华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是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两个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四十一卷第42、44页，中华书局北京。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则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鮝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同上四十二卷，第59、62、47页。他们在清代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有些史家仍认为他们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中国近代史词典》第73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官场十分腐败。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18页。 军队则“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页。 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同上第15页。 腐败带来恶果。“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同上。如不急图改变，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27页。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 30年来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15－16页。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 为此，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现代替循环复古的怪论。“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4页。同时，要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22页。而且应该由中国主动改，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5页。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同上第31页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18页。此外，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时间已经过了120多年。回首话当年，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意见呢? 这些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今天看来，这些都已洞若观火。 可是，史学界对他们的建议的看法实际有很大的分歧。这主要出于对三个问题的不同认识。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这些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而我们的多数史家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程，又是由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艰难历程。这些洋人连鸦片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都不敢正视，一味谴责中国的不足，这当然与历史实际不符。不过，假如我们走上另外一个极端，不承认清代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同样也与历史实际不符。这些洋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二是怀疑“照约办理”，力求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否正确。这只要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