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5-04-10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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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刑事法律关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相关认定

（一）精神病人的分类
我国精神病人分为：完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三种
（二）精神病人的有关法律规定及责任
我国法律对三种精神病人情况有如下解释，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定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精神病人应否负刑事责任，关键在于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第二，行为时是否有辨认或者控制能力，既不能根据行为人的供述来确定，也不能凭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来确定，而是必须经过法定的鉴定程序予以确认;第三，对因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并不是一概放任不管，而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强制医疗。完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第18条第2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力，因此，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第18条第3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是介于前两种精神病人之间的一部分精神病人。 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相比，这种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不能象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那样，完全不负刑事责任。但是这种人作为精神病人，其刑事责任能力毕竟又有所减弱，因此，我国刑法规定对这种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现有刑事法律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规范的问题分析
（一）精神病人的犯罪类型、手段及危害性
在司法中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认定是从实际中考量精神病人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结合其犯罪的主观方面的特征，进行客观的综合性评价。仅从客观方面来看，精神病人实施的犯罪多是杀人、伤害、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而应结合其犯罪的主观方面的特征，进行客观的综合性评价。而且犯罪手段残酷、造成的危害后果严重。但这种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是表面现象，其后起支配作用的，实际是受紊乱的精神活动制约而有所缺损的意识力和意志力。这就涉及对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作出认定的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在能够正确认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基础上，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只有对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作出正确的估价和认定，才能保障刑罚的准确适用。
1998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作出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19条、第21条、第22条，关于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如何对被鉴定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作了如下规定：对刑事案件被鉴定人责任能力的评定.被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经鉴定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为具有责任能力，具有精神疾病的既往史，但实施危害行为时并无精神异常，精神疾病的间歇期，精神症状已经完全消失。对刑事案件被鉴定人行为能力的评定。
（二）无刑事责任能力认定
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不能行使诉讼权利的，为无诉讼能力。控告人、检举人、证人等提供不符合事实的证言，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缺乏对客观事实的理解力或判断力的，为无作证能力。被鉴定人是女性，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在她的性不可侵犯权遭到侵害时，对自身所受的侵害或严重后果缺乏实质理解能力的，为无自我防卫能力。被鉴定人在服刑、劳动教养或者被裁决受治安处罚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其无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为无服刑、受劳动教养能力或者无受处罚能力。在当时医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精神病的判断往往局限于这样的观念：精神病人就是指完全丧失了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否则，就不是精神病人。
（三）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
不认为精神病人与正常人之间存在一种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然而，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简单地把精神病人划分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者和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者是不科学的。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诉讼行为能力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功能也不相同，不应简单的以责任能力鉴定代替诉讼行为能力鉴定。刑事被告人的诉讼行为能力，是指被告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并在意识力和意志力的支配下自觉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和其他诉讼行为的能力。他主要受由感知、记忆和表述等三种具体能力所构成。受精神疾病的影响，精神病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会不同程度的遭受损害。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不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实体问题，而仅影响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程序问题。当其在诉讼阶段被判定为限制诉讼行为能力时，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决定诉讼程序进行与否：无须凭借被告人供述，已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继续进行诉讼；没有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据，而有赖被告人供述证实案件事实的，应中止诉讼，并待条件具备时恢复诉讼。
（四）从社会危害性方面认定
犯罪的精神病人虽然由于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不对其施加刑罚处罚，但他的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从预防保护的角度出发，应对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其不致继续危害社会，这称之为非刑罚处理，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对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规定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实施和解除标准，随意性较大；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决定者，是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还是由法官决定；没有确定强制医疗的具体实施者，对强制医疗的过程也没有规定，包括医疗过程的监督、医疗费用的承担等都不明确。
（五）从他国和地区相关做法认定
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是由法官裁决的，但各国和地区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美国对这类精神病人主要有刑事交托监管、民事交托监管等措施。所谓刑事交托监管是指将犯有某种罪行的精神病人，通过刑事审判程序交付精神病院或精神康复中心监禁。民事交托监管则是根据某人患有精神病并对他人构成危险的判定，由国家对其采取强制拘留或其他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我国应该根据具体国情，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确立自己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
将强制医疗的标准确定为实施了暴力行为而因其犯有精神疾病不予刑罚处罚，但其对社会时刻具有现实威胁，由其家属或监护人看管治疗仍不足以防止该危害性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其实施强制医疗；
裁决的主体应该是法官。强制医疗虽然只是一种医疗手段，但其涉及到对被医疗者的人身自由的限制乃至剥夺，从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出发，还是由法官裁决为宜，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法官裁决的内容应包括裁定实施强制医疗以及裁定解除强制医疗；
强制医疗的具体实施。我国目前对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大都安置在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治疗，因此具体的强制医疗可以由法院裁决，公安机关组织实施，在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治疗，费用由精神病人家属和国家按照一定比例分担。强制医疗应实行不定期制，根据病人的病情轻重确定不同的治疗时间和不同严厉程度的管理方式。病人出院必须经医院确认该人出去后不致对社会造成危险，并提请法院裁决。
三、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规范的缺陷
（一）旧中国1935年《刑法》相关规定的缺陷
旧中国1935年《刑法》第19条规定：“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心神耗弱人之行为，得减轻其刑”，同样在立法上采取单纯生物学标准，而其司法解释却认为，“刑法上之心神丧失与精神耗弱，应依行为时精神障碍程度之强弱而定，如行为时之精神对外界事物全然缺乏知觉、理会、判断作用而无自由决定意识之能力者，为心神丧失；如此项能力并非完全丧失，仅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显然减退者，则为精神耗弱。”这种在立法上采用生物学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折衷标准的状况，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单纯生物学标准的局限性和不便实际操作的缺陷。
（二）1997年《刑法》相关规定的缺陷
我国1997年《刑法》第18条规定，行为人必须在具有完备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前提下，才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刑法上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与通常意义上要求人们对自己行为负责任所必须具备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不是表现于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当中，就不具有刑法意义；也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应理解为，行为人具备认识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并依据这样的认识而自觉有效的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这是刑事责任能力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确定的行为能力的本质所在。特别是基于各部门法律所调整的行为人权利义务性质及行为复杂程度的差别，法律判定行为人有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标准，即认识、判断和决定自己行为能力的性质及程度的划分标准，必然作出不同的规定来加以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行政行为能力的人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例如一个精神病人往往不是在所有行为下都是精神错乱的。

四、完善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及建议
怎样能快能好的处理精神病人得刑事法律责任问题，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加快精神病卫生立法进程
精神病人之所以会危害社会，是因为其心理健康存在缺陷，那么，对精神病人最直接的保护无疑应当是治疗。近来，由于社会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大，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凸显出来，因此，《精神病卫生法》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精神病卫生法》主要应当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加快精神病卫生立法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的犯罪问题。
（二）刑法的修改和完善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只是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仅在必要的时候，才由政府强制医疗。而“在必要的时候”这样的规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常常因无法把握，而使该规定留于形式。因此，我国刑法应当作相应的修改。例如，规定精神病人犯罪必须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直到其经评估被认定为确实康复，不致再危害社会，才能准许其回归社会。与此同时，应对监督评估的主体、程序等进行严格规定，保证评估认定的有效性、合法性。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法律都有相关规定。
（三）设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机构
与法律的修改相适应，我国市级以上的地区应当设立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机构，专门收治犯罪的精神病人。这里的“强制医疗”意味着犯罪的精神病人必须被送入强制医疗机构进行医治，而不是“在必要时”，才由政府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监管机构，只是设施及条件更象医院罢了。
（四）监护制度的完善
精神病多由心理健康问题所引起，对犯罪的精神病人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事后控制，而更重要的，应该是“管端控制”，即事前预防。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对病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的精神病人，家人的关怀和照顾对病情的恢复和控制更为积极有效。和谐的家庭环境不仅使病人舒心从而稳定病情，同时，可以在最初防止病人在病情复发的情况下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监护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必然是事前预防最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节对监护制度进行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了哪些人可以担任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该条是对所有无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的职责作出的笼统规定。目前，我国法律尚未针对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详实的规定，然而，基于精神病人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的特殊性，法律应当对这一人群的监护制度作出特别规定。例如，监护人的职责应当包括对精神病人进行严加看管和医疗，而不应仅限于作为一种精神病人犯罪后的补救措施；对于精神病人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监护人应进行赔偿。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赔偿责任。但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尽了监护责任”的界定标准。笔者认为，监护制度的完善应当从监护人的范围、监护人的确定原则、监护人的职责、政府作为监护人的特殊职责以及对于流浪的精神病人监护责任的确定等方面进行。
综上所述，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的严峻性不仅表现在数量及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方面，还包括对该问题的处置，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因此，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管理和控制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须提上议程。法律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最有力的武器，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并对有关的单行法规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切实保障精神病人以及其他公众的合法权益，使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真正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