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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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
| 2010年12月7—9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论坛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此次论坛上同时发布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本书回顾了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但也指出，在改革和发展的议程中，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任务，而新的挑战又会不断出现。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探讨了未来20年中国需要完成的任务、可能遭遇的挑战，对中国如何应对这些任务和挑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建议。 http://www.cenet.org.cn/userfiles/2010-12-9/20101209233541270.jpg 会议演讲嘉宾 中国人均钢铁消费峰值将于2024年左右出现 本书指出，1978年之后中国钢铁使用的历史与韩国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是否将继续循着与韩国相同的道路走下去，即国家经济活动的人均钢铁消耗量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地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还是会像目前的欧洲各国一样，仅仅当中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时钢铁强度的增长才会保持在高位？抑或，中国最终会与日本类似，成为人均钢铁消耗量较高的高收入国家？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的长期经济战略和业绩是至关重要的。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盛誉和宋立刚教授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在有关经济发展和钢铁消费关系上发展出一种新的估计方法，并利用这个分析框架来阐明中国未来钢铁需求之路。 首先，他们正式定义了一个新概念——库兹涅茨钢铁曲线；其次，采用人均框架，验证并更新了以往人们对钢铁使用强度（IU）的综合观点——既看到技术升级或跨越的作用，也考虑不断发展的消费者偏好的影响。为了验证这种方法，他们采用比以往研究更广泛的数据集和更先进的计量经济技巧，考虑了钢铁需求和人均收入的内生性以及各经济体历史的不同特征；再次，针对中国钢铁消费的预测，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的库兹涅茨钢铁曲线的转折点大约会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5449美元的时候。如果中国将1980年以后的7%的复合增长率保持下去的话，这个转折点会在2024年出现。到那时，中国的人均钢铁需求将介于700～800公斤，而且更接近后者。该水平要高于在美国、独联体和欧洲国家所达到的峰值水平，但比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出现的峰值低。这个预测的准确性最终将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全球技术变革步伐的快慢和中国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一旦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接下来并不会走一条与韩国相类似的路径。因为中国将改变其经济增长的方式。如果中国打算成功地驾驭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必须改变目前对于重工业、投资（相比于消费）以及高度的出口导向的依赖。因此，中国的最终钢铁消费路径可能会仿效北美、独立国家联合体（CIS）、西欧、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的某些方面的经验，而不仅仅是沿着某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历程而发展。（《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第五章“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人均钢铁消费及其预测”） 汇率、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未来中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挑战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肖耿教授认为，未来20年，中国面临的主要宏观经济挑战是决定如何管理汇率、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以使中国经济在西方经济体相对于新兴经济体萎缩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维持一个稳定、高效、和谐的增长率。未来20年，经过结构性通胀或人民币升值，中国非贸易品价格会与中国香港或美国或两者趋同。关键是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能够忍受伴随生产力提高的通胀和人民币升值。更重要的是，既然通胀和货币升值会造成价格扭曲、股票市场和收入的重新分配，政策制定者就非常有必要运用适当的混合政策区减轻调整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断层。 举例来说，当结构性通胀发生，提高名义利率以避免负的实际利率产生的资产泡沫、保护没有经济能力进行投资和套期规避资产风险的中低收入者的银行资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自1991年以来，中国城市居民房地产价格以每年平均9%的增长率增长，但贷款利率仅为5%，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仅为2%。资产结构性通胀和低存贷款利率暗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投资的资产的实际利率是负值。这就是中国资产泡沫和存款者（通常指穷人）与贷款者（通常指富人）相关联的巨大收入再分配的根源。 如果中国无法保持一个正的实际利率，其资产部门的繁荣可能仍会继续，从而导致严重的投资效率低下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一方面，如果中国不将利率提高至高于结构性通胀率的水平，那么中国就需要以严格资本管制应对投机资本流入。保持正的实际利率对于中国未来20年的重要性已无须赘言，因为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主要挑战就是提高投资和消费效率以吸引更多的经常项目盈余。否则，中国将会面临严重的国际贸易保护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很有必要依靠名义汇率的弹性去管理其日益上升的物价水平，除非中国能够容忍更高的结构性通胀和与之相关的货币升值。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实施浮动汇率制与允许适当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并行会更加轻松。如果能够允许一定的通货膨胀，当通胀水平超过了生产力增长水平，人民币就会有足够的潜力与空间贬值。因此，通胀和名义货币升值的混合政策能够创造一个机制使得汇率市场上下浮动——减少对持有大量人民币投机者的吸引，因为这些投机者已成为中国外汇储备泡沫的关键驱动力。 肖耿认为，当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中方并不需要太担心新生的通货膨胀，因为毕竟货币挂钩有其自身的稳定功能。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超过了中国潜在生产力增长，市场会有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这会吸引资本外流和货币供给的减少。就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言，防止新生的通货膨胀并非难事。（《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第八章“汇率政策及宏观调控”） 中国巨大的FDI流入令亚洲其他经济体共同受益 本书指出，过去30年，中国巨大的FDI流入量令有的国家欢喜有的国家忧。中国是挤出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FDI流入，还是实现了双赢？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陈春来教授通过研究，获得了三个主要发现，并回答了这一疑问。首先，在分析期内（1992~2008年）, 经济增长更快、信誉度更高或者在经济、金融、制度、社会和政治稳定性方面风险更低的那些经济体吸引了相对较多的FDI流入，而更高的效率工资或者更低的劳动生产率则阻碍了FDI流入。 其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FDI流入对其他亚洲经济体FDI流入具有统计显著的正效应。中国FDI流入对亚洲其他经济体FDI流入的这一正的和互补性的效应与增长中的中国不断增加的资源需求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网络化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研究结果无法判定这两方面因素影响作用的大小，正的中国效应很可能同时来源于这两者，并指向一个核心结果，即这一效应是投资创造的，而非投资转移。这一互补性意味着对中国FDI的许多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最后，尽管中国的FDI流入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FDI流入有正的和统计显著的影响，但这一中国效应并不是亚洲经济体FDI流入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经济体的本地变量——诸如快速的经济增长，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相伴的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经济、金融、制度、社会和政治稳定性方面较低的国家风险——在吸引FDI流入上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 陈春来教授认为，在接下来的2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强有力的投资扩张将为这一地区供给能量并为亚洲经济体和其他国家提供不断扩大和多样化的亚洲市场。总体而言，伴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之间快速的和深入的一体化，其他亚洲经济体FDI流入的正的中国效应将会持续。（《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第十一章“亚洲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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