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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之间
——关于周鼎《自白书》的自白书
邓曦泽
冬至日刚过，我就收到朋友转发的两份免费礼物，一是中纪委发布，令“计划”终于无法“完成”了；二是我素不相识的同校同事周鼎发布的两篇“自白书”。在人们对武松打虎产生审美疲劳之际，后者似乎更抢眼球。
有人说，周鼎是因自己晋升职称受挫而发布自白书，周鼎辩解之。其实，这并不重要，因为周鼎本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一个社会，若合理的利益诉求需要羞羞答答地表达，只能证明该社会尚被伪道德和蠢道德所笼罩。即便周鼎为他自己争取利益，也决不可能只为他一个人争取利益，而是为一类人——专力于教学但弱于科研的一线教师——谋利。
周鼎《自白书》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何摆正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并在利益分配上做到科学、公正？此问题可由周鼎式“自白书”而引人关注，却不能因周鼎式“自白书”而改变。因为，周鼎式“自白书”不是说理的。不过，或许正因为它不是说理的，并且充满才情、充满情绪，所以才能引发如此之多的关注、同情和不平。许多人并不喜欢仔细阅读和认真思考。但是，问题的解决，应诉诸理智和论证，而不能诉诸情绪式表达，不能诉诸转发量和点击量，也就是不能诉诸民粹——请容我使用“民粹”一词。
有几个子问题，或许应该提出来：
第一，在大学里，尤其是较好的大学里，科研和教学是否同等重要？
第二，讲好一门课是否真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
第三，科研是否妨碍教学？教学又是否妨碍科研？
第四，大学的教学质量是否每况愈下，姑且不论，假定真的如此，难道它真是或主要是“因为一个老师的职称只与他的科研成果有关”？
第一个问题，大学跟中小学不同之处在于：大学不但要教学，传播知识，还要科研，生产知识。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是知识生产，人类文明的其他活动和形态都是以知识生产为基础的。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是专门生产知识的场所，是人类知识生产的绝对主力。科研与教学孰轻孰重的问题，其实是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孰轻孰重的问题。毫无疑问，知识生产更重要。没有有效的知识生产，何来有效的知识传播？
第二个问题，周鼎“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但相信如此不等于事实和道理果真如此。讲道理、建立利益分配机制及各种决策，是不能以相信为理由的，更不能作为前提。如果把一篇好论文理解为能生产出有效的新知识，提供知识增量的论文；把一门好课理解为能有效传播知识的课程，那么，一篇好论文比一门好课更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上课不重要。最伟大教师的极限就是传播最伟大学者所生产的知识。爱因斯坦比任何单个教师对人类的贡献都要大。或许有人会说，孔子、苏格拉底是反例。但不要忘了，其一，那是古代。其二，用今天的眼光看，孔子和苏格拉底属于教学与科研复合型人才，他们都首先以学术名世，其次才是教学。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苏格拉底创造辩证法，都是学术的事。所以，以孔子和苏格拉底为例，只会取消周鼎的问题，因为这已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而周鼎的假定是教学和科研相分离。或许又有人说，能生产有效知识的人太少了。同理，我也可以说，能把课上好的教师太少了。比较应该对称。如同爱因斯坦不是学者的平均数，周鼎或许也不是教师的平均数。周鼎是个案，不是代表或被代表，代表不了多数教师的水平，否则，被学生追捧的，不应该是“这一个”周鼎。而周鼎被追捧，恰恰是因为不少教师的课堂太平庸，这种平庸映照出周鼎。而那些同情和支持周鼎的人，混淆了一个和一类。
当然，对于《自白书》中无法回避的评职称之类的利益分配问题，或许，分岗制是可行的方案，将大学老师分为教学岗、科研岗、教学科研岗，各自享有自己的名分和利益。不过，这个问题，这里无法展开。
第三个问题，如果80%的时间用于教学，教学肯定妨碍科研。
如果时间反过来分配，又将如何呢？基于两点，可以推出，老师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有助于教学。其一， 任何一个老师，只要他站在讲台，就会尽力展现他最优秀的一面，讲故事的人总希望把故事讲好，讲知识的人也希望把知识讲好，因为这符合他的最大利益。其二，教师若要有效传播知识，尤其是在大学，要传播（即便是介绍性传播）知识前沿，就需要不断更新知识，那么，即便大多数大学教师的论文是次品，没有生产出有效知识而只是跟踪前沿，但在制造次品的过程中，他们至少离前沿更近，从而更新了知识，进而有利于传播前沿知识。所以，科研促进教师知识的更新或创新，对教学是有重要促进的。据我所知，有的老师努力将科研转化为教学。按照中小学通常的说法，讲一堂课，要花两堂课的时间来备课。但以科研促进教学的大学老师，讲一堂课，背后通常至少要花100节课的时间。当然，这种时间，并非常规意义也非周鼎意义的备课。常规意义的讲课达到某个水平后，每提高一定水平，如从精彩到更精彩到更更精彩，给学生的边际收益会递减。但是，以科研促进教学，教师知识的更新或创新转化而来的教学，给学生带来的边际收益可能递增。
或许有人会说，教师并非只照本宣科，也要学习新知识。但是，一方面，如果教师也大量学习、更新知识，他本身就成为学者——当今体制中常见的制造知识次品的学者，而这就又取消了周鼎的问题，理由同上。另一方面，大学老师中并不缺乏不怎么读书者，麻将老师也不罕见，并非每个人都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生命热情。即便周鼎真的视教学近乎生命，周鼎者流，也不多见。我以前的中小学同事中，不少老师一年都不会读一本书，除了课本和教参。那么，靠什么来激励大学教师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只有科研，并且是量化的科研。科研的量化，固然有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更优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据统计，川大的“三无教授”占教授的三分之一。所谓“三无教授”，就是无项目、无经费、无科研成果的教授。这些教授在评上教授之前，都是有成果的，为什么评上教授后反而没了？因为竞争机制对他们基本上失效了，他们基本不再受考核。这又意味着，真正喜欢科研的人与真正喜欢教学的人（如周鼎者），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冲着利益去的。无论教师还是学者，都是职业，都首先是饭碗。所以，对任何行业的激励，非唯一但最重要的手段，是利益激励，其次是道德激励。而出于兴趣者，不需要激励，但需要满足大体正常的生活条件。倘若饭都吃不饱或吃不好，恐怕再有兴趣，也要让位于生计。
第四个问题，中国大学的质量是否每况愈下？——未必。1980年代以前，每况愈下，基本没问题，甚至大学都办没了。1980年代以后，未必每况愈下，新生代的学者，无论文理工医，在前代学者的基础上都有所进步，这些学者的进步，难道不能证明大学质量并未每况愈下？虽然这些学者中有不少“海龟”，但也有不少“土鳖”。若拿前代和后代“土鳖”学者比较，也得不出大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的结论。
我跟周鼎都是70后，前后脚，虽然他上过大学，我没上过大学，但这不等于我完全不知道那批大学生有多优秀，学风有多好。
不要忘了，“60分万岁”，是大学生工作包分配时代的口号，而周鼎正属于那一代大学生，虽然他可能没有高唱“60分万岁”。今天，很少有学生高唱“60分万岁”了。我曾多次对学生说：作为70后，我绝不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绝不认为90后比70后差。虽然有些90后学生打网游不舍昼夜，浪费时间，虚度青春，但不要忘了，70后大学生看武侠、言情、黄色小说，在录像厅看彻夜录像包括黄色录像，难道后者比前者更优雅？70后也好，90后也罢，都爱玩，只不过玩法变了，更多元化了。爱玩，是天性，主动追求艰苦卓绝成就一番事业者，总是稀有，因此才贵。虽然都爱玩，但今天的90后更有危机感，更知道去考这种资格证那种资格证，因为不包分配了，竞争更激烈了。虽然许多考证跟大学课堂教学关联不大，但大学本来就不包办婚姻包办人生，大学本来就应该腾出时间让学生自由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当今大学的学风和教学水平真的每况愈下？我不觉得。
还有一点可能导致比较不对称，需要指出。70后的大学录取率几何？今天又几何？大学扩招可能致使大学生平均质量下降，但又有两点需提醒。其一，若拿最精英的90后大学生和70后大学生相比，我认为前者更精英。其二，扩招，总体上是应该的。虽然扩招可能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精英的质量在下降，同时，平均质量可能的下降，是因为更多人上大学了。而更多人上大学，是进步。
即便如周鼎所言，大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但其原因也很难归为一个老师的职称只与他的科研成果有关。首先，评职称只看科研一说，不符合事实。目前川大的职称评定并非只看科研，也要看教学，学生评教倒数的，课时量不达标的，都没有参评资格。另外，大学教学质量即便下降，其间原因实在太多，绝非单因单果的关系。这里只想说一点，如果一个社会的竞争机制不科学、公正，拼爹拼干爹拼关系成了真正的机制——潜规则，却要求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动力充足，是痴心妄想。靠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学生积极学习，是低效的。靠老师很优秀的课堂来吸引学生，也不现实，因为大多数老师可能无法达到周鼎的教学水平，因而无法大面积复制。前面说了，周鼎之为周鼎，其自白书之所以能够被热炒，正是因为周鼎自身是稀缺资源，是“一个”，而不是“一类”。理工科，我不知道，文科，高中毕业，基本上就能自学大学甚至更高阶段的大多数知识。问题不在于学生有无自学能力，而在于有无学习的动力。学习动力的最重要动力又来自哪里？——科学、公正的竞争机制。同样的道理，“60分万岁”的那代大学生，因为包分配而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所以许多人并没有被老师劝说或吸引到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老师应该尽力吸引学生来上课，但并非所有课程都可以讲得生动有趣仪态万方。文学、历史、艺术，较容易做到，但数学、物理、逻辑、计算机等，则很难，甚至不可能。中华文化公选课这种课，周鼎可以上出别样水平，吸引大量学生。周鼎的课，或许达到了央视“百家讲坛”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能达到周鼎这种讲课水平的人，比例虽不高，数量却并不少。但是，能把数学、物理、逻辑课程讲到百家讲坛的水平，并拥有诸多听众和粉丝的人，似乎罕见。而学生们积极学数学、逻辑，啃各种专业课，主要是受有用性即功利驱动的。
讲课，有三种类型和层次，一是讲故事，二是讲知识，三是讲思维。有些课，如于丹讲的《论语》这种课，不需要动多少脑子，但有些课，无论讲者如何努力，也需要听者大费脑筋，甚至废了脑筋也不懂。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和霍金的《时间简史》，二者都是普及本，但许多人仍然看得一头雾水。我断定，即便爱因斯坦亲临课堂，他也不可能让普通大学生很轻易、愉快地理解他的理论。深入浅出，是有限度的。尤其是，有些东西，是无法深入浅出的。
周鼎的《自白书》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自白，它道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周鼎自己的问题。上面的四个问题，并非周氏《自白书》存在的全部问题。这里再指出周鼎的一个错误。周鼎说：“我没有粉丝，因为我从来不是什么偶像，我是一个喜欢砸碎偶像的人。”周鼎（或任何x）有没有粉丝，不是周鼎说了算，而是粉丝说了算。一个人说他是x的粉丝，只要他没撒谎，他就是x的粉丝。一个人是不是x的粉丝，取决于他自己而不取决于x。而这正可说明，理论思维多么重要。
周鼎的《自白书》充满文学色彩和情感，它给出的是一些仪态万方的宣泄或语录，不知他上课是不是这种风格，也不知道周鼎是否觉得这些语录需要说理。但我认为需要，所以我在说理，尽管这种说理还很不彻底。对于周鼎的一句语录，恕我无能，用一万句恐怕也说不清。曾有人言：“毛主席语录一句顶一万句”；今有人语：“周鼎语录一句顶说理一万句。”
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在传统的冬至日死去了……
一个相信讲好道理比说出精彩语录更重要的人，在西方的圣诞夜死去了……
我们都是70后，我们又是前后脚。
2014年12月26日2点49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0e96ac0102v93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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