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货币信用危机，实质上是生产过剩危机与货币信用危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危机往往是与整个经济的危机相伴而生的，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对货币危机的研究是与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从《资本论》相关论述可以看到，货币危机往往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先导和表现；而作为危机先兆的货币危机，并不是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说：“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由此可见，我们研究金融危机，不能只局限于从金融现象本身来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必须深入到再生产过程中探本溯源。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形成原因的解释，大多还停留在现象层面上，如超前消费、房地产泡沫、金融衍生产品泛滥、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严、货币政策失误、投资者低估风险等等。也有人将金融危机的成因归咎于人的贪婪本性，这种将危机根源追溯到人性贪婪的“原罪论”，大概也算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了。

　　对于当前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用大量的事实来分析危机的根源，更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参考。

　国际著名左翼学者罗伯特·布伦纳认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生产能力过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愈演愈烈.西方国家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一直拖延对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的摧毁。面对总需求长期不振、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局，各国政府采取更为有力也更加危险的经济刺激方式，这就是“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从而导致了当前的灾难。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在2008年11月刊发了编辑乔尔·戈伊尔的评论文章，指出住房和债务泡沫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显著不平等。在美国，近几十年来资本家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工人的实际工资被不断压低，几乎所有新创造的财富都被资本家夺取了。1973年美国人均GDP是2万美元，2006年是3.8万美元，增长了90%。然而在此期间工人的工资却下降了，1973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是每周330美元，2007年下降到每周279美元。工资要维持家庭生活水平，除了工作更长时间、从事更多工作之外，只有通过房屋抵押贷款的方式来举债消费。这种财富从工人阶级向资本家转移的过程，为潜在的投资行为提供了大量资本。但是资本不是用来投入新技术、新厂房或新设备，而是大多投到利润率最高的住房、建筑和金融部门，这些投资大大刺激了住房和债务泡沫。

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在《每月评论》2008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通过对房产市场泡沫危机演化过程的剖析，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部门停滞与金融部门膨胀的根源。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人数相对较少的个人和公司掌控着生产与金融部门，其目的在于造福小部分的市场寡头垄断者。在这个阶段，实体经济已无法吸纳寻求投资机会的生产剩余，经济陷入严重的停滞状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1972至2007年期间平均只有79.8%，而1960至1969年期间平均利用率达到85%。膨胀的金融部门暂时阻止了经济状况变得更糟，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金融化作为增长的关键手段。但是，金融化仅仅是一种弥补经济停滞的方式，越来越集中的巨量资本除了严重依赖金融和投机活动，找不到其他的可以按照期望的利润率继续赚钱的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固有的深层次矛盾。

最后我想谈谈关于防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危机的几点思考 。中国“入世”以后，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并与国际接轨，世界经济的波动会直接作用于我国国内经济，经济危机可能性存在的客观条件更加充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加以避免或减轻经济危机：

（一）
进行宏观调控，防止市场失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极具活力的自由竞争机制优化了资源配置，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但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要求政府必须进行宏观调控，并在一定限度内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一是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监督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二是将市场调节和政府规制结合起来，在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以及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供需平衡

近几年来，国内需求不足、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并有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诱因。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国内供给，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供需平衡：一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我国必须立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投资重点转向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积极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用新技术改造、充实、提高传统产业，顺利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各级地方政府的认识，避免在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驱动下的重复建设和盲目生产，减少无效供给。二是通过调节社会分配结构扩大内需。政府必须积极扩大就业渠道，解决失业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提高其生活消费能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搞好住房、医疗等各项制度改革，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增强消费的信心；通过提高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等途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农村市场需求。

（三）深化金融制度改革，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在经济危机中有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提高金融体系自我控制风险的能力，使“信用”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杠杆：一是商业银行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内控机制，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二是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功能，并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社会监督；三是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由货币政策工具引导的形成机制；四是鼓励发展各种所有制的、区域性的中小金融企业，以此作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四）坚持对外开放，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随着经济日趋全球化、国际化，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对外依存度越高，爆发经济危机的风险越大，因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是吸取不同国家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组织的原则，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国家安全形成有效保障；二是尽快建立健全国家经济安全的监督机构和监督程序，防止外国资本转嫁经济危机；三是加强对外债、市场竞争、反垄断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并不断加大执法力度 , 严厉打击外资经营领域里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行为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运行的因素，以此维护和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

总之，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条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诸环节和方面使之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