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性饥荒条件下农业起源问题研究(1)_理工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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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对农业发生原因的讨论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但对晚期智人阶段季节性饥荒在农业发生中的作用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古气候研究表明，在距今5～1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全球气候比较寒冷，距今3万年前的气温比现在低10℃左右，后来气温才逐渐回升。在寒冷气候的影响下，晚期智人在冬季更难获得食品，因此发生了季节性饥荒，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以人为食的悲剧，季节性饥荒迫使古人类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以补给冬季食物的短缺。当初驯化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可能多种多样，经过不断的比较和选择，原始人类最终将种植畜养的重点确定在少数几种动植物上，逐渐使之脱离野生状态成为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如籽粒丰硕易于保存的植物和性情温顺的草食性动物，随之他们也脱离了采集渔猎生活，进入了农业社会。这一变化过程是在晚期智人阶段完成的，因此研究农业起源的时间起点不应局限于新石器时代，需要进一步上推，以旧石器时代晚期为宜。

[关键词]晚期智人；季节性饥荒；农业起源

Study on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Origi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easonal Famine

Abstract：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origin have been discussed for a long time, but we didn’t focus our attention on the role of seasonal famine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origin during Homo sapiens stage. The climatic condition of whole world was colder than that in present, therefore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y to get food and seasonal famine occurred year by year. The pressure of seasonal famine compelled human to domesticate animals and growth plants so that providing food against continual hungry, especially in winter season. The origin time of agriculture should be back warded to the late Palaeolithic period, 10000 to 50000 years ago.

Key Words: Homo sapiens；Seasonal famine；Agricultural Origin

季节性食物短缺的概念是1938年贝克(J.R.Baker)研究鸟和动物的季节性饲养模式时提出的，[1]后来被用于远古人类生活研究中。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者开始利用季节性食物短缺术语描述史前时期人类生境恶化后的社会生活状态，[1]灾荒史研究者也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去审视农业发生前的食物短缺问题，“每到冬季和春季食物匮乏时许多原始的采集渔猎者就要遭受饥饿的沉重打击。”[2]但是，人们对季节性食物短缺的时代变化、区域差别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还很不充分，特别是季节性饥荒的发生演变与远古时期农业起源的关系迄今尚无论证研究，这是远古社会生活史和农业起源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并解决的基本问题。远古社会季节性食物短缺主要发生在气候寒冷的冬季，它迫使人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走上了农耕生活的道路，季节性饥荒是农业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季节性饥荒

人类一直在为获取食物而不懈地努力，获取食物的难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逐渐降低，获取食物的技能和方式则日趋多样复杂。采集渔猎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最主要的食物获得方式，但是当时人类已经具备了改变生活获取更充裕食物的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一场食物获取方式的革命酝酿成熟。

（一）季节性饥荒是影响古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因素

寻找并获取食物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主题，也是人类至今依然没有彻底解决的难题。远古时期影响人类食物资源的最主要因素当属气候变化，长时段的气候变迁和年复一年的冷暖变化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影响。在一般气候条件下，冬季的寒冷以及由此导致的食物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远古人类人口增殖的基本原因。

季节性的食物短缺贯穿于整个旧石器时代，愈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愈为显著，人类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以求生存。人类学家把由猿到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与现代人关系最密切的当属晚期智人。晚期智人时代距今大约1－5万年，[2]（P112-113）当时处于第四纪冰期的大理亚冰期时代（欧洲为武木冰期），气候寒冷，距今3万年前的气温比现在低10℃左右，后来气温才逐渐回升。[3]这一时期人类的生活极不平衡，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丰衣足食，冬季降临后古人类普遍陷入生活困境，食物获取变得异常艰难，形成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季节性饥饿。参照当前饥荒的有关概念，远古时期的季节性饥饿现象也可以称之为季节性饥荒。

季节性饥荒发生的原因在于寒冷气候条件下植被退化、动植物资源锐减。季节性饥荒对前农业时代的采集渔猎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晚期智人在冬季很难获得足够的食物维持群体生存。而在自然异常变动、发生巨大灾异的情况下，古人类的生活也会面临严重威胁。大洋洲海岛上的塔斯马尼亚人、南澳土著人是十七世纪以后依然幸存的处于旧石器阶段的原始人类，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采集和狩猎可以供应丰富的兽肉、植物果实和根茎，但他们也备受干旱等灾害的侵袭，导致食物来源不足，以致度日如年，痛苦万分。[4]（P54）因此，如何保证经常性的食物供应成为原始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关切并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食物短缺状态下远古人群采取两种迁徙模式

食物短缺对原始农业的发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会直接导致农业发生。饥饿降临后古人类最主要的生存目的是想方设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考虑如何生产食物，选择迁徙觅食远比从事驯养驯化动植物简便可行。所以，远古人类采取了迁徙觅食的方式以解决普遍遭遇的食物短缺问题，根据他们迁徙活动的范围可以把迁徙活动划分为两种模式——远距离迁徙和近距离迁徙。

季节性饥荒条件下的迁徙活动范围有限，属于近距离迁徙模式，主要围绕居住地而向周边地带扩散。季节性饥荒迫使古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迁徙移居，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迁徙证据。[3]美国考古学者博塞洛普（Ester Boserup）和马克·科恩（Mark N. Cohen）研究远古人群生活时指出，在食物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原始人群开始迁徙活动，以寻求新的食物来源。[4]民族学的材料表明，采集狩猎者经常性的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以捕食驯鹿为生的爱斯基摩人根据驯鹿移动的季节性规律进行迁徙和狩猎，[5]（P8）居住在澳洲东南的塔斯马尼亚人在一定的迁徙区从事采集狩猎活动，[6]（P125）马来西亚半岛的塞芒人则频繁迁徙，在一个地方停留不到三天时间，就另搬别处，寻找野兽及果实。[6]（P159）

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古人类也有可能走上远距离迁徙的道路，迁徙活动的范围可能更大。大概在距今180万年的时候世界性的气候变冷导致的人类生活环境恶化，非洲大陆气候寒冷干旱，草原扩张。[7]远古人类获取食物更加艰难，于是从非洲迁徙到东亚和欧洲地区，[7]后来在晚更新世又由中低纬度生活区扩展到高纬度地区。[8]类似的情况在一些小动物的历史上也有反映，如起源于西伯利亚的无根田鼠（Microtus Allophiomys）在220万年前已经存在于这一地区，直到距今180万年的时候才扩散到欧亚和北美大陆等地。[9]（P162）距今90万年的时候全球气候又一次变冷，世界各地的冰川发育盛极一时，欧洲的哺乳动物群发生消长剧变，维拉方动物群被克罗默尔动物群所取代，中国大陆三种泥河湾期的典型动物——丽牛、埃楚斯坎熊和爪兽等喜暖动物退出华北而避居华南。[9]（P175-176）在距今24~23万年前的时候发生的气候变冷事件再一次迫使古人类迁徙移居，生活在周口店地区的北方型动物侵入南方，如维氏花鼠、居氏巨河狸、中华猫、双角犀、李氏野猪、肿骨鹿、华北绒鼠和棕熊等。[9]（P176-177）

在远古时期人类经历的两种迁徙模式中唯有近距离的迁徙活动与原居住地的生活能够保持持续的关系，经常采取近距离迁徙的晚期智人部落才有可能成为农业发生的真正鼻祖。因此与农业发生相关的迁徙活动只能是季节性迁徙，农业发生的直接原因只能是食物的季节性短缺而不是阶段性的寒冷气候。

（三）季节性饥荒导致人口压力出现

在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几次人口大幅增长的阶段，每一次人口的剧增与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和方式变革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获取食物能力的高低实际上反映了人对自然的一种利用能力和改造能力，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人类历史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总是表现为技术的变革或者跃迁。每一次跃迁的发生与实现都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迄今为止人类已完成了由猿转变为人类、农业产生和工业革命三次跃迁，人类社会也相应地经历了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技术水平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关系不但存在于远古时期，而且延续到近现代社会。[5]

学术界在解释农业发生的原因时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即人口压力学说。他们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10]远古时期人口压力的主要标志就是食物资源匮乏，人类不得不通过迁徙活动到更远的、陌生的生态环境下寻找出路。[6]

在古人类生活时期，食物的供给主要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取决于该地区的植被状况、降雨量、热量和自然地理状况。一旦这些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古人类的生存就出现困难，因此在古人类生活地区气候变冷后，人类就不得不向外迁徙。人口与食物供应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所谓的人口压力也是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季节性饥荒的发生是人口压力显现的主要原因，晚期智人阶段人口压力尤为突出。

面对这些问题，一种可能的假设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依靠大自然的馈赠通过采集植物果实、狩猎野兽能够解决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能促进人口的繁衍增殖。但因部分地区大自然春夏秋冬的明显变化，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野生的动植物供应极不平衡，这些地区的人类面临季节性饥饿的严重威胁。当严冬到来后，很多地区就会出现季节性短时间的食物供应不足，部分人口冻饿死亡。在食物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原始人群甚至采取食人之方以维系生存。因此，原始人类人口增长极为缓慢，长期维持于较低水平的人口总量而难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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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ker, J. R. Evolution of Breeding Seasons, Evolution Essays on Aspects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Presented to Professor E. S. Goodrich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G. R. deBeer), P161-177, Clarendon Press, Oxfoed.

[2] William A. Dando, The Geography of Famine, P ix, Edward Arnold, 1980。

[3] Daniel E.L. The Rise and Fall of Seasonal Mobility among Hunter-Gatherers,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3,34(5):599-631.

[4] Mark N. Cohe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Population Pressure in Pre-Agricultural Societies, American Antiquity, 1975:40(4), 471-475；Ester Boserup, Environment,Population,and Technology in Primitive Societi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76:2(1), 21-36.

[5]一位著名的西方农业史学家雷泽（Paul Leser）先生说：“直到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依然十分落后。自从东亚地区的曲辕犁和其它农业技术输入欧洲之后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如果没有十八世纪初期发生的农业革命，那么就不会出现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欧洲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更不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我们应当为东亚文明对西方世界的巨大贡献而表示衷心感谢。”转引自Joseph Needham, Francesca Bray,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VI:2,P553-55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6] Cohen M.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Population Pressure in Pre-Agricultural Societies, American Antiquity, 1975,40(4): 47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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