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梳理故国
卡达莱对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再调整
伊斯梅尔·卡达莱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耐人寻味。
此人生长在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巴尼亚曾经的最高统治者恩维尔·霍查是老乡,在流亡到法国之前,他是该国最红的作家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连“之一”都不需要加。他的一系列礼赞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和恩维尔·霍查的作品声名显赫,算“歌德派”(歌功颂德派)的领袖。但去国之后,判若两人,讽刺和批判阿尔巴尼亚成了他写作的最重要的主题,对故国和霍查断然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新常态”。据说这一点让阿尔巴尼亚人很不高兴,让相当一部分旁观者也不满意,如此翻云覆雨的两个极端,让人怀疑前后都有“投机”之嫌。好的坏的,凡事都要到斩钉截铁的程度,这动机的确一下子难说清楚。以至于现在卡达莱成了世界级的大作家,在阿尔巴尼亚也是毁誉参半。
就大作家在本国的口碑,卡达莱不是头一个受委屈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作家伟大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的,哥伦比亚人说起他也颇有微词,为什么他就不能给哥伦比亚多做点贡献呢,常年待在墨西哥,赚了那么多钱,有如此之高的国际声望,应该没事就回来给老乡们修修路架架桥嘛。获得诺贝尔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因为批评了土耳其,不少同胞也齐心协力,一会儿要把他送上法庭,一会儿又要找人把他做掉。反正树大了总会招风。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帕慕克与本国的关系似乎都赶不上卡达莱复杂,他们不过就是从哥伦比亚和土耳其取材写作,某些批评招致了不满,整体上还是民族英雄,慢慢就被供在了该国的神坛上;而卡达莱不同,他的摇身一变,他的火力猛烈的讽刺和批判简直像个敌人,让人怀疑他对阿尔巴尼亚的感情。
我相信卡达莱本人早已经意识到了故国人民的敌意,我也相信他肯定也在调整他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这个调整不仅是他有意识地在作品里改变和凸显这种调和,还表现在,在生活中、在情感上他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从相关报道看,尽管卡达莱喜欢清静,有点烦一回到老家就门庭若市的热闹劲儿,但他还是经常回到阿尔巴尼亚。这对一个流亡作家,对一个不遗余力地讽刺和批判故国的作家,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欧洲有很多大作家,流亡或被流亡之后,基本上自绝回国的念想,以示反抗之彻底。前苏联的布罗茨基,罗马尼亚的诺曼·马内阿,匈牙利的马洛伊·山多尔,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母语,布罗茨基甚至连母语也在逐渐放弃。
卡达莱不仅回去了,还坚持为一个平安、富足的阿尔巴尼亚鼓与呼。1999年科索沃被轰炸期间,卡达莱身体力行,又是巡视难情,又是给美国总统写信,努力唤起拯救阿尔巴尼亚民族命运的抗争。作品里的揭露和批判是一回事,心心念念是另一回事。
他的确也需要调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决绝的姿态很容易被引入到对作品的理解。因为讽刺和批判,因为对故国的“背叛”,卡达莱的小说很难逃出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跟政治扯上关系很多时候的确相当的有力量,但一以贯之下去也让作者扛不住,读者一旦习惯了这个解读的方式,凡事听风就是雨,字字风声鹤唳,句句草木皆兵,你想不被狭隘地理解都难,大大妨碍了作品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阐发与流布。这肯定有悖于一个好作家对自身作品的期许。由此,卡达莱没准像昆德拉一样,恨死了政治:能不能回到我的小说艺术上说话!
如果说,早期的政治化在确立自我时曾经帮了卡达莱大忙,那么现在,他想做的很可能是去政治化,把自己从单一、窄化的符号下解放出来。他需要调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生活和情感的意义上,也在作品的意义上。沿着这一路径重新考量卡达莱的作品,或有别一种发现:何人不起故园情,卡达莱其实早就开始了他对故国历史与江山的深情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