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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望经济学园
公正的旁观者——亚当·斯密的伦理学

作者：陆建德 | 2003年07月29日 | 原始出处：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 已阅 420 次
《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５月第１版
定价：２５．００元
儿童发展心理学奠基人让·皮亚杰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在模拟群山的沙盘上放一个木制玩具娃娃，请不同年龄的儿童假设自己处于玩具娃娃的位置来描述眼中所见。皮亚杰发现，某一年龄段以下的儿童认识空间和地形的关系的能力较弱，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描述山中景物。皮亚杰由此推断，儿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意识的培养是“去自我中心”的过程，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会意识到一己视角的局限性，这是道德和认知发展上的重要一步。成人与儿童的差别就是能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他们在道德上较为成熟，而对世界——一只放大无数倍的沙盘——的认识也较为全面。
这一实验测试的是在想像中将自己放到不同位置的能力，由此想到亚当·斯密的伦理学。
１７５２年４月，年仅２９岁的斯密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七年后，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问世。《道德情操论》开宗明义讲的就是同情心。斯密认为同情心是美德之源，人皆有之，即使是在恶棍罪犯的身上，同情心也不致全然泯灭。同情心要求我们推己及人，但完全从当事人的角度做出判断难免有所偏颇。有鉴于此，斯密在他的伦理学中引入一个重要概念——“公正的旁观者”。斯密反复申说，人性中有的激情是自私而原始的，在它们的作用下，一个人自己的毫厘得失会显得比陌生人的最高利益更为重要。但是这种消极的激情在社会生活中很不得体，我们不会给予道德上的赞同。它们如不受限制，对人对己都造成危害。每个人都应该超越自我中心的狭隘心理，力求像一个“公正的旁观者”那样公平合理地看待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
我们必须首先离开自己的地位并以一定的距离来看自己的情感和动机，考察自己的行为时要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我是审察者、评判者，另一个我是被审察、被评判的行为者。当我们自己的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斯密写道：“我们必须既不从自己所处的地位也不从他所处的地位、既不用自己的眼光也不用他的眼光，而是从第三者所处的地位和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它们。这个第三者同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他在我们之间没有偏向地作出判断。”这位不偏不倚的第三者就是“公正的旁观者”。学会在待人接物中接受“公正的旁观者”的监督，也就是经历皮亚杰所说的“去自我中心”的过程。

亚当·斯密并不否认，每个人生来偏爱自己，而且比任何其他人更适合关心自己。然而一旦这种自我不受抑制，它就会极度膨胀，变为卑劣自私的消极情感。斯密认可自利的呼声，但是谴责完全损人利己的行为。他说，这样的恶行给人带来的是“内心的耻辱，是永远铭刻在自己心灵上的不可磨灭的污点”。源自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无私的“积极道义”不断改造、制约自私的本性，因而“高尚的人在一切场合、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斯密将“公正的旁观者”视为“积极道义”的体现，并称他就是“理性、道义、良心、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那个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人”。他的存在使自我发挥出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并使自我的行动有更有力的动机：

每当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会影响到他人幸福时，是他，用一种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冲动的激情的声音向我们高呼：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之一，丝毫不比任何人重要；并且高呼：如果我们如此可耻和盲目地看重自己，就会成为愤恨、憎恶和咒骂的合宜对象。只有从他那里我们才知道自己以及与己有关的事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只有借助于公正的旁观者的眼力才能纠正自爱之心出于本性对现实的曲解。是他向我们指出慷慨行为的合宜性和不义行为的丑恶；指出为了他人较大的利益而放弃自己最大的利益的合宜性；指出为了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使他们受到最小伤害的丑恶。

在斯密的时代，尤其是在他长期生活的苏格兰，宗教的影响无处不在。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初版，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中论及教育费用时写道：“苏格兰教会基金过于贫乏，那是不待言的。可是，就维持大多数人们信仰的统一，皈依的热忱，乃至秩序、规则及严肃的道德精神而言，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最富裕的教会，能够超出苏格兰的教会。”我们必须把斯密的学说置于这种虔诚的语境中来把握。斯密是一位广受敬重的公共人物，他如果虚构“经济人”的特点（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程度的对资源的掌控）并以此解说人的本质，那将大大损害他的名声，而且也与他的道德哲学、社会共识相悖（斯密本人并未提出“经济人”的说法，但后人（包括《道德情操论》一书的中文译者）往往将他理解成“经济人”利己主义本性的捍卫者）。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１７１４）作惊人之论：个人自私自利的恶德最终增进了公共的福祉。他触犯了众怒，一个大陪审团甚至裁定这是一部“可耻的、不名誉的作品”。也许斯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曼德维尔的启发，他也承认《蜜蜂寓言》在有的方面接近真理，但是他强调，曼德维尔用他活泼诙谐的辩才将美德说成是对人的欺诈和哄骗，抹煞了罪恶与美德之间的任何区别，“非常容易欺骗那些不老练的人”；这一道德学说十分有害，“它起码唆使……罪恶者表现得更加厚颜无耻，并且抱着过去闻所未闻的肆无忌惮的态度公开承认它那动机的腐坏。”奇怪的是斯密一些２０世纪的信徒把他与曼德维尔混为一谈：自私自利又何妨，个人的恶行即公共的利益！

斯密的时代也是一个特别讲究体面或好名声的时代。注意一言一行，遵守道德准则，“吾日三省吾身”，从而得到熟人朋友的赞赏和尊敬，这是１８世纪一位绅士的重大目标。失去体面意味着被逐出社交界，声名扫地。乐于接受“公正的旁观者”的批评，内化他审视的目光是维持体面的前提。斯密笔下讲体面的人并不与社会为敌，反之，他热爱社会，希望人类为自身考虑保持团结：

对他来说，有秩序的、兴旺发达的社会状况是令人愉快的……无秩序和混乱的社会状况成了他所厌恶的对象，他对任何造成这种无秩序和混乱状态的事情都感到烦恼。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他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维持，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因此，种种原因使他对任何有损于社会的事情都怀着一种憎恨之情，并且愿意用一切方法去阻止这个如此令人痛恨和可怕的事情发生。

如“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不能和谐一致，当然应以确保后者为先。资本家出于贪婪的本性也可能采取危及社会繁荣之举，斯密并不是始终站在他们一边。他在《国富论》中分析资本利润时指出，商品过于昂贵，在国际市场上就失去了竞争力，抬高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高利润，而非高工资：“我国商人和制造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谈。关于由自己得利而产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对由他人得利而产生的恶果大喊大叫。”

在亚当·斯密所描述的诸种美德之中，正义享有至尊的地位。正义原则“保护弱者，抑制强暴和惩罚罪犯”，必须得到最神圣的尊重。由法律来保障的正义是支撑社会大厦的台柱，稍有松动，人类社会的宏伟建筑必将崩塌。如果说正义像语法规则一样精细清晰，其他的美德如审慎、宽容、慷慨、克制、坚忍和友谊等是含糊不清的，允许很多例外，可作无数修正；实践这些美德时需要的是适度、合宜、得当，不能一味教条地照格言行事。道德教育的力量不是来自抽象的原则或泛泛的理论思想，而是来自对合宜性（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的体会。不敢稍忘“公正的旁观者”对自己的评介，将他的严格要求内化为习惯本能，这样在任何场合对自己的同情就不会过度。斯密说，“公正的旁观者”总在关注一种感情相对于激起它的原因或对象来说是否恰当、相称，而表现这种感情的方式永远应该庄重有礼。一个人受到伤害，心中升起狂怒，就想尽量报复，施以最重的惩罚。但是“公正的旁观者”会阻止怒火无休止地发泄，他只允许高尚而大度的憎恨，受害者的言行不能超出合乎情理的程度。遭遇不幸，也不应放纵感情。在危难灾变之际行为合宜，这何尝不是最大的体面？

在斯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和合宜性的阐述中，常见古希腊罗马文学对他的巨大影响。他崇尚的美德往往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典美德。对逆境中的自重他深表赞赏：
那些带着坚定的面容，极其安心地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似乎并不因为这种改变而感到羞辱，而且不是以财富而是以品质和行为来支持自己社会地位的人，总是深为人们所赞同，并且肯定会获得我们最高度和最为深切的钦佩。

在这些古典美德中有“热心公益的精神”，它充满美感，博得我们由衷的赞同。罗马共和国创始人布鲁图处死反对罗马的亲生儿子，他不是用一个父亲的眼光，而是用一个罗马公民的眼光来看待儿子的反叛。一个人出于公心将布鲁图儿子的生命与罗马帝国哪怕是很小的利益放在天平的两端称量，轻重立判。斯密还高度评价他的同胞。他说，假如需要保卫事关民族未来的要塞，可敬的英国人都会从“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来权衡得失，“他们宁愿上千次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由于自己的过失而让它落入敌人之手”。所有体现公益精神的行为都有“伟大、崇高和高尚的合宜性”。
《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早１７年出版。如果前者是修身手册，后者则是“资治通鉴”。两者与其说矛盾对立还不如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自爱”、“自利”和“看不见的手”时（《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也出现一次，前几年有研究者发现，这短语的首创者实际上是休谟），他同时代的读者知道，斯密是作为《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在谈这些问题，这“前知识”、“前理解”对理解这些概念的复杂含义是十分有益的。在道德制裁和宗教信仰都趋于式微的年代，“公正的旁观者”几乎令人厌烦，斯密的议论也像是陈旧的说教。相比之下，放肆的野心、赤裸裸的私欲和怪异的罪恶或许更有魅力。在阐发斯密所谓“经济人”理论时故意忽略斯密的社会语境并把“公正的旁观者”逐出公众视野，这对斯密本人恐怕也是有失恭敬吧。１７７６年１１月９日，斯密在致出版商兼政治家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上如此评价不久前逝世的契友休谟的“品格和为人”：他脾气温和，生性快乐，待人宽大仁厚且有俭朴的美德；社交上诙谐幽默，但不存恶意，即使在讥讽挖苦的时候也不以伤害别人的感情为目的。概言之，休谟已接近于“人类脆弱的天性所能达到的智慧而有德的楷模”。斯密眼中休谟的“好性格、好脾气”以及斯密所用的语言反映了１８世纪英国的风尚。如果“经济人”的行为模式揭示了人类本质的全部真理，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怡人之处呢？幸好，成人还不全是皮亚杰实验中某一年龄段以下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