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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的教授们离「先挣它一个亿」的小目标有多远？
导读：中国的教授们面临一个最好的创业时代，但同时也肩负着两重挑战——不仅需要探索新的发明技术，更需要参与探索中国创业生态的完善之路
面对陈鲁豫的采访，王健林无意中说出了他对年轻人的期待——设个小目标，先挣它一个亿。一夜之间，“王健林的小目标”蹿红大江南北，成为众人的口头禅，却少有人真的以此作为努力的目标。因为，这个小目标对于普罗大众实在是太遥远了。那么，它对于大学里的教授们距离又有多远？
美国的教授富翁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学术成就与成为富翁是两个不可兼得的目标，所以大学教授们不是学术卓越却一贫如洗，就是不务正业只顾赚钱。这种观点也许在某个特定时代环境下是成立的，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则显得有些武断。
实际上，一些美国计算机领域的顶尖学者不仅学术成就卓越，个个都是美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而且都创办了成功的企业，在推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翁，实现了王健林的小目标（参看下文表一）。
以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李凯（Kai Li）为例，2001年学术休假期间，他在硅谷联合创办了Data Domain公司，研制了国际上首个数据冗余删除存储产品，开辟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新市场。随后，Data Domain于2007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并在2009年被EMC以24亿美元收购。李凯教授在2012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他也经常被圈内戏称为最富有的华人教授。
所以，美国的大学教授是一份充满吸引力的职位，每年全美最优秀的博士毕业生第一择业选择往往是大学教职。这些职位竞争也是异常激烈，一般都是数百人竞聘2个—3个职位，真可谓百里挑一。
表一. 美国大学计算机系统领域顶尖教授的创业成就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美国创业生态的起源一些美国教授富翁的出现绝非偶然，除了这些教授们自身卓越的能力以外，很重要的因素是成熟的创业生态，它得益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鼓励。但是，这种生态形成的起源可能会出乎很多人意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结束、国际石油危机等多种因素，美国出现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经济危机。为了振兴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能推动经济转型。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知识产权和专利优惠政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接受联邦政府经费资助的美国大学，其所产出的专利等知识产权都归联邦政府所有，但这些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率极低。当时一项统计发现，联邦政府持有的2.8万项专利中，只有不到5%实现了商业化。在美国国会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的推动下，美国于1980年颁布了《拜杜法案》，允许大学保留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产出的专利所有权，这极大地提高了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率，加快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步伐。
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UTM）在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自1980年《拜杜法案》颁布以来，美国大学孵化近5000家创业公司，创造了380万个新就业岗位。在联邦政府政策的激励下，过去20年美国大学申请授权了超过8万件专利，这些专利许可创造了52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促进了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是通过养老金与税收改革促进社会投资。1978年美国政府修正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允许养老金投资私募基金。随后在1981年又推出了《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将资本收益税从28%降低到20%，使得高风险投资更具吸引力。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风险资本呈现爆炸式增长。这些风险资本与《拜杜法案》所释放出的知识产权相结合，引爆了美国的创业热潮，1980年至1984年间成立了近6000家高科技创业公司，远高于整个七十年代。
表2. 美国风险资本基金机构逐年走势图
（资料来源：Thomson Reuters, 2008 Investment Benchmarks Report: Venture Capital）
除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美国的大学也在积极探索有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模式，制定各种措施鼓励在校师生创业，努力成为创业型大学。
斯坦福大学是成功的创业型大学典范，过去几十年采取一系列措施打造创业生态圈，包括建立科技园区（硅谷），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成立创业孵化器StartX，开设创业指导课程等。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硅谷，另外值得一提的措施是OTL。1970年，斯坦福大学成立了OTL，将教授们的发明专利许可给企业界，实现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同时OTL也帮助大学教授与企业建立合作研究，为大学教授和学生创业提供指导与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斯坦福大学的OTL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成果转化模式，仅2014—2015财年，OTL办公室就通过695项技术的专利许可获得了9500万美元的收益，帮助教授们启动了157项来自业界资助的科研项目。如今，很多美国大学都设立了各自的OTL办公室。
这些措施在斯坦福大学旁边形成了一个聚集了技术、资本、管理、法律等各类人才的创业生态圈，即是硅谷。
国家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估计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创业热情会持续升温，在即将到来的第二轮创业热潮掀起时，笔者希望创业者更多地关注技术壁垒。
自进入2016年以来，笔者身边已有多位中国科学院、清华与北大的同事与朋友相继成立了创业公司，并获得了千万级风投。如，2016年3月中科院计算所陈天石、陈云霁兄弟成立寒武纪科技公司时，清华大学汪玉副教授与学生姚颂成立了深鉴科技公司，5个月后，中科院计算所山世光研究员与其学生刘昕博士成立中科视拓公司。
这些创业公司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课题组研究出一项好成果，然后在国际顶级会议期刊发表，得到国际学术同行认可。由此受到了风险投资基金的主动关注与接触，于是成立创业公司。
比较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创业公司的成立很多是风险投资在推动，是投资人在说服教授们下海创业。也许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上述美国圣母大学Richard Jensen与Michael Jones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便是，当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有吸引力的项目减少，风险投资会更倾向于投资新技术，于是教授创业公司就会增加。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危机，在政府一系列政策激励下到八十年代掀起一轮创业热潮，大学教授扮演了创业先锋角色。如，斯坦福大学教师Leonard Bosack与Sandy Lerner夫妇在1984年创办了思科公司，现任斯坦福大学校长John Hennessy在1984年创办了MIPS公司等；2000年左右，网络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溃，“911事件”更是重创全民投资信心，但大学教授们依然坚守创业阵地，他们相信好技术是经得起考验的，普林斯顿大学李凯教授正是这个时期（2001年）创办了Data Domain，并很快获得了风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授们主导的创业也许是经济复苏中很重要的成分。
中国的教授们正处在一个最好的创业时代，但同时也肩负着两重挑战——不仅需要探索新的发明技术，更需要参与探索中国创业生态的完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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