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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纰漏与道德担责
2015-1-27
某一制度在执行中因没有考虑到其规则的规制对象（规则受众）的道德风险而出现了偏差，对此，是对受众给予道德担责，还是本着“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暂且容忍，并且修补纰漏完善制度呢？对这个有点抽象的问题，我展开了思考，以求教方家。
第一，当立法者没有走群众路线，制度的纰漏责任主体在立法当权者，则规则的受众不应担当道德责任；但立法者应当担当一定领导责任。
第二，当立法者没走群众路线，且规则在执行中本可以有效预防纰漏，但因执法者没有尽到应尽能尽之责任，则规则执行者应该承担过失责任；规则的受众不担当道德责任。
第三，当执法者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且立法者没有走群众路线，但是规则的受众仍实施了投机行为，其道德担责与否则视失范行为的鉴别难度与失范行为的意义而定。失范行为的鉴别难度依据鉴别标准的规则受众的认知程度（如：鉴别标准在认知上容易产生歧义则属于高难度）而定，失范行为的意义依据失范行为是否具有导向规则目标的意义（如：股票投机行为本身就具有指向活跃二级市场之股票制度目标的意义）而定。因此，如果鉴别难度大且失范行为本身指向规则目标，则失范行为不应该在规则的首次实行中受到另外的道德担责的处置。立法者应当修订已有规则，而不是“追溯”制度纰漏中产生的意外行为之主体的道德责任（如不能说谎这样的道德责任）。
第四，在想对规则受众开展道德担责的处置时，要牢记孔子的话：“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君子者，上位者也；小人者，规则之规制对象也），也要牢记孔子反对“不教而诛”的仁德思想。教者，主要指领导的身教也。
总之，立法完善的渐进性、纰漏修补的高成本性决定了制度参与者之道德自觉性的价值、也决定了规则执行者的能动性的价值，即：道德担责需用道德范畴而不是行政范畴、行政量裁用行政范畴而不是规则范畴，也就是人心的重要性。所以，古人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因此，求有不得，反求诸己:群众为何没按领导的预期做？领导应反省自身的行为是否充满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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