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谢谢谢谢大哥大姐们 一定要发表建议啊 我急用啊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是什么,请用具体例子加以说明。(可以是虚构,也可以是现实)三、试列举我国劳动力利用不充分的表现,并试着说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四、案例分析1、12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投放了500元,建起了“龙水头扶贫基金会”。12年后,基金会已经发展到三个村,最初的500元也滚动到了100多万元。基金会受到当地群众欢迎,许多农户因此而脱贫。然而,在2001年曾差点被当作“非法集资”而取缔,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合法的身份……茅于轼: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的金融规则,它不允许这样做。我们的金融规则需要好好改。(源自山西青年报2005-3-7)问题:(1)资金在扶贫开发中是否是最重要的要素?为什么?(2)金融规则可以怎样改?[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1916:12:16编辑过]
张培刚,1913年7月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张培刚先生是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47年度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这一论著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张先生因此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正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他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全面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引导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发展经济学》,将发展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总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问: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说趋势如何?我们早几个星期开了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也有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前途如何?趋势如何?这个问题,在全国广大的人群中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现在我国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改变这两种私有制的过程中,凡是处在这两种私有制地位的人,都发生前途如何或叫趋势如何的问题,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中,不晓得将来会如何。本来,对前途问题,我们的宪法已经规定得很清楚,在去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过,关于五年计划等各种文件也都讲过。为什么还是经常发生这个问题呢?原因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地位的人,对改变这样一种制度,自然地会发生不晓得明天怎么样的问题。说完全不晓得?也不是。晓得一点,但是问题还是发生,还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贡献一点意见,就是说,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是不好的,每天难过日子。旧社会就是那样子,无论哪个阶级,自己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是在被统治之下的,他们得不到什么权利,命运操纵在人家手里。统治阶级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比如国民党政府,它也是不安的。我们有一个一定的发展方向,有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把握,应该是心安的。但是对这一点要讲清楚,并且要经常讲。如果不经常讲,今天安了,明天又可能不安。比如讲统一战线到底还要不要?现在经常发生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它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集团,少数人或者个别的人,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这么一个问题。这是要看统一战线存在下去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对劳动人民事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来决定的。刚才陈云副总理说,我们的道路很宽广,将来不怕没有事情做。我们跟国民党那个时候完全不同,我们的事业很宽广,每年都发展,我们不怕人多。我们已经在长期革命中证明,有统一战线比没有要好。革命战争时候,就是找不到许多人,哪能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找了许多人坐到这里来开会。那时候,国民党不许可嘛,他们不赞成我们,讲共产党许多坏话,说什么共产党不像样子,头,就不只一个,有三个头,样子也很难看,一句话,是坏透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国民党拿这种话到处讲,讲得许多人也似乎相信了。那个时候,要找人谈,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困难。现在证明,建立了统一战线对我们有帮助,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因此,统一战线要坚持下去,宪法上已经作了规定。 总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发展,与国民党的事业一天天地缩小相反。现在我们的事业,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欺负,包括国内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建设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大家应该安下心来。我总劝朋友们,经过你们再劝更多的人,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最好全部用抽水机,因为抽水机它不是七上八下。这样,睡觉就比较好些。刚才陈云副总理讲的话,也是抽水机性质。不要发愁,开始会有困难的。比如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是否妥当等等,会有些问题发生。但是经过商量,经过考虑,经过调查研究,总可以实事求是地求得解决的。这样,大家就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工商业改造的全面规划里面有宣传这一项,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现在,听到各大城市工商界都有学习的组织,我们很高兴。参加学习的人应该逐步地扩大,每个城市要有几千人,要逐步地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应该学习的东西。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要有比较少数的核心人物。这次召集会议,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在工商界里面,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的人。这一点是不是可能呢?应该是可能的。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工商界已经有一些人觉悟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懂得国家的方针、政策,因此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设想:经过工商联、民建会、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壮大这么一个队伍,达到全国有几千人。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我曾经同一些朋友说过,并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要共产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准备共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广泛宣传。这个东西是历来被人家说成不好的,曾被蒋介石说得很不好。最近几年情况虽然变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对实行社会主义动荡不安。由一种制度变为另一种制度,他们势必不安,因为还在变嘛;变了以后,在一个时期他们还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旧制度的残余还在脑筋里面存在着。新制度的宣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要逐步宣传,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强,使旧制度的残余逐步减少。工商界的人中间也会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更觉悟些,有些人不觉悟些,甚至最后还有一些顽固分子。资产阶级连他们的家属,大概有七百万人左右。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小商小贩、独立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厂的工人),有两千几百万人。两者合计有三千万人左右。面对这么大一个队伍,应该有一个整个的宣传教育计划。有许多工商界的朋友提意见说,五年计划报告中间关于宣传教育方面提得不够。我说这个意见提得好,过去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全面规划。今天到会的有政府许多部门的同志,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你们就没有管这个事嘛。而且,宣传的时候要作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据我们看,经过这几年,整个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作这样一个总的估计,我看是合乎事实的,是需要的。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基本的估计,我们就不能建立信心,工商界本身会没有信心,向他们进行工作的人也会没有信心,感到横直是不能改造嘛,横直是没有希望嘛,那个私有制无论如何拔不掉嘛,根挖不掉嘛!那有什么办法呢?白费力气,搞了五六年了,成绩没有,或者有也很少,总而言之,搞社会主义改造,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路线错了。是不是能这么说呢?我看,不能这么说。能不能说工商界在抗美援朝、经济建设、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买公债等方面一点好事没有做,一点成绩都没有呢?我看,不能这么说,也没有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对整个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应该肯定他们的成绩,不然就没有信心,下文就不好办,而且那种说法根本不合事实,因为这几年确实是有成绩的。当然肯定成绩并不是抹煞缺点,是会有缺点的。是缺点就说是缺点,缺点有多少就说多少。这就叫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我们不要那个不实事求是的方法,不要片面的分析方法。不实事求是就是主观主义,片面分析就站不住脚。 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地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如果新制度不能证明比旧制度大为有利,那新制度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五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分,才给他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是要当一当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再谈谈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方法可以好一些,也可以差一些。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各个党派、工商联,中央同地方,都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为什么企业偷税、漏税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领导者对他们宣传教育得不够。学习多一些,偷税、漏税就少一些,没有学习的就偷税、漏税。所以,偷税、漏税也有我们领导者的问题,不能只怪人家。当然,领导者不止我们这几个人了,在座的都是领导者,许多人都是人民代表、副市长、工商联委员、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你们都有责任。你看,归根到底又把问题搞到你们身上来了。当然,我也是要担负一点责任,不担负也不行啰!我们大家都要担负责任,共同负责,这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嘛。 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有核心才能有领导,才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周恩来:是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当然,我不是讲一切国家都会走我们的方向,而是讲比较落后的国家会跟我们学的。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要做好事,这是一个原则。我跟许多朋友谈过,做好事越多越好。做好事越多,前途就越好,得到的好处就会多一点,在社会上就更有名誉。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间,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间,替人民做好事越多,工作成绩越好,得到人民的嘉奖就应该越多,不会成反比例的。总不能说,立了功了,还得倒霉。不是那么一个趋势,那是不合道理的,是说不通的,人家是不服的。定下这么一个标准,就可以鼓励人们上进,鼓励做更多的好事,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会有参差不齐。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农民也是这样,他加入合作社也要经过多少次考虑,经过家庭商量,想加入又不想加入,搞过几次以后,才下决心。你说,工商界就没有三番五次的考虑,不开家庭会议、同业会议商量?我们最后要引导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这条路上,不再动摇。要逐步引到那一步,首先就要先有先进分子不动摇,然后逐渐使更多的人把怀疑、犹豫、动摇减少。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会有困难的,也一定会有破坏的。有的地方搞合作化,曾死了一些牛,猪也减少了,出现了“三叫”:人叫、猪叫、牛叫。合作化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才能够做到“三不叫”。要“三不叫”,就要人有饭吃,猪和牛也要有东西吃。对你们工商界就不好提这个“三不叫”了,人不叫是要的,但机器不好不叫。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张培刚,1913年7月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张培刚先生是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47年度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这一论著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张先生因此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正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他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全面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引导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发展经济学》,将发展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发展经济学课程资源1、加拿大皇后大学HuwLloyd-Ellis教授开设的发展经济学课程(2003年冬季课程),主要考察有关经济发展的概念和原理,发展进程理论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策问题等。部分参考文献可下载。2、加拿大皇后大学HuwLloyd-Ellis教授开设的发展经济学课程(2002年秋季课程),主要侧重于农业部门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保险等微观经济问题及发展进程中非市场制度的演进;农村与城市的人口迁移、经济发展与不平等的交互作用、人口增长与技术变迁的交互作用等宏观问题。所列参考文献绝大部分可下载。3、美国福坦莫(Fordham)大学HenrySchwalbenberg博士开设的经济发展政策课程。主要是运用经济方法检验决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相互作用。4、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MaitreeshGhatak开设的发展与增长课程,Ghatak讲师1996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和微观经济理论。5、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讲师RachelNgai开设的题为《高级经济分析: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课程,并给出了部分可供下载的参考文献。Ngai讲师2001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增长与发展及劳动经济学。6、MIT著名的经济学教授DaronAcemoglu开设的制度和发展课程。Acemoglu教授1992年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合约与经济绩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技术变迁、收入与工资的不平等、人力资本与培训、劳动经济学。Acemoglu教授不仅给我们开出了参考文献,而且对每一篇文献都建立了链接,你可下载其论文、课程讲义和即将出版的新著《独裁和民主的政治起源》(Politic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的部分章节。7、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教授DilipMookherjee开设的发展经济学专题课程。Mookherjee教授获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合约理论与组织理论、经济发展及行为博弈论。课程主要帮助学生理解激励和制度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其政策含义;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相关专题,重点是理解民主社会中ZF政策及其经济绩效的决定因素。Mookherjee教授还给我们开出了这一领域的参考文献,其中有近四十篇可全文下载。8、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经济研究院开设的有关经济增长的课程研究班。有部分研究论文可供下载。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经济学一代宗师,我国卓越的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张培刚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1月23日14时不幸逝世,享年98岁。 23日上午,学校召开校长办公会,决定授予张培刚“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颁发奖金50万元,以表彰张培刚教授的杰出学术成就和对学校发展的重要贡献。学校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向张培刚教授学习,爱岗敬业、严谨求实、开拓进取、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为学校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张培刚教授于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3年来我校工作。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和著名经济学家,是我国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改革开放之初,他是最早把西方市场经济学引入到我国的学者之一,为市场经济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培刚教授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和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为学校学科建设、校园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的带领下,我校西方经济学科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在国内位于前列,西方经济学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沉痛哀悼张老!
建立“四位一体”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从发展经济学的本质是政治经济学谈起很多人未必认同这样的观点,就是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这么多年的停滞不前,是与政治经济学理论未能取得重大突破相对应的。本质上说,发展经济学并不是微观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社会运动与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价值规律逆向运动”的内在机制。正是这个原因,它使经济学“上位”的研究课题,更多的须体现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上。还正是这样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它也必须建立在这个矛盾统一体的基础上,才能很好地提示出其本质规律,才能取得新的突破。概而言之,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发展经济学,这四门学科是统一的,它们是“四位一体”的。这四门理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建立一门新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或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吧。(写于06年0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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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14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我校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张培刚教授因病在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 23日上午,学校召开校长办公会,决定授予张培刚“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颁发奖金50万元,以表彰张培刚教授的杰出学术成就和对学校发展的重要贡献。学校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向张培刚教授学习,爱岗敬业、严谨求实、开拓进取、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为学校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张培刚教授于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3年来我校工作。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和著名经济学家,是我国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改革开放之初,他是最早把西方市场经济学引入到我国的学者之一,为市场经济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培刚教授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和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为学校学科建设、校园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的带领下,我校西方经济学科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在国内位于前列,西方经济学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在张培刚住院期间,校党委书记路钢、校长李培根等校领导多次前往协和医院探望和慰问。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原价:¥25.00优惠价:¥19.75节省:¥5.25作者郭熙保主编ISBN7501740127页数0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日期1998-03作者简介内容简介《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一共收录了29篇论文或著作节录,按理论分为8类,这些论著大部分表于五六十年代,少部分发表于七八十年代,基本上代表了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可以说这些论著的作者都是发展经济学某一方面的开创者和权威,已被公认为对发展经济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有些作者已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些在ZF和国际组织担任要职。在杰拉尔德·迈耶编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所列出的15位发展经济学先驱中,有11位先驱的论著已被收录到本《文选》中,本书也介绍了这些经典作家的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