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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从傲慢到谦卑
萧伯纳曾有一句名言：“即使把所有的经济学家放在一起，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
想想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其起因和过程，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错误的结论是不是太少了？确定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
今天，我将尝试使你们相信：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必须扩展其研究的范围，从而能够与今天的挑战更加相关。它必须帮助决策者面对复杂的、多方面的问题。
它必须以对实证的关注为基础，这是最近出现的可喜进步，不过，却不能允许自己仅仅追求狭隘范围内的数据。
它必须拓宽范围，以便能够更好地将新兴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囊括进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弃预先定好的模式或蓝图，放弃预先提出的解决方案，采取探究、合作、开放的态度。
二、我们是否做好了解决当今棘手问题的准备？
经济学对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世界曾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经济学并不能总是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上，它常常错的一塌糊涂，正如我们在最近这次危机中看到的那样：错误的理念导致了错误的结果，我们至今仍在为之付出代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曾被授予许多配得上这个称号获奖人，但是，它也曾被授予那些热衷于数学模型人，这些人将数学模型建立在对人性夸大了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曾注意到，在物理学界，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正确，而在经济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常常是因为杰出。
建立在这些模型基础上的时髦的投资组合理论声称，已经掌握了我们世界的不确定性。这种傲慢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变成了谦卑，而正是这次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危机。按照这种理论的风险模型，一家投资银行连续几天内遭受的损失之巨大，其发生的概率为14个我们宇宙寿命的时间内才会出现一次。
和帝国一样，理论也以时兴与没落相互轮替而出名。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一方面常常沉迷于社会科学的过份自信中，另一方面又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科学抱负。然而，近来它与心理学和历史的相互影响明显增多了 — 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发展经济学，这个专门研究如何促进发展的领域也为经济学大量地添加了自己的流行时尚。如同每个好的时装设计师一样，世界银行在设计这些时髦款式的时候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二十世纪50年代是世界银行从事重建工作和工程项目的早期年代，当时我们的经济局职责范围相对狭窄，只负责对拟议的项目进行财务可行性研究。然而该局副局长Paul Posenstein-Rodan却寻求用“大推动”理论将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概念化。他的理论认为：发展有赖于同时扩大各个国内行业，因为国内行业能够产生对彼此产品的需求。此后不久，一些东亚经济体开始快速前进，而它们的发展却基于“更狭隘”的出口拉动的增长。
也是在这个年代中，发展经济学家做出了这样的假设，即发展中国家一旦得到资本并使其与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就能实现“起飞”。而前苏联则似乎通过“强迫储蓄”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第三世界可以通过外援填补“储蓄缺口”。
二十世纪60年代，世界银行扩大了研究领域的范围和数量，在二十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寻求的是增进对贫困原因的了解和加强对克服贫困的政策建议的研究，尤其侧重的是农村领域。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它逐渐变得更像一个发展机构而不是一家银行。
1972年，Hollis Chenery成为世行的第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因为受到Simon Kuznets的影响，他组织实施了世行的第一个包含大量数据的定量研究项目。而Kuznets因其在实证基础上对增长和发展的解读于1971年荣获诺贝尔奖。
二十世纪80年代，研究的侧重点已经转向了市场激励机制、实现适当的价格、能源以及宏观经济调整。
80年代后期性别和环境问题出现在世行的研究日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改革以及艾滋病的出现成为1989年以后世行研究特别强调的领域，同时世行还首次尝试对“东亚奇迹”做出了解。贫困、不平等和腐败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题目中。
2000年以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以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有在贷款中已经多年受到冷落的基础设施和农业所发挥的作用成为研究的重点，同样是重点的还有脆弱国家的问题，这些国家薄弱的机构使它们很容易发生冲突并且对发展构成了特别的挑战。
世行的这些贡献令人印象深刻 -- 纵然思想的圣殿常常在生活现实的袭击下坍塌，我仍然钦佩为搭建真知灼见的穹顶而做出的努力尝试。
但我们仍不妨问一问：发展经济学到底把我们引向了何方？它是不是很好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对主导模式就已有质疑，并有感觉需要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重新思考。危机使得这种需要更显迫切。
过去数十年中，医疗卫生、教育和减贫方面取得了诸多进步。在1980年以后的25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贫困人口比例减少了一半以上，全球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将近一半。
但是，成功分布的并不均衡，许多国家仍因为在克服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缺乏进步而备受挫折。千年发展目标是衡量进步的有用尺度。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东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尽管全世界将会实现到2015年时将极度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近来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这方面的进步却仍然极度缓慢。在国家层面上的进步分布的更加不均衡，87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只有45个已经实现了或者将会实现减贫的目标。
这次的危机也使得其他一些影响更广泛的挑战凸显出来。
就在各国逐渐复苏的时候，许多人提出了有关在他们看来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他们担心最初的快速增长升会放慢，他们需要等待许多年，经受痛苦的挫折才能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成功使得国家的作用成为一个问题。有效的、恰当的政府角色是什么？促成者？公平又明确的规则裁判员？
授权者？投资者？所有者？还是赢家的指定者？
全球化和改革带来的益处尚未惠及多数穷人。许多人认为《华盛顿共识》中的经济政策处方并不完备，对制度、环境以及社会问题缺乏关注，简而言之就是不足以担当指导哲学。
其他人则为“正统”政策欢呼，认为这些政策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了危机，并指出某些发达国家正是因为偏离了有关金融和预算的正统训诫才使自己陷入了极度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