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与“怪兽”作战的过程

柳亦博（山东师范大学讲师）

作为当今无数“青椒”的一份子，我猜也许大多数青年学人在进行理论创新的时候都遭遇过与我相似的困境：不甘于只是重复前人的理论，想要通过创新实现知识生产，但这种创新一般很难引发学界共鸣，无法围绕这个“新理论”形成一系列高水平的争鸣研究。当然，这一困境在东西方学术界都是一样的，一个新人提出的新概念、新理论一般不可能轻易地获得学界认同，甚至在他寻求认同的道路上会反复受挫。适度的挫折有助于激励青年学者将他提出的这个幼弱粗粝的理论打磨细腻，然而过度的挫折无疑就会磨损他的学术热情和探索勇气。

从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是幸运的，在热情和勇气被消耗之前就得到了师长的帮助。以这次获奖的论文《话语体系与“环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及话语重构》来说，这篇文章是我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主体内容的一部分，文章是2018年年初就开始写作了，在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到4月份时，论文在整体上陷入了知识的碎片化困境，感觉想表达的内容繁杂凌乱，没有找到一个贯通的方法，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写作计划就被搁置了。后来，我在读《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中蓝江老师的文章《环世界、虚体与神圣人——数字时代的怪物学纲要》时看到了“环世界”这个概念，它如一道闪电瞬间击穿了当时蒙在我眼前的几层幕布，令我能够用这个概念将现代国家治理理论中的三种正典话语融贯了起来。于是，在随后的一周时间内，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这篇文章，并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导师张康之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的孔繁斌教授的指点和斧正。以前我读书总会苦恼于自己羸弱的记忆力在浩瀚的书海前的不值一哂，有时刚刚看完一本书，没过几天就忘了大半。正是这一次一气呵成的写作经历，让我终于能够跟那个“健忘的自己”和解了，我不再纠结于“曾经读过的书记不住怎么办”这类问题。原来，那些文字都会化为我们思想的血肉，又在将来的某天随着你的文字流淌出来，而这时它们早已重获新生，与我们初读它时处处相似却又截然不同；原来，那些曾经咬牙啃下来的艰深的文本，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帕菲特的《理与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些必须要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为他作最强辩护才能理解的经典，终会在某个角度支撑住你的思想大厦。原来，我们之前所有的阅读都是在筑基和架构，而最后将知识大厦封顶需要筑基多深、需要几根支柱，则是一件个体化差异极大的事。有的学者是读到第十本书时豁然开朗，有的则是在第二十五本时登堂入室；有的学者将《正义论》作为知识体系的顶梁支柱，而有的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或《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为柱，当然这种个体差异是无高下胜负之分的。

以学术为业，也就是以求真问道为业，这乍闻之下似乎异常美好，但事实上这是一件极难的事。因为，“真知”可能并不是一个在终点等待着为我们戴上花冠的“纯良少女”，而是一个善于隐藏自己的狡猾“怪兽”，就是它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残酷性。在我看来，以学术为业，就是一趟与“怪兽”作战的孤独而漫长的旅程。那些在学术研究的森林中穿行的学者，多数人甚至在遭遇这个“怪兽”之前就被诸种挫折和失败击倒了。如果一个人想过纯然的学术生活，那么他就必须学会习惯与挫败相处。那个阴郁的“怪物”总是在我们身边徘徊，它擅长使用“沮丧”“恐惧”“自我怀疑”等等负面情绪干扰我们前进，它可能横亘在我们初窥门径的大门口，可能潜伏在我们犹豫不决的岔路口，甚至隐匿在更远的未来。当我们历经艰苦终于触及到某一领域的知识边界时，竟发现这个“真知”是如此强大，可能穷自己毕生才智也无法将之向更远处推动分毫。这时我们才体会到，学术上的突破需要一种近乎天赋的灵性，然而不经过长期严格的学术训练，我们根本无法确知自己究竟有没有这种灵性。这就是学术研究的残酷性。但是，多少学人为了哪怕一点点的“可能性”拼尽全力奔向“真知”，支撑他们的是“希望”的力量，也就是我在一开始所指出的“在学术道路上摸索前行时心中充满希望的意义”。或许正是这种饱含着悲剧色彩的前赴后继教化了社会，映照了罗曼罗兰的那句箴言——真正的勇气是知道生活的真相，却仍然热爱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青年学者的一个共有特质就是年轻，在学术探索中有的是“犯错”的机会，要趁着年轻去尝试所有困难但值得的事情，比如坚持阅读、坚持写作、坚持全力以赴，但同时又要深知学术研究的残酷性，在踏上求真问道之旅时不对击败这个“怪兽”怀抱奢望；坚持把学术研究当作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同时又明白这件事根本无关紧要。我相信，即便最终我们被那个狡猾的“怪物”击倒了，也不至毫无所获：我们在学术训练中锻炼的能力，将令我们受益终生。

青年人一定要呼啸着走向田野，不能悬浮在理念真空

刘景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既是青年人交流平台，我就想以青年人的视角谈自己所理解的青年使命与青年成长。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青年人只有克服布尔乔亚式的象牙塔情怀，直面经验，才能构建中国知识体系。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层或阶级，但是从生活条件与立场上来看，现在很多青年学人，言必称古希腊，语必言后现代，把华丽辞藻当做安身立命之本，将学术玄学化、学术研究专有名词化当做实现自己地位跃升的手段，失去了公共关怀与底层视角。

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是我们的学术使命，但要构建它，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是什么，中国经验是什么，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起始点。很多生活在校园中的青年学人，接触到的只是陈旧课本里的中国、沉闷课堂上的中国、大众媒体上的中国、知网上的中国，再加上沉不下心思、放不下身段，走马观花似的观赏中国而不是理解中国，这些中国很容易变成情绪化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研究很容易变成个人的把玩，只能孤芳自赏，失去了公共性与严肃性。

只有实现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才能够深刻地认识与理解中国。当前中国转型力度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只有长期浸泡在中国经验中，深入群众当中，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才不会有偏差。现实中国其实是一个复杂多面体，而我们只有广泛接触机关干部的中国、基层工作人员的中国、普通群众的中国、留守村庄的中国、城乡结合部的中国、城中村的中国、城市中心的中国、农民工的中国、小摊小贩的中国、拆迁户的中国、老街区居民的中国等等，我们才能体会到社会结构上的南北中国、经济差异上的东西中国、城乡差异上的城乡中国等，才能深刻意识到中国的复杂性，才能逐步把握中国经验，才能将学问扎根于深厚的中国经验当中，才能在磐石般坚固的根基上构筑中国的知识大厦。

我们青年人一定要呼啸着走向田野，走向现实中国，不能呆在书斋里，不能悬浮在理念真空中。只有呼啸着走向田野，才能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激发自己的学术灵感，才能在种种文化震撼中反思自我与他人，才能在深厚的中国经验大地上构筑中国的理论大厦。

不过，完成青年使命要建立在研究能力之上，作为青年人要打好自己的基础，不管是理论基础还是经验基础，只有基础扎实才能在经验本位下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在现有体系下获得自身的成长。

青年学人只有通过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才能掌握学科思维与研究工具，才能更好的认识中国。这里边就涉及到两个问题，首先就是如何看待学科思维与研究工具，现有迷思是神话某些学科或者某些研究工具。实际上，不管哪个学科，例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等等，都只是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不管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也都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不要被某种思维方式、思考工具和技术征服，不能当某一学科或某一工具的卫道士，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为研究服务，为青年学人的学术成长服务，而不是为某一学科或某种研究工具服务。

其次，系统化的学术训练是掌握学科思维与研究工具的必由之路，这方面可以互相借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前国外的知名大学都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学术训练体系。国内的培养模式还未成熟，但是每个老师都会有自己的培养意识。我的博士生导师贺雪峰老师，结合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摸索出硕博贯通的学术训练体系，简称为“两经一专”，包括硕士两年的经典阅读训练和博士三年的集体调研训练，这些都是在学术团队中完成的专业化训练。我相信其他老师也都探索出了自己的培养模式，作为身处或者刚刚完成学术训练的青年学人，也可以就此方面进行探讨，互相学习借鉴。

讲到青年使命必然涉及到我们青年人成长面临的结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体系对我们的影响，一方面是学术培养方式与培养体系对我们成长环境的营造与成长路径的塑造，另一方面是学术评价体系对我们成长速度与成长效果的评价，我们要处理好自己与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

在现有的培养体系当中，师生关系、培养方式方法、“成长感”成为青年学人关心的关键词。我觉得师生关系不能异化为雇佣关系、拟制亲属关系、师门帮派关系；理想的培养方式方法应该是指导思想一贯的、可操作化的、具有一定弹性空间的、师生可以对话的；很多青年学人对培养体系有着共同的感受，如果没有“生长痛”与“成长感”，那么培养体系可能存在问题，需要师生共同努力解决。

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常常被人吐槽，“青椒”们也觉得“鸭梨山大”。实际上，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可能对文史哲学科冲击很大，但是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这种学术市场化是对学术等级体系的一种反叛，青年人只要努力，就能获得学术市场的青睐，就能够获得认可。但我们也不能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成为文章的奴隶，失去了研究的灵魂。写文章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要有好的研究，文章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有研究之后，文章成果会自然流淌出来。

我们青年人一定要客观理性看待我们的成长环境。虽然现有的培养体制机制和学术评价机制有种种不完善之处，但它们营造出来的成长结构也足以满足我们的成长需要。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积极营造自己的成长机会空间，我们要适应它、利用它，最后才能够改造它，才能为更多的后来者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源：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34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