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过剩全面过剩与相对过剩绝对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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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过剩

    所谓行业过剩，就是某些行业供过于求，库存积压，产能过剩，价格暴跌。

    萨伊定律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增加其他行业的供给与产出，使交换在更高的比例上进行，这无疑是有道理的。

    市场经济认为需要加强信息对称，这些行业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企业亏损，该价格信号被充分传播，行业内企业自然退出，转而其他盈利行业。相比于萨伊定律，这是原有水平上的交换比例，即经济没有增长，但这表明市场存在自行解决该类过剩的机制。

    计划经济则为了避免这种间接的模式，省略了个体的盲目摸索，要求直接用兰格中心计算机模式进行按比例生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过剩解决方案。

    市场与计划不同点在于：前者是多计划，自主决策；后者是单一计划，被动服从。这导致两者的生产积极性存在极大差异。即前者更多出现的是过剩和创新，后者更多出现不足和守旧。

    上述三个方案，理论上都可以解决该类过剩，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是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中平均利润率大于零。自然经济中，交换只是生产目的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即除了交换外，剩余为地主享用或储备，它没有来自货币债务的压力。而商品经济中，正是由于平均利润率大于零，这些过剩产业的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其它盈利行业，因此，可以保持经济不衰退，即所谓均衡。

    目前中国面临产能过剩，主流经济学家与官方认为该类过剩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即通过技术进步、转型升级来淘汰落后生产力，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化解过剩，解决危机。他们大声呼喊，中国人有充裕的消费需求，不过都去日本买马桶盖了，而国内只剩下品质低劣、数量无穷大的钢铁、煤炭、水泥、家电、汽车、计算机、手机、家具、房子、多晶硅、太阳能。

    他们忘了中国人去国外购买的商品，很多是产自中国的，只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更便宜实惠，中国人的出国购物潮不能简化为暴发户的视金钱如粪土，而是躲避国内的高税负，或者出口退税，他们精打细算，满世界淘宝，这不是在炫耀无尽的奢侈性消费，而是穷怕了的自然反射。

他们忘了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中国成功所谓转型升级，能生产包括日本马桶盖、瑞士手表、法国葡萄酒、意大利皮具，也就是包罗万象的世界总工厂，中国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而且不必进口外国产品，那么中国将是所有外国的顺差国，成为贸易战争的世界公敌，这是重商主义的狂想症发作。

他们忘了这些逆差债务怎么能还的上？昔日的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顺差债权无可匹敌，但随着殖民地的独立，这些纸上富贵顷刻灰飞烟灭。

二、全面过剩

    全面过剩指的是几乎所有行业都出现了销售不畅，商品严重积压，产能过剩，利润下滑的情况，社会平均利润为零甚至为负，形成流动性陷阱，千年一遇的负利率（李扬语）此刻也登场亮相了，它直接让经济学教科书中依据利率建立的IS-LM模型破产。

    一方面是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过剩、库存积压、产能过剩，另一方则是在债务危机压迫下的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群体性非自愿失业、厂家无可奈何地倾倒牛奶、苟延馋喘的工人不得不节衣缩食、等待救济人员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同在，何其荒谬？！

    有人说，大数据下可以通过订单式经济解决这些过剩。然而这势必陷入企业等订单，工人等就业等收入，最终双方僵死的局面。也就是说，订单经济只适用于个别企业或行业，而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或者说，只适合行业过剩而无力解决全面过剩。

因此，市场对全面过剩无能为力，只能通过周期性的衰退从头再来。

三、相对过剩

    那么，全面过剩是怎样造成的？是不是消费者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过剩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有效需求、利润的实现、货币的内生外生性找根源。

    有效需求：指的是有需求的欲望并且有购买能力。

    现实看，失业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的基本需求没有被满足，这种全面过剩却是相对过剩。

    那么企业利润是怎么实现的呢?

    企业要有利润，首先要生产出更多的实物，即产出大于投入；其次，这些产出要能销售出去，即在货币上，销售收入要高于总的投资成本，也就是盈利。

    而销售分为内部销售——即通过内部竞争，抢占对手的市场份额，导致竞争对手商品滞销，发生货币性亏损；或者让消费者借贷消费与按揭贷款，即消费者负债的方式完成。

    外部销售则为开辟国外市场，挤占他国的市场，相当于从一个封闭的市场走向开放的市场，即赚取顺差，但这势必导致逆差国的债务增加，从而不可持续。

    由上我们建立了新宏观主义的经济分析工具体系：

    实物利润——实物的增值，即从实物循环来考察，表现为实物的供给；

    货币利润——货币的增值，即从货币循环来考察，表现为货币的需求；

    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同步。即经济增长不是微观个体的盈利，它是宏观层次的问题，微观视野中的市场需求容量无限大是不成立的。

    产业树模型

    假设市场上只有一家顶级企业联合体，能生产所有的消费品，其它的企业为中间级加工商。市场存量货币为零，它从央行借贷1万亿元投资，用于雇佣工人与购买设备与原材料，最终1万亿被分成两部分流入工人与中间级企业主手中，如果前者为7千亿，那么后者就是3千亿，进一步考虑企业主的自身消费和工人工资储蓄，两者对冲，假定仍为7:3。
    进一步假设顶级企业共生产了1万2千亿件商品，每件定价一元，它所能得到的销售收入只有7千亿，剩下的5千亿商品本来中间级企业主有能力购买3千亿，但因为它不是用来消费的，而是要保值增值的；还有2千亿从价值上讲属于顶级企业的利润，但外面却没有货币购买力；如果强卖给消费者，那么只能让他们借贷购买，并且无法偿还，因为工资不可能大于顶级企业的投资成本。所以，从总量看，5千亿的商品在价值上属于企业主、而不是消费者。

    因此，指望消费者去库存是缘木求鱼。

从产业模型中可以看出，市场可以自行产出实物利润，但货币利润却无法自生，即它的货币来源是借贷，这是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不匹配的根源。

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货币的演变。

在自然经济时代，人们之间的交易使用金银货币，该货币不仅仅是物权货币，即它本身含有使用价值，具有物权，而非债券，更重要的是它来自于金属采掘业，人们用一般商品与之交换，交换后双方互不相欠。早期的纸币不过是私人发行的债券，形如工分，没有必然偿还的义务，还不上只是个人信用破产，不会有系统性的经济危机。而生产的目的只是部分交换，大部分为自用，卖不出去就囤积储备，也就是在自然经济时代，最终需求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没有过剩。
    由于分工和交易的扩大，经济发展到现代商品经济，货币为从央行借贷出的统一纸币，需要还本付息，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自用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投资需求变成了中间手段，最终需求只有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又来自于投资需求，不可能为投资需求带来货币利润。根据供求定理为总需求/总供给=物价水平，在实物层面，总需求为消费需求，总供给为实物；在价值层面，总需求仍为消费需求，但总供给变为投资需求，也即厂商的货币成本，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成本覆盖率<1，这就是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债务不可偿还。其实质是实物利润无法实现货币利润，需要价值补偿。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要么减产，要么借贷，即央行创造基础债务，商行创造衍生债务，前者就是大萧条，后者则为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企业债务危机。

    为了区分这两种基础货币，我们可以把来自采掘的金银定义为内生货币，因为它不会给经济系统带来债务，而央行发行的现代纸币则为外生货币，因为它需要还本付息，带来了系统性债务危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内生的实物利润与外生的货币利润矛盾造成了债务危机，而债务周期性地制造与消灭成就了经济周期。

    因此，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它是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的基础，没有投资需求，就没有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

    投资需求又是经济增长的非充分条件，因为它可以产生实物利润，但货币利润却不足，即消费需求小于投资需求。

    也就是经济增长没有投资需求不行，有了还不行。

    夏斌从实证角度论证了中国近年来投资收益率逐年下滑的事实。据测算，2005-2008年，1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4元GDP，到了2012年，1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1.93元GDP。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 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而在 2013年 5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82.9万亿元，若仅以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5.8万亿元（有人以非金融企业债务合计算利息，利息高达8万亿元-9万亿元），分摊到每月为4840亿元 。也就是说，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企业除本来需增加一定的正常贷款外，在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有些企业已追不上融资成本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日常生产和投资活动而不“崩盘” ，还需另外增加一块以偿还利息为目的的新贷款，才能维持整个资金链的不断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比2012年一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但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却是同比上升64.2个百分点的原因。”

    吴敬琏论证了需求三驾马车理论的落伍，并兴奋异常地提出了供给侧理论：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因素出发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他的问题有两点：没有回答大规模投资与债务累积的关系；将投资效益下降与债务上升归因于人口红利消失缺乏理论和实践依据。

    吴敬琏据此反对投资，他忽视了没有投资需求就没有就业，从而使消费需求进一步减少，经济不可避免地下滑，也即他没有看到投资需求的必要性；

    林毅夫则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

    可以看出，林毅夫支持扩大投资还是从生产效率角度出发的，也就是实物利润，而没有上升到货币利润，产能过剩是生产效率提高而非下降，因此他无法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投资效益下降的矛盾。也就是说他没意识到投资需求的非充分性。

    “加杠杆，经济增长，债务危机；消灭债务，去杠杆，经济衰退。”这就是当前货币政策困境的真实写照，也是《新宏观主义》推出的结论。

    吴晓灵说，不能指望放松流动性拉动经济，因为在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债务。

    作者在和余永定老师的通信中对吴晓灵女士的上述观点做出这样的评论：

    “这的确是至理真言，但问题在于没有流动性，经济就要萎缩萧条，无法保增长。而在长周期的后阶段，即使有了流动性，也不一定能增长，因为有了债务压力，失去了利润空间，企业不再主动投资，也就是流动性陷阱。这一困境，表白了货币的真谛——债务性。”

    余永定老师表示赞同。

    从货币实践经验中的认可这一事实，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扬等著名经济学家，这是难能可贵的，比沉溺于资源、劳动力、技术等供给学派前进了一大步。

    但他们同样是从实证与经验得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还没有从理论逻辑上找到其根源。

    计划经济能不能解决经济周期？

    计划缺乏实物利润，失去了过剩的前提。

    有人把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周期的原因，因为他们观察到，每次经济复苏几乎都伴随着新技术的涌现，马克思则把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更新视为经济复苏的动力，事实上，技术进步时刻存在；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有的是被动的，比如2009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有的则是盲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债务的消灭，物价与成本的降低，预期的利润空间开始出现。把经济周期混同于技术周期是经济分析的肤浅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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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S-LM模型 马克思主义者 主流经济学家 比较优势理论 平均利润率 解决方案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其他行业 价格下跌

人口红利消失了？

    对于顺差拉动的国家而言，本质是出口实物利润，进口货币利润，结果物价上升，物价水平逼近逆差国，顺差消失，经济陷入下滑境地；该国当局转而通过债务拉动房地产，利用市场存在的正反馈惯性，鼓吹泡沫经济，制造虚拟利润，保持表面的增长态势。但该类措施抬高了生产生活成本，而企业销售端仍然受制于消费不足，只有限产保价，裁撤工人，消费需求减少，只有进一步减产，形成滞胀。此刻房租成本高，抚养成本高，生育率下降，人工成本高，但失业率也高。典型表现为高物价，低增长、老龄化的日本经济。

    中国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后经济放缓的原因并非是人口红利消失，而是在重复日本滞胀道路，无出路的过剩资本炒作地产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所致，每年700万大学生就业有困难，农民隐性失业普遍存在。

    而炒作房产的恶果是遍布全国的空置房、巨大的资源浪费、严重的环境污染，实践呼唤变革经济理论，寻找更好的出路。

四、绝对过剩

中国人都很熟悉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图片——物质极大丰富，人类自由发展，不再受生存困境的压迫。世界多国奉此昭示，纷纷进行共产主义实验，但结果不欢而散。

    尽管实验失败了，但不能说这样的理想就是错误的，毕竟过程不是唯一的，而是可改进的。资源不足可以储备，环境污染可以治理，科技进步缓慢可以推动，而完成这一切，人类需要克制无限的消费欲望，从最终消费单纯依赖消费转向消费与储备并重，发扬节俭的美德，将货币储蓄转化为实物储备，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五、储备需求
方案即为新宏观主义的储备需求，它是联系市场经济与公益经济、实现天地为仓、智力为库的纽带。
具体到化解社会养老金保值困境、铁总债务为：
社保养老基金投入4万亿购买中铁总公司的铁路资产，成为独资控股股东；
     铁路总公司将地方铁路分公司分解为独立公司，进行客货运经营，展开良性竞争，提高质量和服务水平；
     央行根据当前社会投资平均收益，以高于社保养老基金往年的平均收益水平确定通行费基数，以所有客货运公司的总运量、营运收入、总税收决定通行费调整系数；
     如此，社保养老基金获得了稳定的收益，并为社会公益经济做出实质性贡献；
     铁路总公司卸下了4万亿的还本付息的巨大包袱，可以专心于国民的客货运服务；
     央行通过支付通行费，在给予社会过剩资本创造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实现了为社会投放非债务货币的目的，从而保证了经济增长，又消除了对外汇占款的依赖，增进了本国国民福利。
央行增发货币为社会的负债，而央行用增发的人货币购买准公共品为社会免费使用，是实质性的偿还债务，它是宏观公有的实现形式。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公有制的理论是不断进化的，即从早期的大一统到公私共存，十八大则提出资本运营，即扬弃了具体的资产运营而上升到资本层面，而央行的储备需求则是更上一层楼，从经济系统角度实现了社会公有，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具有系统稳定性和自我发展的、多赢的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又一次大发展。

专访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尔斯·汉森                                                                                        李楠：回头去看我个人的求学经历。18年前,我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攻读博士学位，有幸成为您的学生。很快我就意识到我的强项在于“技能”——我的数学功底很好，但是经济直觉无疑是我及大多数中国学生的软肋。今天，您可否给那些准备出国去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一些建议呢?　您本人的经济直觉来自于哪里?                                                                               拉尔斯·汉森：首先，就像我在演讲中提到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是非常重要的。掌握不同领域的广泛知识才有机会推开一扇扇门，去探寻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就拿我自己来说，现在很难说清楚到底我之前学的哪一门课程是有用的，哪一门课程是没用的，但是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有助于我的科学研究。我很庆幸自己当年学习时没有太过功利，其中很多当时看似没用的东西，10年、15年后，我发现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给同学们的建议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尽量地去接触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技能，这其实也是你自己应对未来职业和工作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的一个办法。

　　我觉得比“经济直觉”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掌握坚实的数学功底和其他技能固然是好事，但是培养创新批判思维的能力则更难。一个老师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鼓励、激发学生去探索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创新批判思维的能力不是老师可以灌输的，我们当老师的所能做的是发现学生有意愿去探索的时候，给他们提供各种良好的环境帮助和鼓励他们提高这方面的能力。至于你说的“经济直觉”，一方面来自这种创新批判思维，一方面则来自经验。当你有意识地利用经济学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当你养成了不断实践的习惯，“经济直觉”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怀有激情。或者说，首先要找到自己感兴趣，并愿意为之燃烧激情的方向。以我个人为例，我本人对交叉学科非常有兴趣，并在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交叉“地带”获得了许多乐趣。年轻人不妨接触一下不同的学科，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学科会在你的大脑中碰撞出许多火花。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你是分先后顺序去学习的，或许就没有办法感悟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至少收获大打折扣。

马克思讲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货币的外生性。
即取消私有制、货币、商品经济过于烂漫而脱离实际。
绝对的私有与公有并不可行，极端的自私自利与毫不利己都无法称之为社会。
需要探讨的是私有与公有的有机结合方式。
新宏观主义的做法是利用微观私有制，充分调动个体的创富积极性，以宏观公有的央行购买将过剩生产力从单纯依赖消费转向消费与公益并重。

深深地学习了这些经济学知识，感谢无私分享。

IMF：中国债务问题需更全面解决方案
2016-04-28 08:12:47 作者：肖恩 唐南 来源：金融时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中国问题的专家警告称，为了应对中国日益严峻的公司债务问题，中国领导人需要超越目前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拿出一个更全面的方案。
IMF近来对中国债务问题表示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并敦促北京方面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以解决IMF眼中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个严峻问题。该组织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中国那些没有足够盈利来支付利息的企业，持有的债务已高达中国上市公司债务的14%，中国可能处于风险之中的银行对企业贷款接近1.3万亿美元。

IMF中国磋商代表团团长詹姆斯 丹尼尔(James Daniel)与两位合著者在周二发布的文章进一步警告称，中国政府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战略来解决该问题。
他们表示，如果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中国政府针对债务问题拟采取的两大措施——债转股及不良贷款证券化——事实上会使问题恶化。
丹尼尔及合著者写道：“尽管这些技术性方案——将不良贷款置换为股权或将不良贷款证券化——在应对上述问题中能发挥作用，且也曾在其他国家成功实施，但其本身并非全面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它们可能会使问题恶化，比如允许‘僵尸’企业(不可持续经营但仍在运行的企业)继续存续和经营。”
他们警告称，债转股计划可能最终会变成向不可持续经营的国企提供的一条临时的救生索，还可能会导致这些国企最后由不具备经营或企业重组专业知识的国有银行或其他官员来管理。
把不良贷款打包成证券出售，也带来了其他潜在问题。尽管这么做可能有助于迅速清理债务问题，但最终可能也有助于支撑那些处于挣扎中的国企。他们写道，在中国，约60%的不良贷款是由国企欠下的，“并且集中在少数几个困难行业”。
IMF还对中国国内问题债务市场的深度、以及将基于不良贷款的高风险证券出售给散户投资者的可行性表示了担忧。
他们辩称，中国需要一项“全面的公司重组”战略，即要关闭不可持续经营的企业，即便它们是国有的、并处于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行业。
“不解决脆弱企业的根本问题，任何财务重组都只会导致未来出现更大的损失。”
一项更全面的计划还必须要求银行主动应对它们的不良贷款。中国国有银行以往并不总是热衷于应对这个问题。
6月份，丹尼尔将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完成IMF的中国经济“第四条款”年度磋商。化解中国的债务问题很可能会成为此次磋商的一大主题。

北京出手平抑猪肉价格 将投放305万公斤储备肉2016-05-03 16:14:01法制晚报
今天下午，北京市商务委召开通气会，将从5月5日开始到7月4日期间向市场投放储备猪肉，平抑目前高居不下的猪肉价格。此外，北京物美、家乐福等20家连锁超市的555家门店，将对精瘦肉、通脊等8个部位的猪肉，以“北京市ZF补贴猪肉”降低8个品种猪肉价格。

金碚：总需求调控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逻辑
2016年05月05日 08:52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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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实施总需求调控与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应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体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ZF作用的两种基本对策方式。深刻理解市场过程以及ZF与市场关系的理论逻辑，才能有效实施基于客观经济规律的对策方案，恰当使用可行的政策工具，既能应对短期矛盾，保持平稳增长；又能着眼长期目标，实现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将一个学术性意涵很强的概念引入政策话语体系，反映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关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理论是经济学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也是经济学各学派间最具争议的学术立场之一。基于对供求关系基本理论的理解以及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基本供求关系现实的判断，中央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并未否定总需求管理的必要，而是说“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改革。就当前经济政策的抉择和操作而言，深刻理解供求关系的理论逻辑和实施条件,把握好总需求调控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两手并用”，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有效结果。

当前为什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朴素意义上说，供给就是出售，需求则是购买。供给方为产品卖方，需求方为产品买方。供给方持有产品，需求方持有货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中，产品—货币关系高度发展和复杂化、系统化。从总体上观察，产品方和货币方都形成了非常庞大的体系，经济学可以将这复杂系统大致归类描述为有其供给侧和需求则。供给侧为产品侧，需求侧就是货币侧。前者是生产和提供产品的所有活动，即实体经济体系；后者是形成购买力的活动，即货币经济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早期市场经济中，货币也是实体经济产出品，即主要是金银等贵金属。因此古典经济学将货币定义为充当交换媒介的商品，马克思则认为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总之，那时货币体系的主体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由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绝大多数货币不是由实体经济生产出来，而是由货币当局（通常是ZF）和金融体系“创造”出来的，甚至被通俗地说成是由货币当局“印”出来的，过去叫“铸币”，现在叫“发行”。实际上，除了占少数的“基础货币”由货币当局供给之外，流通中的绝大多数货币是由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储蓄—放贷活动所“创造”的，是信用关系的产物。于是，所谓“货币”演化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复合系统，而且具有很大程度的“虚拟”性，甚至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创新”发展。这样，甚至连经济学家都难以准确定义货币和精确计量经济体系中的货币量。因而对货币的统计不仅有M0、M1，还有M2、M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中国2015年统计公报，到2015年12月末，全国流通中货币（M0）余额6.32万亿元，狭义货币（M1）余额40.10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达139.23万亿元。如果需要，还可以统计M3、M4，以致更加广义的具有交易媒介功能或能够发挥“流动性”功能的“准货币”“类货币”等。

由于存在这样的供求对应关系，所谓宏观经济供求平衡就可以大致理解为供给系统所生产的产品总量同货币系统所形成的流动性总量间的均衡。据此可以设想，通过调控货币流通总量（流动性）来对产品产生即经济增长进行调控：当增长缓慢（失业率高）时扩大流动性（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加速；当经济过热时收缩流动性（实施货币紧缩政策），给经济降温。这就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学干预政策的基本原理，通常也称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由于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已经失去了同（贵金属）生产的联系，经济体系中的货币量或流动性主要是由金融体系的信用活动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所创造的，所以主要表现为“债务”量，特别是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额。于是，从需求侧着力的经济刺激，即扩张货币，总是表现为形成更多的债务。所以如果长期实行需求刺激政策，无节制的债务扩张超过一定的限度，不良债务和不良贷款的比重必然上升，积累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现实。

为了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联手实行货币扩张政策，美国叫“量化宽松”。其实质都是扩张货币，加速债务增长（扩大ZF债务、金融机构债务、企业债务，也叫加“杠杆”），也就是以加大流动性来“创造”需求，力图遏制“自由落体式”的经济下滑。这样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起到经济调控作用。但是如果超出一定限度，不能适可而止，就必然导致供给方“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因为与其对应的则是大量增长的债务而不是有效需求。于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而不良债务，特别是银行不良贷款，却越积越多。

在此情况下，如果为了追求高速增长而继续通过扩张货币来刺激经济，就意味着不良债务与过剩产能及库存的不断轮番增加，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经济策略转向更加注重供给侧就是必然选择。即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措施，简政放权，激活供给，轻装前进。

推进供给侧改革应有科学思维

当前，中国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达到的紧迫目标，一是“稳定经济增长”；二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中，“稳定经济增长”的含义是希望不再采取刺激性政策来扩张生产规模，而是要从实体经济深处激活新的增长动力，着力于提高“潜在增长率”水平。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含义则是希望逐步摆脱资源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使产业结构现代化、绿色化、高效化，产业升级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因此，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就是主张以更高质量的供给机制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科学认识的是，所谓“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经济学描述复杂经济现实所定义的概念，而任何经济学概念都不可能是绝对精确地对应于客观现实的，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并无绝对的界限。所以可以看到，同一类经济行为（现象）往往都会具有供需的双重含义。以通常认为是需求“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为例，对短期（本期）来说“投资”是需求，表现为支出货币购买生产要素；而对长期（下期）来说“投资”是供给，决定了生产能力和技术状况。其实，无论是需求侧对策还是供给侧对策，都得运用投资手段，只不过前者主要着眼于短期目标（应对经济波动），后者主要着眼于长期目标（实现创新升级）。

所谓“消费”也是如此。经济学定义的消费需求只是购买产品的瞬间，一旦支付了货币完成了购买进入实际消费过程，无论是生活消费还是生产消费，就都成为供给，即劳动力的生产和产品的生产。所以，在经济学的供求恒等式“消费+储蓄=消费+投资”中，“消费”既是供给也是需求。从一方面看，生产（供给）决定消费（需求），因为人们只能消费能够生产出的产品；但从另一方面看，消费（需求）也决定生产（供给），因为如果不能适合买方的需求，生产再多的产品也是过剩之物。所以，需求政策主要着眼于消费购买行为：有人买就好；供给政策主要着眼于实际消费过程：用得好才好。

在实施具体经济对策时，供给侧与需求侧更是难解难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固然是着眼和着力于实体经济，但也离不开货币经济。实际上，每一个供给行为（出售）都表现为对应的需求行为（购买），实体经济得以货币金融为血液。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是需要从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两方面着手。实体经济的改革必须有金融体制改革相配合。如果金融不能有效发挥功能，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改革也难以有效推进。

更重要的是，实施经济对策绝不可忽视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关注经济转型升级，但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而整个过程的每一时间段，都是不能略过的“短期”：长期是由短期组成的。如果短期过不去，也就达不到所期望的长期目标。所以，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如果不能稳住一定的增长率，经济转型升级就没有支撑条件。反过来，如果不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一味进行短期需求扩张也难以避免“硬着陆”和金融风险。

可见，在以交换为基本关系的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行为和现象都是双面性的和对立统一的。有买就有卖，有收入就有支出，有债务就有债权，有供给就有需求。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增长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时代。需要开拓更大的经济策略运作空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需求侧调控密切相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根结底将体现在供给系统对于需求变化的更高弹性，即灵活反应能力。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本质上就是因供给弹性缺乏而无法实现市场出清，是供需关系矛盾的凸显。

以适当的需求调控为供给侧改革铺垫必要景气条件

要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根结底是由企业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能动地实现的，而不可能主要依靠ZF的直接干预和政策运作来实现。但企业所处的经营情景往往是：当宏观经济景气度很高时，由于“赚钱容易”，所以虽有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能力，但往往缺乏转型和创新动力；而当宏观经济景气度很低时，由于企业经营困难，拼力“活下去”是当务之急，所以尽管深切感受到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具有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但却恰恰缺乏财务能力。而如果整个宏观经济处于衰退紧缩状态，大多数企业感觉调整升级力不从心，则所期望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会遇到很大困难。

所以，经济政策的运作，实际上就是要创造一种让企业既有动力也有能力进行结构调整和创新升级的经济环境。这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的政策安排：第一，采取适当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稳住经济增长速度，使之保持在一定的增长率区间，避免“硬着陆”，从而稳定和增强企业信心。第二，加快改革，扩大企业经营的自由度，减少ZF不当干预和繁琐管制对经济活力的约束，最大限度增强生产和生活的便利性。只要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更便利，即使不考虑其可以产生的供给侧效应，仅就其产生的需求效应，也可以在短期内较快改善经济景气状况。第三，对严重失衡而必须进行强力调整的结构性“淤结”，例如严重过剩的产能、库存等，采取“外科手术”式方式进行处置，当然，ZF也应采取一定的援助方式，以减少“手术”过程的“疼痛感”。


总之，当前，确有必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也必须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可能单兵突进的。就经济管控和干预政策而言，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两者搭配的“组合拳”。更何况，如前所述，需求与供给之间本无绝对分明的界限。尤其是在实际政策操作中，任何政策举措都会产生需求侧与供给侧两方面的效应。这就如同使用剪刀，无论操作过程是左把使力还是右把使力，其效应都是双方着力的结果。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过程而言，保持一定的宏观经济景气度是其必要的实施条件。所以，ZF在强调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出台一定的宏观需求调控政策，避免经济增长失速，并不令人吃惊。当然，必须密切关注政策效应，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铺垫必要景气条件的适度宽松政策同强烈经济刺激政策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金　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