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节能减排的法律路径_法律毕业论文-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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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一直让中国政府耿耿于怀。虽然有2009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4%的利好消息，十一五规划能耗指标能否下降20%，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能否达到10%依然不确定。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

从发展低碳经济，气候变化政治走向高端，节能减排就成为中国政府的行动纲领，却没有成为企业和个人的行动纲领，以至于节能减排是政治却不是经济。在现行法律制度基础上，选择并设计安排产权交易制度，可能是节能减排从政治走向经济，特别是低碳经济的路径依赖。

一、中国碳排放是客观历史进程

中国现时的发展阶段、能源结构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匮乏决定了中国碳排放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过程。

(一)中国正处于大气污染的发展阶段

能源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与发展水平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经常是不可逾越的过程。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过程都是高耗能过程，而高耗能就必然会形成高污染。无论是技术与设备的大量采用，新知识点的增长，城市生活[1](P85， P83)都会带来能耗水平的大幅提升。当今世界的工业化国家都经过高能耗与重污染的历练。从资本原始积累到工业化实现，这些国家的污染曾经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发展。兰德尔就曾感叹，西方四百年的繁荣是建立在生态系统不断的和不可逆转的改变基础上的[2](P6)，不仅减少了那些受益国家的可耗尽资源储量，而且给那些没有从中受益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阴影[2](P9)。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排放量积聚依然是世界包括气候变化等环境的日益严重的成因。即使现在化石能源的持续消费依然是工业化国家发展基础。如果说到2030年人类能源消费化石能源仍将占据主导地位[3](P3)，那么工业化国家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只因为如此，吉登斯疾呼，工业化国家必须承担起减排第一位责任[4](P5)。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并举的过程，技术与资本有机构成的集中，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基础设施与居住规模的扩大，人口密集与交通网络的发达都要以大量能耗作为支撑。特别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又进一步激励企业与个人释放偏好，进而推动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化石能源消费呈持续增加的势头。能源消费与财富成正比，与能源效率成反比。扎特基安能耗第一法则证明，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能源需求扩大之间始终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个人财富和福祉与能源消耗直接相关。人们变得越富裕，使用的能量也就越多，反之亦然。[5](P11， P37)中国市场化刺激着GDP经济总量迅猛扩张，带动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已经从1980年的6亿吨标煤增加到31亿吨标准煤，比2008年增长6.4%[6](P1)。中国采取行动推进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能源消费总量增速总体上逐年放缓，能源消费强度不断降低。然而，由于能源消费总量持续稳定增加，中国碳排放量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量都在增加，成为碳排放量增长最快的国家。问题在于中国单位GDP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金融危机让增长速度有所缓解，但是中央4万亿投资和社会与地方的4万亿配套投资中的大部分项目将会带来更大规模的能源消费与污染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增长与发展是以消耗化石能源为前提的，减排就意味着减速减财富。由于能源消费与财富拥有不仅呈正比，有时还可能从线性走向指数。于是减排可能出现指数性财富缩水。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以牺牲经济增长与发展，或者牺牲财富来换得能源结构变革。让刚开始改善生活质量的中国降低生活质量当然也是困难的。

(二)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在中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及其形成的碳排放头痛时，世界却对煤炭态度有了变化。从躲避高政治产品石油风险，追求能源多元化开始，到清洁能源失望大于希望，追求经济可行的能源供应，煤炭竟也成为回归能源独立之路的一种选择。21世纪以来，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结构的国家对煤炭开发利用开始表现出兴趣。煤炭消费量的增加，可能会增加世界碳排放量，却可能会减轻中国压力。

无论是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还是提高能源效率都无法改变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煤炭碳为主的化学组分与工业组分决定了其是高碳能源。中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结构就必然是高污染重污染的，特别是碳排放。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持续高增长率让中国煤炭消费量从1990年10亿吨，增加到2008年的24亿吨，尽管中国煤炭消费比重在逐年下降，但以煤为主，多元发展的能源结构情势不会改变。煤炭燃烧不仅成为中国主要污染源，也将中国推向碳排放大国的境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由煤炭消费导致的，随着煤炭能源消费结构中比重下降，清洁煤技术的发展，煤炭消费导致的因素正在降低。然而，包括水煤浆技术、煤转化技术及煤电技术在内的洁净煤技术的研发与采用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节能减排撑起了希望之帆。但是洁净煤技术从实验、中试，到示范、商业示范和商业开发还受技术、经济与社会的不同制约，特别是其制度化还有一个历史过程。

(三)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匮乏与冲突

低碳经济是市场经济发育成熟到一定阶段的经济形态。鲁宾斯德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框架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向高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7](P52)。据此，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市场及其基础上的法律与政策对技术的推动。市场经济是低碳经济的核心与基础，离开市场经济就根本谈不上低碳经济。其一，市场经济是制度经济，低碳经济是典型的制度经济。低碳经济通过制度推进本身表明，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优先于技术创新。只有制度创新才能推动技术创新，进而实现低碳经济。其二，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低碳经济是典型的效率经济。如果高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是低碳经济的三大特征，则高效显然是根本特征，高效必然低能耗和低碳排放。实际上高效与低能耗和低碳排放是因果关系，而市场是酿造效率之源。其三，市场经济是技术经济，低碳经济是典型的技术经济。作为人类智力产品的能效技术等也只有在交易中孕育与进步，技术离开市场，无法进步，更不能创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源、能效、能效技术等才能作为产品市场中的商品，劳动市场中的智力成果，资本市场的中投资和融资对象。因此，市场经济是低碳经济的动力源泉，起点和归属，孕育和发展空间，根本性路径依赖。远离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只将低碳经济定义为新经济体系，进而割裂了节能减排与动力之源的观点有误解或曲解低碳经济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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