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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教授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的讲演(一)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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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渐进式助推中国转型成功

——林毅夫教授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的讲演

讲演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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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有著作10余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1997年被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克劳夫爵士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马歇尔讲座(MARSHALL LECTURES)

今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2007-2008年度的讲演。

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名字命名的。马歇尔于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学院,从1885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的经济学讲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马歇尔讲座”始于1946年,该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包括G·缪达尔、庇古、T·帕森斯、雷蒙·阿隆、库兹涅茨、索罗、阿罗、卢卡斯、阿马蒂亚·森、斯蒂格利茨等,其中的14位在后来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林毅夫教授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马歇尔讲座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来这里讲演对我来说是特别荣幸。我1984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卢卡斯也被邀请去做“马歇尔讲座”。他用了一个学期时间,一方面读文献,另一方面和我们讨论准备些什么,同时听我们对他思维方式、建模方式的意见。后来他的那篇文章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也是他得诺贝尔奖时被认为的主要贡献之一。我2005年获得“马歇尔讲座”的邀请,当时非常惊讶,因为我做得还不太多。邀请一个在中国工作的学者去做“马歇尔讲座”,我想是因为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引起了重视。

一、探寻发展与转型成功的原因

学界普遍同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农业经济阶段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水平没有明显增加,一般人生活在贫穷与饥饿的边缘。很多研究成果认为,在农业经济阶段,中国比西欧收入水平要高,印度也如此。但18世纪中叶后,从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技术日新月异,西方有了起飞,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和西方有了很大差距,在学术上称为“Great Divergence”。在这样的大分叉和转折下,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一次大战后,所有受压迫的落后地区民族都在争取独立。这个努力在二战后终于取得成果。这些国家独立后,在其领导人努力下推动现代化,经过努力,收入水平有所改善,但是,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到20世纪末,人均收入差距从原来不超过50%,到20世纪末变为20倍甚至30倍。在这个差距下,大部分国家采取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失败了,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就取得了成功。但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加上经济危机不断,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一场改革和转型,其中,中国和越南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崩溃,一直到这几年才有所复苏。前苏联即使到今天其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最近欧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29个独联体和转型国家的调查,发现转型经过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前好。经过多年改革,转型和发展成功的只是少数,失败的是大多数。

所以,在这次讲演中我想分析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努力取得巨大成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失败了;二、为什么中国和越南在转型后其经济维持了稳定,同时也非常快速地发展,而其他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和改革后其经济经历了滑坡、崩溃、停滞,然后再缓慢增长。

二、国穷国富根源何在

怎样让一个国家发展和富强起来,是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这样的探讨。从学界的文献看,最早找到的原因,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其人均资本高,后来又讲是因为人力资本多,以及技术水平高。从回归分析来看,以上三项确实会使人均收入高。但是学界普遍认为,这样的分析只看到了表面。因为资本是靠积累的,技术是要发明采用的。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增加资本的积累,不采取更好的技术呢?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努力寻找所谓决定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更根本原因。归结起来有5个流行的假说。第一个假说,认为有些国家比较幸运,也就是说有多重均衡点。两个完全相似的国家,由于有很小的冲击或差异,有的国家处在好的均衡点,有的则处在坏的均衡点,国富国穷完全是由于运气。第二个假说是地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在温带,热带的人均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热带容易产生疾病,人的生命预期短,就不愿意积累人力资本,所以经济就没法发展;或者说,热带的矿产资源比较多,大家认为生活非常容易,所以就比较懒惰,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第三个假说强调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中有些因素让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特别容易,有些文化强调信用,就会让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有些文化使其政府的效率较高,也就比较容易发展。第四个假说认为,外向型的国家容易与国际经济融合,对外贸易可以使一国获得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方式,经济容易发展。最后一个假说是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快慢的因素,是该国的制度安排,一国的制度安排决定了该国的激励结构。制度安排好的国家,大家积极工作,去提高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这样的经济就发展较快。

在我看来,制度确实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制度决定了一国的激励结构,关键是制度本身是内生的。制度由什么决定?目前西方主流的看法认为,制度的内生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冲突,一国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比较,决定了该国制度的好坏。最早提出“利益集团”概念的是M·奥尔森,他认为,一国或地区如果长期稳定,以收入分配为主要目的的集团就会形成,那么这个经济就会不是创造更多财富、而是以财富分配为主要目的。最近非常有影响的是D.Acemogl u,J.Robi nson,S.Johnson等人的研究,他们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为什么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发展很快,中南美洲普遍发展不好?他们提出,这与南美的殖民地状况有关。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研究制度决定因素的最重要理论。这些理论在说明东亚经济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时可能有问题,因为它们各自的历史保持了稳定性,原来的利益结构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利益集团的冲突是不是决定一国好与坏的最根本原因?我想用凯恩斯《通论》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也就是整本书的结论来回答:“快还是慢,真正对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潮或思想。”社会思潮会形成一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一旦这些制度运行不好,就会埋下新的社会思潮产生的原因,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社会思潮产生。

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了一国经济中其他政策安排的质量。而政府是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和运作的,政治领导人的目标是什么?我想经济利益的考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对一国领导人来讲,经济利益实际上很次要。如何稳定执政,在历史上有地位,使国家富强繁荣,政治领导人的目标才能完成。其个人目标与整个社会目标可以完全重叠。政治领导人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按照当时的社会思潮来做决策,可能是最佳选择。按照社会思潮决策,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舒尔茨总结说,社会思潮会影响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

我个人的假说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有机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然后进入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后的历史来看,决定一国发展的是技术变迁,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善于引进技术,就会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这取决于政府追求的发展道路及其制度安排。不幸的是,大部分国家对于决定一国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没搞清楚,只看到一些表象。由于追求的目标不正确,形成的制度安排没有效率,就导致后来的发展绩效很差,危机不断。当一些国家开始转型后,同样的问题产生了,他们对转型问题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根源。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多是认识的问题、思潮的问题。

二战后,这些国家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和发达国家差距大,是因为他们的工业比发达国家差。其实这是表层原因。这些思潮都认为,一国要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老百姓要过好日子,就要发展与西方国家一样的产业。而这种思潮得到一些历史经验的支持。比如德国和法国本来比英国落后,他们也是在国家的领导下发展重工业,才赶超上来。苏联也是这样。发展经济学中的市场失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发展起重工业,原因是市场失败,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所以需要政府的强大干预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的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都教那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克服市场失败,发展重工业。对市场失败的这些认识,其实是错误的。

那些发展比较好的经济,都是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起步,在积累了资金、人力和资本后,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由于这样的产业发展按部就班,符合比较优势,所以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护补贴,市场也就能发挥作用。但是市场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各种价格信号能够反映资源和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国家必须建立起更完善的市场制度。建立起市场制度,让各种价格信号发生作用,同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就会非常快。产业升级牵涉到很多企业之前很难内部化的问题,比如要升级到什么产业,在产业升级时各种金融安排教育安排如何配合。再者,产业升级有风险,无论成功失败,都会给其他企业提供有用的信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挥比较优势的政府,可以用产业政策来克服这些问题。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按照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与赶超的产业政策之间的最大差异是什么?在于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帮企业克服了信息处理的问题、协调的问题与外部性的问题后,企业只要建立起来后,其产品就可以在国内外竞争。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政府的保护补贴就会长期存在,即出现了“婴儿产业永远是婴儿”的情形。

这些成败,都同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利用了比较优势有关。利用比较优势,就会有后发优势,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就能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从目标上来看是对的,但认识上是错误的。这样形成的制度安排只会压低积极性,资源配置没有效率,寻租行为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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