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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史研究中经济地理学方法的应用来源：人大经济论坛论文库　作者：高廉　时间：2020-11-02

摘要: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发展与变迁是学术界关注已久的课题。近年来，我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邮驿、民信局等传统通信机构向近代邮政制度的转型及近代邮政机构与业务的发展方面，运用历史学方法从制度史角度切入，尚有利用经济地理学方法进一步深入的空间。本文先以施坚雅的研究为例讨论经济地理学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的成果及问题，再选述近年传统邮政史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最后讨论该方法在邮政史领域的初步应用。

关键词:经济地理学邮政史

一、经济地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组织(决策)的学科，即经济活动系统及各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形式、相互关联，以及布局决策和依据等问题(刘艳芳等，2006)。①将经济地理学理论应用于近代中国研究的代表作无疑是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和市场的社会结构》。首先，该文运用德国地理和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考察了农村聚落的静态分布，发现现实中的基层市场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六边形”这一理想模式的分布，并构建出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地区城市的中心地等级序列。其次，该文考察了人口及交通方式的变化对基层集镇数量的动态影响。施坚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基层市场区域面积(及覆盖的村庄数量)会随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会因新的基层市场形成而下降，即“密集循环”理论。同时，现代交通方式(铁路、公路)的引入能够降低运输成本，所经之处的集镇会上升为高等级中心地，辐射面积扩大，并导致周边基层集镇逐渐消亡。学界对施坚雅理论的批评与质疑，多以现实中存在大量不符合理论模型的反例为依据，如王庆成在《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一文举出了数例包含90余个村庄的集市和为数更多的一村集。②除对该理论的误解外，这些声音更多反映出的是历史学与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的根本差异，以及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与“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往往偏重历史事实的描述，注重细节与个例，较少关注一般规律的抽象与理论构建，经济地理学恰好补充了这一点。依笔者愚见，施坚雅的最重要的贡献并非是基层市场区域的具体形状(是否为六边形)或覆盖村庄的精确个数(6、18或更多)，而在于从大量实例中抽象出了市场边界的两项决定因素，即人口压力与运输费用，以及现代交通方式通过降低运输费用对传统市场区域的整合与重塑。换言之，该模型的精髓并不在于具体的数字，而在于其背后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需要用统计学方法加以检验，而不是简单的举例。根据统计学，如果一个或多个变量在统计学意义上与另外一些变量“显著相关”，前者与后者间便可能存在规律性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仍需通过逻辑推理与经验常识加以验证。回到施坚雅的理论，用统计学的语言来说，便是“人口密度”与“运输费用”会显著影响基层市场区域的面积，这无疑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也为部分经验常识证明。但是，该理论仍然可能遗漏了一些关键的普遍影响因素，如收入水平，年龄结构等，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其它误差，即统计学所谓“遗漏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的干扰，导致具体影响程度③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也就是出现大量的“反例”，以及“举例”的方式无法在统计学意义上否定该理论的原因。不过，这也反映出施坚雅的理论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根据华北的情况总结出新的影响因素。但应在符合经济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大量可靠数据与统计学分析进行证实或证伪，举例的方式再多，也无助于加强或否定理论。

二、历史学(制度史)视角下的邮政史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下。吴昱的《从‘置邮传命’到‘裕国便民’———晚清邮驿与邮政制度转型研究》④认为近代邮政弥补了传统通信体系的不足，并讨论了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障碍。首先，我国传统的社会通信体系表现为官方的驿传体系与民间的民信局“官民分立”的二元结构，鸦片战争后又出现了“商埠邮局”“客邮”等外国机构。缺乏统一通信体系的弊端日益明显，驿站“岁耗三百万两白银”，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民间信件的安全、速率与寄达范围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与保障体系，“客邮”更是肆意横行侵犯主权，近代邮政的创办势在必行。但邮政的发展过程却举步维艰，受到诸种因素的制约。一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对邮政是否能满足文报传递时效性与保密性的顾虑，以及“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导致部分官员激烈反对。二是驿站、民信局、“客邮”等原有通信机构与大清邮政的利益冲突，减缓了新式邮政推广的速度;三是由于运营目的的不同，驿传体系与民信局、客邮等机构在寄递方法、邮路设计、交通工具、人员素质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系统的整合也需要时间。此外，该文还详细讨论了大清邮政与驿站、民信局、“客邮”的博弈与竞争。刘文鹏的《清代驿传体系研究》⑤指出，近代邮政的发展经历了地方试办、海关邮政局、设立文报局、台湾改铺为邮直到国家官办邮政等一系列过程。他认为导致传统驿传体系向近代转型的因素有二:一是驿传体系自身的僵化，无法保证文报传递的安全性与效率，传统驿路分布无法适应晚清的军政形势的变化(内部因素);二是国外新的信息传递理念已受到晚清有识之士的关注，为驿传体系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外部因素)。同时，传统驿传体系与近代邮政体系间存在联系，“站改为邮局，驿传路线改为邮政路线，旧有的站差改为邮差，是中国国家邮政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必有之路”。近代交通发展缓慢也是阻碍邮政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建国的《从兴盛到衰败:近代中国民信局(1866－1934)》①一书是目前见到的唯一专门针对民信局的研究。该书详细讨论了民信局的经营方式、理念和特色，以及与大清邮政的博弈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与原因，并通过大量的史料搜集，分析了民信局的空间分布与寄递网络。他发现民信局通信网宏观上呈“T”字形分布，以沿海和沿江的经济枢纽城市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及周边省市延伸，寄递网络主要呈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和城镇三个层级展开，但并未覆盖经济落后地区，表现出网络的稀疏性、线路的选择性与地点的有限性等特征。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单纯的制度史叙事范畴。此外，谢彬的《中国邮电航空史》、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龚达才《中国邮政一百年》、郑游《中国的邮政与邮驿》、姜希河《中国邮政简史》等论著也以通史性的研究视野和专门史的方法，对近代中国邮政及其制度分支的发展脉络及业务拓展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侧重于评论不同时期邮政发展的特性，以及在邮政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事件，在此不再赘述。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背景与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根据财政社会学的理论，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制度与公共政策变革的重要原因，邮政的创办除客邮侵犯主权，驿路僵化、文报时效性与安全性丧失等政治因素外，还包括民信局网络的局限性、甲午战后财政窘迫、晚清铁路迅速发展等经济因素。换言之，近代邮政业务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邮政的经济属性体现在其分布中，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进行研究。

三、经济地理学方法在邮政史领域的应用

与制度史不同，经济地理学关注的是邮政机构的分布及其(经济)原因，已有少数研究初步涉及这一方面，现将这些研究关于晚清时期的内容列举如下。史雷《晚清民国关中地区邮政发展研究———以邮政局所的变迁为中心》②一文发现，晚清时期关中地区邮政机构多设于府治、县治所在，并认为是行政与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导致，传统官路交通便利，也便于设置邮政机构。曾潍嘉《时空交织下的区域邮政版图在线———近代四川邮政空间复原研究(1891—1845年》③一文发现，晚清时期四川地区邮政机构呈现出干线拓展与支线辐射的发展方式，并吸收了传统邮驿的制度规范与机构设施。政区界限划分、经济发展程度、文化教育水平、交通区位特征、城镇发展格局均是塑造区域邮政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吴昱《大清邮政网络的展开与业务拓展———基于＜大清邮政事务通报总论＞的研究》④描述了晚清时期全国各地区邮政机构数量与邮路里程的增长，发现邮政机构逐渐覆盖内陆城乡，网络日益健全，并不断向边疆开拓。邮传部与邮政总局的成立加快了这一进程。上述三者的虽有较多篇幅关注邮政网络发展，但仍以历史学叙述方式为主，以简单的数字列举、百分比计算等方式描述其分布，以“举例”的方式论述影响因素，均未以统计学方式确定样本范围，提炼出影响因素(如人口，面积等)并加以验证，本质上仍属历史地理学范畴。杨洵奕《晚清安徽邮政空间量化研究(1903—1910)》与《近代湖南邮政空间变迁(1899－1937)》⑤是目前仅见专门利用统计学与经济地理学手段对邮政分布进行量化研究的文章。该研究的邮政数据来源为《大清邮政事务通报》与《大清通邮章程通邮局所汇编》中记载的晚清各州县历年邮政机构数量，包括邮局，汇局与代办所等。在研究方法上，该文利用经济地理学中“地理联系率”“中心强度”“赫芬达尔指数”等概念描述邮政机构分布，并得出结论。关于安徽邮政，他认为其分布和发展的核心地域是芜湖，并以之为中心向外扩散，与芜湖贸易腹地的范围大致相当;同各地区面积、人口等因素的联系相对较弱。关于湖南邮政，他认为:从等级结构上看，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总体上可以分为核心区、中位区、边缘区三层，邮政发展程度依次减弱，逐步扩散。从发展性质上看，各县邮政发展可分为传统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三类。从空间变迁上看，近代湖南邮政发展重心总体向西南迁移，并有逐步扩散达到均衡的趋势，但东强西弱、北强南弱是湖南邮政空间结构性特点。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讲，这项研究无论在资料搜集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超越了以往的研究，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对湖南邮政的研究仅限于描述邮政分布重心与集聚程度的随时间截面的变化，但失于泛泛而谈，并未详细考察原因。其次，对安徽邮政的研究虽初步揭示了人口，面积等影响因素，但并未识别出这些因素的“净影响”，⑥虽引入了“口岸———腹地”的理论模式，但并未用距通商口岸距离，是否有铁路连通等因素详加讨论，以府为单位划分研究区域也导致精确性较低。因此，可在其基础上利用更多省份的县级邮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邮政发展程度与人口、面积、距通商口岸距离、现代交通方式等变量的回归模型，以期更精确地考察影响邮政发展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