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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研究综述(1)_历史专业毕业论文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其生平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其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文学、教育、法学、新闻等诸多领域。曾对康梁、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迄今出版、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研究郑观应生平和思想的专著、论文和资料。本文拟对1949年以来郑观应研究的概况，分门别类，进行简要的介绍，以期对进一步深化郑观应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一、专著、文集
1981年，夏东元出版了第一部研究郑观应的专著《郑观应传》。1996年，作者又在原书基础上补充、修订成《郑观应》。[1]作者立足于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揭示出郑观应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历史进步意义。作者指出，郑观应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欲攘外，亟须自强；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该书认为，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大事，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作者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从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历史背景中去把握郑观应的思想发展脉络，进而从郑观应的思想体系框架内探究其社会实践的动机和意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线索将郑观应的思想和活动穿联贯通，揭示历史人物性格演变的内在逻辑，论证了郑观应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进步性。从而作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示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评价。1997年，易惠莉出版了《郑观应评传》，[2]对郑观应的思想和生平，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2000年，邓景滨出版了《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3]为第一部专门研究郑观应诗歌成就的著作。
文集方面，1982年和1988年，夏东元编辑出版了《郑观应集》上、下册，[4]收录《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香山郑慎馀堂待鹤老人嘱书》等书。该书收罗宏富、校勘精良，为研究郑观应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此外，尚有1995年邓景滨编的《郑观应诗选》。[5]
二、郑观应生平与思想的综合研究
1957年发表的王炳义的《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6]和1958年发表的王永康的《郑观应其人及其思想》，[7]是较早对郑观应生平与思想进行较全面研究的文章。王炳义的文章指出，作为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认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维新。其改革方案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振兴商务”，进行“商战”，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出发。经济上，主张实行保护贸易的关税政策，准许民间自办企业，并且要求朝廷加以保护；发展机器工业；开采矿产，举办近代交通事业；发展农业生产等。政治上，主张设立商务公所，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学习西方议会制度和创立宪法；革除原有政治机构的腐败、贪污、冗官太多等弊端。在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也提出改革措施。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代表着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到戊戌变法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是一种君主立宪论。他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并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斗争，打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极力呼吁自强救国。因此其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要求，对以后的改良派产生一定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郑观应的思想也存在着对封建统治的依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理论上落后和复古主义”倾向等局限性。王永康的文章认为，郑观应是一个商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以他在经济上特别提出“商务”、“护商”和“商战”的主张，在政治上也强调议院政治的重要性，他所反映的资产阶级要求是较同时代的人更为迫切的。郑观应从中国儒家唯心思想体系出发，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实际上，就是要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传统，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本依据。郑观应在经济上，从振兴商务的角度出发，要求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金融业，不但强调商品流通，而且注意商品生产；在政治上，主张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在外交上，主张依照国际公法，修改或废除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文化教育上，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行实用教育与普及教育。作者还分析了郑观应与顽固守旧派在经济上、政治上、体用关系上的矛盾与斗争，强调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1964年，邵循正发表《论郑观应》[8]一文，对郑观应的生平活动和思想的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郑观应与买办的关系上，通过比较郑观应与买办唐廷枢、徐润经历、思想的异同，指出郑观应首先是一个爱国忧时，不满社会现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虽然寄身买办阶层，但和一般买办并不气味相投。在郑观应和洋务派关系上，指出他们既存在合作共事，也存在观点上鲜明的冲突。关于郑观应向西方学习及其失败的问题，作者是认为《易言》和《盛世危言》分别代表郑观应19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向西方学习的见解。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主张更广泛地学习西方的“天学、地学、人学”，主张设立议院。但甲午战争以后，其思想日趋保守。他以中国民智未开，力主不可亟开议院，反映了改良主义者向外国资产阶级学习的愈来愈没有出路。作者还分析郑观应和盛宣怀集团分歧和合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郑观应政治思想的迅速退化以至反动的影响。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关郑观应思想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夏东元连续发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9]《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10]《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11]等文章，对郑观应的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中，作者指出，郑观应思想的精髓，首先是他的变法救国和重点防俄；其次是注重兵战，更注重商战。作者还通过郑观应兴办企业所采取的形式，反映郑观应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抵制的一面，也有依靠的一面。关于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两者在经济利益上密切联系，因而在诸多政治、经济问题上，观点一致。但由于郑观应毕竟是一个要反对侵略以救世为志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故在实行立宪、设立议院等问题上，与盛宣怀又有分岐。对于郑观应不同时期的设议院行立宪主张的评价问题，作者指出甲午以后，郑观应主张缓行立宪，这与康梁等人为了避免维新运动的阻力把设议院暂不提到日程的思潮以及迎合江苏藩司邓华熙的意见有关。而1900年郑观应又力主速行立宪，这固然与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有关。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郑观应的立宪以收民心，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通过对郑观应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等四种交叉身份的剖析，指出买办可以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而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郑观应能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主要是由于他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郑观应参与洋务运动，则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其富强救国的主张的。作为主导面，郑观应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则通过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探求的勾勒，以及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指出郑观应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的胚胎。
吕杰的《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12]认为，郑观应的思想包含：倡言商战以卫国，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学习外国经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主张政治改革，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尽管有诸多的局限，但它对摧毁封建顽固思想的堡垒，传播爱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促进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19世纪末的思想界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近代史上，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闪耀着特有的光彩。汪熙的《论郑观应》[13]指出，就思想格局而言，郑观应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变局”思想，主张以西学培养人才，否定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科举制度；提倡议会政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既学习西学的“长技”，也学习西方的人文科学，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从而达到他的前辈和同辈所未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以这种体、用观为基石，郑观应提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那就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的民富和国强。关于郑观应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作者指出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康梁的关系是冷淡的，甚至有点敌意，证明他是立宪派的右翼。辛亥革命前夕，郑观应反对保路运动，说明他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关于郑观应抵御外侮思想，作者认为郑观应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瓜分危机的估计，对清廷投降政治的揭露以及抵抗外侮的政策建议，是比较有远见、有胆识和中肯的。他在这一方面的著述和活动启迪过很多人，不愧为强调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者。关于郑观应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民富”与“国强”的灵魂。其最大功绩是向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揭露，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开路。他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称得上是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此外，作者还对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郑观应的晚年际遇进行分析和介绍。
90年代以后，夏东元发表了《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识》，[14]指出郑观应所处时代的中国近代化，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即君主立宪议会制的改革。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具体体现在集抵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于一体的思想体系；突出“商战”的重要地位，主张“大开门户”，兴办“万国公共商场。”胡波的《同光时期郑观应民本思想初探》，[15]认为郑观应的政治思想，既具有民权民主思想的倾向，又带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特征。他不仅自觉地运用儒家民本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而且有意地借用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在中国的推行，保驾护航，指出议院、立宪、君民一体，是西方各国富强之本，主张在中国设议院、行立宪、伸民权、实行君民共主。民本思想既是他接受民权认同民主的基础和衔接点，又是他追求富强救国的精神助力，但同时还是他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抵制革命的借口，其思想认识水平一直停留在民本和民主之间。姜义华的《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16]则通过郑观应《易言》和《盛世危言》所体现的思想主张的深入分析，指出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贺立华的《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17]从人格转型这一新角度切入，认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首次打破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模式，将商品经济观念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同时他又是“商战”出色的实践者，其行动本身对中国长于“务虚”“论道”的书生人格具有大于话语启蒙的价值。他的“君主立宪”、“设议院”等改革主张，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独裁，其中的西学参照，打开了他世界性的文化视野，提升了他跃入工业文明的思想境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深厚的人，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浸润了他的人格精神，也给了他“商战”行动的智慧。作者指出，郑观应是中国书生人格真正完成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想家和先行者。易惠莉的《郑观应与他的家族》[18]，则通过对郑氏家庭的详细介绍及其对郑观应思想活动影响的深入分析，指出过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承担，除了消解他事业的成果，还必然异化他对其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同时也必然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复出后不得不完全依赖盛宣怀的原因之一。家庭传统既是辅助他事业成功的翅膀，同时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沉重负担。此外，丁凤麟的《论郑观应和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19]李德超的《郑观应与王韬》、[20]李志刚的《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流及对传教的主张》[21]等，在题材的拓宽和分析的深入方面，也颇见新意。
三、郑观应与戊戌维新运动
夏东元的《略论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矛盾表现》[22]指出，郑观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的态度，同一贯主张相左，表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其一，政治改革方面言论本身的矛盾。他行立宪的意志是坚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有时说马上设立，有时说等到开民智之后。其二，言与行的矛盾。郑观应把行议院制度作为救国关键，却在行议院制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退缩不前。其三，发展经济的进取性与内政改革的消极性的矛盾。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经济活动特别积极，是一个爱国者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挽回利权的强烈反映。他与康梁变法所要达到的这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郑观应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上却是消极的，同康有为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其原因是郑观应是企业经营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实践家；在经济活动中与洋务运动骨干盛宣怀利害与共；政治思想理论与康有为相同，而在行动上跟着盛宣怀转。作者还对郑观应向盛宣怀报告梁启超行踪的问题加以说明，认为称郑观应陷害维新人士梁启超仍然论据不足。因为盛宣怀接到郑观应密告时并无协捉康梁的任务；英日等国对康梁维新派采取庇护态度；郑与康梁政治观点相同，不致于“落井下石”；盛宣怀本人对梁启超也颇为欣赏。武曦的《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兼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23]则通过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只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并非改良主义实践活动家。他诬蔑康有为为“叛逆”，向盛宣怀密告正在追捕中的“奉旨要犯”梁启超、经元善。其作为与写《盛世危言》时如出两辙，被人齿冷。作者认为郑观应要置梁启超于绝境，内因表现在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外因反映在他与盛宣怀的关系，而归根结蒂是不赞同康梁的变法。对于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倒退表现，作者指出主要原因在于郑观应名曰改良主义，但他毕竟是从买办、洋务派中过来的，除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还夹杂着买办、洋务派的劣根性。两者驱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而多年的宦海生涯，也使他成为一个于封建不舍汲汲的功名迷。李向东的《浅谈郑观应的两次不义之举》，[24]也认为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是他人生的两个污点。吴雁南的《郑观应的变法观与心学》，[25]则着重探讨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其变法维新思想与心学的关系。作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郑观应借用心学把变法维新说成是“天心”，圣人之心，强调“天之心在民”的思想主张，以“天心仁爱”，指斥时弊，要求改革，呼吁揣摸仁爱之天心，实现世界大同。传统心学的影响，对于他陶铸变法维新思想理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作者指出，在郑观应的变法维新主张中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郑观应取兼容并蓄，吸其精华的方针；其二，爱心学的影响，郑观应把便民得民心作为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郑观应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钟卓安的《郑观应与孙中山》[26]认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思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系统完整性方面，都为孙中山所不及，不愧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随着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接二连三的惊世骇俗的表演，郑观应的历史地位便相形见绌。辛亥——壬子年间，孙中山终于以革命家和胜利者的形象矗立于世，这更是郑观应所不能比拟的。但郑观应始终不改爱国初衷，一生致力实业救国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还在为教育救国而努力的品德，仍然十分值得后人肯定和纪念。黄明同、张冰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27]则从商务与商战、税制改革、农业与垦荒、货币与银行和交通建设5个方面，探讨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