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来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慢,基本同理论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地区在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也是如此。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和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这样,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这些国家都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比,在中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可见,中国、越南和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五、贫穷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就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国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公民的身份是先天给定、无法选择的,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该国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第四,一国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国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该国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国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可以如上世纪50年代的东亚、80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起飞。当然,政治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的认识做出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成分,也有必然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亦即要在作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希望“马歇尔”讲座能让我们对发展和转型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邓一婷整理) (本文来源:文汇报 作者: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