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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来源：经济学动态　作者：储德银　时间：2013-10-08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经典文献,试图探讨
与总结其中一些趋势性、方向性的问题。在理论方面,财政政策通过消费和投资两种渠道发生非凯
恩斯效应,是因为存在预期效应、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在实证研究方面,财政调整时期的测度与
定义是非凯恩斯效应研究的两大难题,迄今为止,在测度方法和定义标准等具体问题上未取得任何
突破性进展或达成共识;另外,结构VAR文献主要是通过实证检验财政支出乘数的符号和大小来
识别非凯恩斯效应。从经验研究的总体结果来看,支持投资非凯恩斯效应的文献似乎更多,因此,
也被国外理论界认为是以后研究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

    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管理理论以来,财政政策在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领域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迎合经济周期波动以及维持较低的失业率水平,扩张性财政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始终是世界各国的首选。但是扩张性财政赤字政策的长期实行,使一些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与巨额的财政赤字,因此,财政紧缩随即成为了这些国家稳固财政的惟一途径。然而一些国家财政全面紧缩政策的实施效果超出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预期。特别是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过减少政府公共支出,不仅财政状况明显好转,而且还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引起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并涌现出了许多经典文献。但除了公开承认非凯恩斯效应在某些财政时期确实存在之外,这些文献未取得任何一致性的结论,但它们也提出,如果一些条件发生或得以满足,财政政策与总需求以及产出之间的短期正相关的传统凯恩斯主义结论应予以修正。

一、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理论文献述评

    财政紧缩产生扩张效应的可能性取决于私人消费和/或私人投资对紧缩的反应能否弥补财政紧缩对总需求和产出的直接负效应。因为有利的预期效应能够使私人部门的跨期储蓄选择发生改变,财政紧缩的负面效应可能被减少或甚至消除。本文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理论界主要从两种非相互排斥的作用渠道研究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即消费渠道和投资渠道。

(一)消费渠道

重视消费渠道的研究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财政紧缩增加私人消费是因为三种效应:预期效应、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

1.预期效应。传统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效应的结论是否成立主要依赖以下两个假定条件:一是经济必须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二是经济当事人的预期是不完全理性的。因此,缺乏理性预期的微观基础一直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受到攻击和质疑的原因。预期效应的产生是因为财政紧缩改变了消费者的预期,这不仅体现在价格水平预期对私人部门行为决策的影响,而且还体现在未来收入预期对私人部门行为决策的影响上。预期效应认为短期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意外的方式对国民产出和私人消费产生挤入效应,但长期内也会因预期的逐步理性而变得无效。财政紧缩能有效降低未来税负变动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减少其预防性储蓄(Feldstien,1982)。对于未来更加强烈或甚至破坏性的财政紧缩,通过排除私人部门未来纳税的需要或降低这种需要的程度,致使消费者可支配总收入的折现值增加,私人消费也随之增加。预期效应不仅取决于财政紧缩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而且和预期的可信度直接相关。另外,预期效应观点也适用于存在财政紧缩压力的情形,即当一个国家预算赤字和/或负债占GDP的比例高或快速增加时,大而持续的财政调整将是扭转国家财政状况的惟一方法,同时,也表示财政态势将要发生改变。

2.财富效应。财富效应产生于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而这种财富的增加是因为利率下降不仅可以增加私人部门拥有的资产市场价值,还增加了私人部门储蓄的机会成本。因此,财富效应主要取决于财政紧缩与利率之间的联系,即利率对财政紧缩的反应程度是否敏感。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伴随预期效应和财富效应,财政紧缩对消费存在直接负效应,而且与当前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程度相关。因此,如果就永久性收入而言,当正的预期和财富应大到足以超过对当前可支配收入的直接负效应,财政紧缩就会导致私人消费一个总的有效增加。鉴于一个更高的永久性收入和一个较低的当前收入之间负相关,财政紧缩对私人消费的最终影响很明显取决于不能通过借贷方式提前使用未来收入家庭的比例即所谓的流动性约束家庭所占的比重。

3.替代效应。替代效应和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之间的替代率相关。如果消费者比较看重政府部门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譬如教育、医疗保健、文化或环境服务等,一旦这些服务不再由政府提供,他们最可能会增加这些方面的私人消费支出(Giavazziand Pagano,1990)。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消费是家庭消费的资源约束,GDP中被公共部门消化掉的小部分是私人部门消费扩张的基础。

(二)投资渠道

    投资渠道是由有效财政稳固引起私人投资强劲和持久增加这一假说组成。Alesina et al.(1998)认为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稳固之间的重要差异在于前者私人投资的反应更加强劲,即私人投资的反应太强以至仅仅有助于挤入效应的发生(Zaghini,2001)。私人投资这种强劲的反应要么被需求利率效应解释,要么被供给方面的劳动力市场效应释。1.利率效应。利率效应也被Alesina et al.1998)和Alesina and Ardagna(1998)称之为信用效应(credibility effect)。利率效应是通过实际利率下降而影响私人投资的。因为当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时,一方面使其借债需求减少,同时还可以减少政府违约风险补偿,从而使市场实际利率下降,然后,实际利率下降通过私人投资刺激总需求。虽这种利率效应能够强化潜在的挤入效应,但是其果主要取决于公共财政的初始条件。特别是在财政紧缩之前,如果GDP的负债率超过了一个相对较高的临界值时,利率效应发生的可能性更高。2.劳动力市场效应。劳动力市场效应强调的是,因劳动力市场效率和经济总体竞争力上升而带来的私人投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财政紧缩通常会使工会的工资要求适度下降(或通过失业率增加,或通过失业成本的上升),减少企业实际工资支出压力、刺激雇佣、投资和产出的增长。利率效应强调当前财政政策成分的作用,它假设财政稳固的实现是通过公共支出的削减,而不是税收的增加,特别是削减政府的工资和福利支出,从而导致私人投资一个较高的增加。因为这些支出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其削减通常会导致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包括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增加利润和刺激投资。显然劳动力市场结构在研究利率效应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实证文献述评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以来,研究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与识别财政紧缩对经济总活动扩张效应的实证文献不断涌现。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实证文献对于财政冲击的短期效应,特别是财政紧缩的扩张效应,未能提供任何一致性的结论或有效的证据支撑。以下我们按照两种方法对这些实证文献进行划分:一是通过横截面或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财政调整时期;二是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研究财政支出乘数,主要是运用某些具体规定或VAR等方法进行估计。(一)财政调整时期分析:叙事法在实证文献中,面板模型被广泛用于特定财政调整时期影响的估计。这些文献面临共同的关键性第一步都是财政调整时期本身的划分问题,包括测度方法(即指标选择)和如何定义财政时期(临界值选择和持续时间长短)。首先,测度方法一般采用结构预算余额的大小作为选用指标,而结构预算余额是指在潜在GDP而非实际GDP时发生的。这种研究方法因为要对实际预算平衡进行校正,从而使用了周期性调整预算平衡的概念。因为经济活动的周期性行为能够影响公共预算,但其不受权威当局的控制。然而,对于计算结构预算余额,实际中并没有一般所共同认可的方法。在现有的测度方法之中,更多是由一些欧洲或国际组织所提出的,例如the IMF(1993)、theOECD(1993)、the European Commission(1995)和一些前沿的经济学家(如Blanchard,1993等)。其次,财政调整时期定义存在两个方面的分歧。

      一是临界值的界定。目前主要有主观判断法和简单统计法两种,前者是指作者主观确定一个值,但理由并不清楚,而后者是指通过简单统计指标客观地确定一个临界值(Afonso,2001)。二是持续时间的长短。一般至少两年,但如果所用临界值较大,则也可放宽至一年。因实际中缺乏理论依据和统一标准,临界值和持续时间的选择通常是出于作者的主观判断。综上两方面发现,特定财政调整时期的定义和识别是现有文献的一大挑战。因为采用不同方法,会形成财政政策不同的转折点。这些文献的一大难题是不同研究由于建立在不同财政时期划分的结果之上,不同的测量方法和财政调整时期定义通常会形成不同的结论,因此,这些文献是高度异质性的。根据对现有文献进行的梳理,发现财政政策与私人消费间关系总体上并未形成一致性的结论。虽然Giavazzi and Pagano(1996)、Perotti(1999)、Giavaz-zi etal.(2000)、Afonso(2006)Carmignani(2008)对私人消费的非凯恩斯效应提供了实际证据,但Heylen and Everaert (2000)、von Hagen et al.(2001)、Hjelm(2002)、van Aarle and Garretsen(2003)和Hogan(2004)的研究是没有结论的,或甚至反而支持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然而,当更加深入地研究财政政策与投资间关系时,/私人投资对有效财政稳固具有大而持久的正向反应0的一般研究观点,仅通过简单的挤入效应似乎也不足以证明其是正确的。McDermott and Wescott(1996)、Giudiceet al.(2007)从需求驱动效应,Alesina and Ardagna(1998)、Alesina et al. (2002)、Ardagna(2004)从供给驱动效应分别提供了支持投资非凯恩斯效应的际证据。另外,是研究决定财政紧缩扩张效应的关键性条件。一般认为财政政策调整的成分是最重要的,即认为通过削减公共消费支出的财政紧缩,特别政府工资和福利支出的削减,一般会产生较大的非恩斯效应(Alesina and Perotti,1995; Alesina andArdagn, 1998; Alesina et al., 2002; Ardagna,2004)。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公共财政的初始状态,具体与GDP的赤字率以及负债率直接有关(McDer-mott and Wescott,1996; Perotti,1999; Zaghini,2001; Afonso,2006)。然而财政紧缩的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似乎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缺少一些论性的观点。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我们认为在同时考虑非凯恩斯效应的作用渠道和条件时,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一是私人消费的非凯恩斯效应。如若发生,则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调整的大小、持续时间长短和成分。二是投资的驱动效应不仅与预期效应和利率效应有关,而且是通过影响私人部门投资信心而发生的,它主要取决于公共财政的初始状态。三是对于投资的供给驱动效应来说,财政政策调整的成分因素似乎是最重要的。

(二)结构VAR分析:财政支出乘数
      与研究货币政策效应的文献相同,最近使用VAR模型分析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多,文献作者详细制定和估计VAR模型是为了识别一些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动态反应。尽管严格意义上并非直接用于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研究,但实际上通过检测不同财政乘数的符号和大小,这些研究估计并得到了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一些结论。首先,利用VAR方法研究财政政策通常受限于财政数据的低频率和识别财政冲击的困难。一方面,财政政策从发布到它实施之间通常存在较长的时滞,私人部门因此可以预期财政政策冲击的变化,包括持续时间和可视的预算谈判。另一方面,财政变量对经济活动也存在一种自动反应,因此,现有VAR文献中提供了几种识别财政冲击的方法。具体主要有四种方法经常被使用:一是递归设定法(Sims,1980)。二是叙事法或虚拟变量法(Rameyand Shapiro,1998)。三是Blanchard-Quah结构VAR研究法(Blanchard andPerotti,2002)。四是符号约束的结构VAR研究法(Uhlig, 2005)。针对VAR文献的研究目的,发现其还存在另外两种缺陷:一是如我们在表1中所看到的,大多数研究是以美国数据为例,而美国数据在许多方面并不具有代表性,因此,美国对财政政策的反应不能代表一般的OECD国家(Briotti,2005);二是利用VAR方法进行研究通常都忽略了不同财政政策工具对公共债务水平的反应(Favero and Giavazzi,2007; Claeys2008)。

其次,使用VAR研究法的文献通常发现减税对产出的影响要大于政府削减支出。实际上,该种文献一般会估计出支出效应为正,但支出乘数较小(即财政支出乘数小于1,并且呈下降趋势),而税收数相对较大且税收冲击的持续时间长(即税收乘数总是大于1)。虽然财政政策与私人消费之间关系的结论似乎并不明确(尽管二者之间主要为凯恩斯效应),但公共支出对私人消费较强的负效应通常都会被检测到。近来在使用VAR研究法的文献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得到了两种新的结论:一是Perotti(2005)、Bilbiie et al.(2008)和Favero andGiavazzi (2007)发现财政支出乘数的大小在20。第三,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一方面,从放松信用约束和增加资本市场效率与复杂性两方面解释实证研究结论。因为无论是放松信用约束,还是增加资本市场效率与复杂性都可以拓宽私人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从而减少流动性约束家庭的数量和降低消费对当前可支配收入的依赖。此外,如果金融市场放松管制和货币政策导向发生改变,实行更加积极的反通胀政策,似乎可以对实际利率更强劲的反应负责,这也能解释以上研究结论。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除了营造财政紧缩的舆论大环境之外,在政治上也更多地强调5马斯特里赫特条约6和5稳定与增长公约6中有关财政稳固的硬性规定,因此,实行财政稳固的需要在欧洲要远远强于美国(Von Hagen et al.,2002)。另外,这也增加了欧洲私人部门对过去财政政策措施如何影响现在与未来财政政策的意识,这证明了欧洲私人部门对待财政冲击的行为不同于美国私人部门假设的正确性,从而在欧洲导致了一个更低的或甚至是负的财政乘数。

三、总体评价与展望
      尽管文献中存在一些没有结论甚至矛盾的结论,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与总结,我们仍然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四点结论:一是财政政策与私人消费之间的实证关系是模糊的,因此,基于消费渠道的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理论似乎很难进一步推动。二是财政政策和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却似乎相对明确,因此,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投资渠道似乎是理论研究的一条富有成果之路。三是实证研究明显支持以下理论观点,即财政紧缩扩张效应存在一些可检测的重要决定条件:财政紧缩的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公共财政的初始状态(高的GDP预算赤字率和负债率);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成分因素,即通过支出削减导致非凯恩斯效应的可能性更大。四是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在欧洲国家比美国更大,而且在过去20年呈逐渐增强态势。itor Manuel da Costa Carvalho(2009)利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模拟了非凯恩斯效应传导机制可能发生的范围,认为以下三种情况可能产生投资的非凯恩斯效应:一是财政紧缩的同时,财政预算发生更有利于生产性支出的结构性改变;二是公共财政的最初状况以至于长期利率对公共债务水平的变化敏感,并且建立在减少非生产性支出或者弱生产性的公共就业支出的财政稳固是可信的;三是财政紧缩的同时,政府还实行增加市场竞争的结构化改革。实际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最近已在研究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问题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方面,Blanchardand Perotti(2002)等人将短期价格黏性、货币非中性等经济特征引入DSGE模型,利用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框架分析财政政策效应。另一方面,Burnside et al.(2004)等通过在新古典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新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但从研究的结果来看,依然未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针对影响或决定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重要条件依旧处于探索性阶段。然而,理解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对于希望掌握哪些政策可以提高非凯斯主义结论的可能性的政府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是一项值得中外理论界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对于完善国家宏观调控理论和推动财政学科的发展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金融学院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