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论文范文
怎样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特征与走势来源：人大经济论坛论文库 作者：郝仁 时间：2013-06-16
怎样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特征与走势
]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特点
上半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8%，内需和外需增速均有所放慢，生产活跃度降低，产能利用率不足，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特点。
一是出口短期内大幅波动。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速度不仅明显下滑，而且出现大幅波动。1月份出口负增长，2月份增速达到18.4%，4月回落至4.9%，5、6月又有所回升，这是近年来少见的现象。除了季节性因素影响外，还有以下原因：欧洲经济剧烈波动，国际经济复苏进程波折，市场预期不稳，我国出口呈现短单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导致出口增长的起伏；光伏、化肥、新电子产品等出口受美国“双反”、市场投放节奏等特殊因素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此外，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成为外部世界判断全球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重要依据，内需收缩、进口增幅下降也间接拉低了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
二是企业去库存、去杠杆并存。今年以来，生产侧的工业增加值、主要工业品产量、发电量等增速的降幅，总体超过了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的降幅。生产侧与需求侧的偏离，主要是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和价格持悲观预期，调减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降低产能利用率。在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下调之后，货币条件改善，市场利率持续走低，但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在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明显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也有所降低，表明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去杠杆、去库存同时并存。
三是产能过剩突出，经济效益下滑。在传统产业中，产能过剩已经从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汽车等行业，扩展到焦炭、电石、铁合金、铜冶炼、纺织、化纤等行业。在新兴产业中，由于不少地区采用多种刺激政策推动投资，产能快速扩张，部分新兴产业，如碳纤维、风电、多晶硅、锂电池、光伏等，先后出现产能过剩。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和价格战，导致企业利润大幅下降，经营模式表现出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征。
四是地区经济运行分化明显。东部增速最慢，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中部增速延续下滑态势，已落后于西部。
五是房地产市场出现新变化。从全国看，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已连续25个月高于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连续20个月高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增速，预计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呈现回落趋势。但近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6月份，不少城市地价、房价出现上涨。贷款利率下调，在降低购房成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房价预期。
六是就业约束有所缓解，财政金融风险约束上升。就业和通胀是宏观调控中两个重要的压力测试指标，就业状况明显恶化常常成为调整宏观政策的依据。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就业压力尚不突出。就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有所缓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但应注意就业指标是一个滞后指标，反映较为迟缓。如果短期内增长下滑过快，至少结构性就业压力仍会出现。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银行资产质量、企业资金链等方面的风险开始显现，经济增速下降使得这些风险点（环节）的脆弱性增加，可能引发局部甚至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
上述新情况、新特点，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体看，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初步企稳迹象，短期内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减少。随着需求约束增强，产业转型升级、兼并重组、优胜劣汰的加快，结构调整将会有所进展。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适时预调、微调，对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望增加
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处于轻度衰退状态，美、日经济温和复苏，新兴经济体下行趋势放缓，我国出口增长将有所回升；随着政策效应的进一步显现，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望增加。
第一，欧元区经济轻度衰退，美、日有望温和复苏。欧债危机可能反复，但短期不会引发全球性风险。欧盟内部防火墙尚未有效建立，任何负面消息都可能引发市场波动，欧债危机可能多次反复。近期，欧洲央行和救援基金采取了一系列救援行动，对稳定金融市场、舒缓债务危机将产生积极作用。欧元解体也不符合欧元区国家利益，危机会倒逼各方让步和协作，短期不会出现全球系统性风险。同时也应看到，欧元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建立财政联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政治联盟，其过程更为复杂持久。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处于轻度衰退状态。美、日经济保持温和复苏。根据历史经验，美国大选年的宏观政策反应更加及时灵敏，货币政策仍有刺激空间。日本灾后重建效应继续显现，虽然出口增长乏力，近期PMI指数也有所回落，但总体不改温和增长态势。我国对主要贸易目的地增速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其总进口增速，说明在全球需求下行背景下，我国出口相对竞争力没有恶化；在出口占比中，对美、日和东盟均有所上升；随着进口价格指数回落，我国贸易条件有所改善；汇率升值预期明显降低，也有利于稳定出口。考虑到上半年各项“稳出口”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以及去年8月之后基数偏低，下半年出口增长将好于上半年。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10%左右的预期目标，进口增幅略低于出口，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
第二，内需增长降中趋稳，投资仍是稳定的中坚力量。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增长总体稳定。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消费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受家电、汽车及石油制品等增速下降影响，居民消费增速略有下降。但考虑价格下降和居民收入增长，以及鼓励消费政策的实施，实际消费增速基本稳定。但是，内需短期内能否稳定关键在于投资。下半年，鉴于房地产库存较高和开发商资金偏紧，房地产投资增长动力仍显不足，但受目前市场销售回升的影响，加上保障房项目一定的补充作用，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仍可以达到14%左右。基建投资将维持回升态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影响。考虑到地区产业转移、机器替代劳动、地方政府换届效应等积极因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望达到18%左右。
当前，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积极因素正在逐渐积累。一是工业增加值增速初步企稳，房地产销量回升，汽车等重要工业品产量增速明显提高。二是根据库存调整38-40个月的周期规律，本轮库存调整已经接近尾声。三是欧债危机的处置出现积极变化，美、日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国际经济形势总体没有变得更坏，大宗商品价格有望逐步趋稳。另外，近期我国降准、降息、支持民间投资等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对稳增长将发挥积极作用。总体看，需求侧降中趋稳，生产侧传递出积极信号，二者之间的偏离将会缩小。“中国经济时钟”也从衰退逐步走向复苏，给出了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初步信号。
综合判断，随着宏观政策效应的进一步显现，经济运行将初步企稳并可能有所回升，三、四季度经济增长有望略高于二季度，全年GDP增速可达到8%或略高一点。但必须看到，目前经济回稳的基础仍不牢固，如果出现意外冲击，经济仍有可能重现下行态势。
注重增长阶段转换期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衔接
关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有专家提出我国经济整体上开始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平台整理期”。这是基于我国经济运行整体情况做出的一种判断，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将在“十二五”后期进入一个转换期。
本轮经济持续回调，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周期，是多重周期因素叠加和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看，我国正处于商业去库存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拉动作用减弱时期，也处于国际主要经济体大选的政治周期和国内换届时期。从长期看，全球都处在金融危机后新技术和新产业寻求突破的时期，新的技术周期尚在孕育之中，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多重周期力量交织，使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应该看到，经济增长既受宏观政策和短期需求变化的影响，更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德国等，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GDP达11000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增长下台阶的情况，降幅达到3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或相似。2011年，我国在人均GDP接近9000国际元。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今后一两年，将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此外，我们分别对全国和不同类型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电力、汽车、钢铁等重要工业品产量的峰值进行了测算。上述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在“十二五”后期，我国经济增长将从高速转入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自然调整。
近期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有很大可能性已经开始。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201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十年来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去年这些地区工业生产、投资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些地区经济总量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增速下降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率先转换是符合逻辑的。三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明显增加。人们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的担忧，实质上是对其增长潜力的担忧。另外，城市化尚有较大空间，但由于我国经济规模大幅提升的基数效应，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明显降低。这些都可能预示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也预示着本轮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调整。即便下半年出现回升，经济增速不大可能也不宜回到原有高增长轨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GDP增速维持在7%-8%是比较适宜的。实际上，从全球范围看这一速度并不低。
来自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到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至为关键。特别要警惕并努力避免两种倾向：
一是试图回到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适应或习惯于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短期内难以接受增速的趋势性下降。增速一旦回落，容易出现不顾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事实，试图通过政策刺激使经济回到高增长轨道的倾向，结果不但不能恢复高增长，反而推高通胀和资产价格，形成泡沫经济，引发更大的风险。
二是放任经济自行下滑的倾向。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由于原有预期被打破，新的稳定预期尚未形成，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加。一旦遇到大的冲击，很可能短期内出现增长的大幅下滑或波动。对这种特点认识和重视不够，抱着对经济下滑不用过多担心的态度，忽视市场主体对经济减速需要逐步调整和适应的事实，政策应对不力，就可能由于经济增长短期过度下滑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经济增长转换期，也是市场主体逐步调整经营模式，市场、制度等风险逐步暴露和修复的过程。短期宏观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趋势性下降中的周期波动问题，既要防止过度刺激，使经济泡沫化，又要防止经济短期内大幅下滑、风险和问题骤然集中爆发。从当前的情况看，重点要防止第一种倾向。
同时，经济运行短期大幅下滑的风险也需要高度警惕。当经济增速降低到7%或更低水平时，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将大幅度提高，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经济稳定的基础十分脆弱。因此，需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避免将速度和结构调整对立起来，忽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风险之间的转化关系。速度下降本身会倒逼市场主体调整结构，但当增速短期过快下滑时，经济关系绷得很紧，风险陡增，也就失去了调结构的有利时机。特别是在速度效益型赢利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适当的经济增速显然是必要的。
还应看到，当前经济增速趋势下行，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现有体制机制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的结果。因此，短期政策应与中长期政策有效衔接，着力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激活增长潜力。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促进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下半年的宏观调控应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并举，切实抓好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积极谋划、启动中期改革，促进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稳增长，重点是保持经济增速处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合理区间，避免过度刺激和过快下滑两种倾向；防风险，重点是着力稳定市场预期，防范化解经济下行中显露的各种风险，防止部分热点城市房价明显反弹，防止资产质量差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进一步增加；调结构，核心在于转动力，着力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积极推进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加快基础产业改革，破除资源优化配置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我国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潜力，促进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是坚持货币政策稳健基调，发挥积极财税政策作用。适度放宽贷款额度、存贷比等行政性控制措施，逐步取消贷款规模控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跟踪外汇占款变动，适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确保银行流动性平稳。支持信贷合理增长，实行中性的住房信贷政策。利用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的时机，引导汇率双向浮动，并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避免因财税收入增幅下降而引起的征收力度加大、非税负担加重等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推行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技术设备升级。调整、完善“营改增”试点方案，加大减税力度，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切实减轻税负。适当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的救助力度。
二是维护真实住房需求，防范一线城市房价反弹。继续严格控制投机、投资等不合理买房需求，限购政策不能放松，还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加以完善。在按揭贷款利率下调，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多种误读时，要加强正面宣传，稳定预期，引导刚性、改善型买房需求平稳释放。实行首付与利率反向调整政策，即在贷款利率下调时，适当提高首付比例，使购房人的支付能力不因利率政策的变化而变化，防止短期内支付能力变化引发需求大幅波动。
三是保持基建投资合理增长。全面核查各级政府的在建项目，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有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经济社会效益优良的项目，给予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大基建等重大项目储备工作，按轻重缓急完善可行性研究，以备意外冲击之需。鼓励金融机构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评估，对资产负债优良的平台，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加强国土资源远景规划工作，对新城、新区建设给予指导。科学规划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城市排水体系、地下管廊体系、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提高基建投资增速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理。
四是积极做好欧债危机应对预案。密切关注欧债危机演变动向，动态评估对我国贸易、资本流动和储备损益的直接冲击和影响，以及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和信心渠道的间接影响，并做好必要的应对预案。鼓励企业调整出口结构，提高自身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拓展欧盟之外市场。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有利时机和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适时增加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利用危机中估值偏低和进入壁垒降低的时机，鼓励我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积极并购欧元区优质企业和资产。
五是支持产业升级和制造业发展也非常重要。与产业升级相结合，实施有关支持政策，鼓励企业设备更新升级和制造业投资增长。鼓励产业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支持银行发放兼并重组（过桥）贷款和企业发行重组债券。积极推动地区产业转移，着力完善软硬件环境，提高产业配套能力，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落实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一揽子”措施，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防范各类虚拟经济泡沫化苗头，引导资源要素流向制造业、实体经济领域。积极引导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高住房和城市建设标准，推动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建设。
如何构建我国主流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价值观在社会实践中的对象化、现实化。文化的灵魂、精髓是它的价值观念或价值观，其深层结构是它的价值体系，而价值体系是价值观的具体化。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一起构成了一种文化的价值层面，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体系的价值文化层面。文化可以划分为心态文化（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态文化四大类型。价值文化属于观念文化，但又体现为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甚至体现为物态文化。
问题一：如何理解主流价值文化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看，价值文化就是价值观。价值观，特别是文化的价值观通常是成体系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价值观也可以说是观念的价值体系。在价值观中，核心价值观或观念意义的核心价值体系（通常称为核心价值）处于核心的地位，它是价值文化乃至文化的灵魂和本质内涵，因而也是使一种价值文化与另一种价值文化、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区别开来的根本规定性和主要标志。
作为观念的价值文化并不等于价值文化，而是价值文化的精神，是价值文化的内涵。只有当这种精神和内涵现实化了、对象化了，观念的价值文化才成为现实的价值文化，成为现实的价值体系，否则它就只是精神性或观念性的东西，而没有成为文化的深层结构。观念的价值文化与现实的价值文化的有机统一，或者说观念的价值文化见之于现实的价值文化，才是完全意义的价值文化。
观念的价值文化成为了现实的价值文化，并不意味着它就成为了主流的价值文化。主流价值文化是相对于非主流价值文化而言的。社会的文化通常不是绝对一元的。中国传统社会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古希腊也出现过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局面。即使在“罢黜百家”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西方中世纪，社会的价值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多元的情形，只是在文化专制的压迫下，非官方推行的文化被压制、被排挤、被边缘化。在价值多样化的今天，社会的价值文化更是多样的。
一种价值文化要成为主流的价值文化有两个条件：其一，一个社会必须是价值多样化的，或者不如说，社会管理者允许多种价值文化存在。如果一个社会是价值文化一统的，不允许所推行的价值文化以外的价值文化存在和流行，这个社会就不存在主流非主流价值文化的问题，只有一种推行的价值文化流行。其二，在多种价值文化中，有一种价值文化真正能起主导作用，其他价值文化不能与之相对立、相抗衡，相反与之共生共存，并且接受它的引领和指导。否则，即使有多种价值文化流行，也没有一种主流价值文化，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形就是如此。
如果社会大力推行一种价值文化，但这种推行的价值文化不能与其他价值文化共存，不能对其他价值文化起引领和指导作用，那么它就不是主流价值文化。假若其他价值文化不但不接受推行的价值文化的引领和指导，相反与之相对立、相抗衡，甚至千方百计地攻击、削弱主流价值文化，力图争夺主流价值文化的地位，那么，这种推行的价值文化就面临着挑战、威胁、甚至危机，它就难以成为主流价值文化，难以为社会公众所接受。
问题二：当前我国为何要构建主流价值文化
我国当前之所以要构建主流价值文化，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推行的价值文化虽然是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文化，但在价值多样化的冲击下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文化或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其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种目标，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标志着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从新中国的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和国家运用政治力量推行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并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文化，西方价值文化被拒于国门之外，传统价值文化被批判、被否定，没有与之并存的其他价值文化。
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对外打开了国门，另一方面也打开了传统文化之门。国外的价值文化和传统的价值文化纷至沓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于是，在中国大地上至少有了社会主义价值文化、西方价值文化和传统价值文化三种价值文化。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过去从未出现过的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又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一些人就求助于西方价值文化或传统价值文化，这些非社会主义的价值文化都比较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使传统社会主义价值文化转变为现代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其重要体现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同时努力使之时代化和大众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有一个过程，这就为非马克思主义价值文化的传播和流行留下了余地。所以，直至今天，西方价值文化和传统价值文化在中国仍然很有市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改革开放和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能也不应该消灭各种非社会主义价值文化，而只能在允许非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存在的前提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现实化，并使之成为引领和指导非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主流价值文化，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问题三：如何构建我国主流价值文化
在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要使之成为我国的主流价值文化，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或者说，我国主流价值文化构建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是从理论的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价值文化进行重新阐释，并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和实践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文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使我们推行的价值文化在理论观念上科学合理，有优势、有影响力、有竞争力，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能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这样，它才能够在多种价值文化并存的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不仅不会被其他价值文化消解或排挤出局，相反能成为引领和指导其他价值文化的主流价值文化。二是在实践的层面上要使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理论观念变为现实，同时成为主流价值文化，使其他价值文化自觉自愿地接受它的引领和指导。
我国主流价值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其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此，构建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的关键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当然包括理论建设，而理论建设要通过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实现，尤其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根据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界定对其内容作深化研究，使其内容和结构更完善，并能与我国现实和当代世界对接。二是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现实化，特别是建设的方略、原则、途径、方法等问题。三是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精神进行阐释和提炼，使之成为简明的理想、理念、原则，以便于社会公众接受，便于在党和国家工作中贯彻落实。
在党中央已经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今天，从实践上建设便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点。从现实建设的角度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着重做好四方面的工作，即使之现实化、主导化、大众化、国际化。现实化就是要使它从理论变为现实，特别是要使它渗透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之中，使它成为治国理政的观念和原则，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起指导和规范作用。主导化就是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和前提下，使它能引领和指导其他各种非主流文化，通过它的引领和指导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大众化就是在现实化、主导化的同时，通过对它准确而简明的阐释使它能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和认可，并通过宣传教育使它成为具有凝聚力、向心力、渗透力的理想信念。国际化就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得到世界的公认，并使它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有影响力、竞争力。
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走出去
伦敦奥运会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场盛大的运动盛会，更让人们看到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随着时代发展，文化的交融渗透不可避免，如何在当今纷繁的形势下保持中国文化先进性， 使世界关注和认可来自中国的声音与态度，是亟需我们思考并实践的问题。就目前来看，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是水到渠成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中国的演出团体走遍全球，那都不是当年梅兰芳跑美国演几场京剧能比的，说到底还是国力问题。国家能力提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根子上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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