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市易法_历史专业毕业论文-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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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王安石变法中实施市易法的初衷是平物价、抑兼并,并通过赢利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是,在具体推行中封建政府垄断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丧失,权力寻租应运而生,高成本运作使市易务亏本经营,最终将成本积累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头上,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关键词: 宋代市易法;王安石变法;权力寻租

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学术界历来褒贬不一。宋神宗时期,随着大商人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本行业实行垄断经营,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欺凌压榨外来商人,盘剥勒索本地行铺稗贩。正如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二十六日诏令所说: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在此背景下,自称草泽之士的魏继宗上书建立市易司以抑制兼并、平定物价。他建议: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少,民有所必取,则往往闭塞其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以此,外之商旅无所牟利,而不愿行于途;内之小民日愈朘削,而不聊生。其财既偏聚而不泄,则国家之用亦尝患其窘迫矣……当此之时,岂可无术以均之也……宜假所积钱别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以任其责,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则市物不至于腾踊,而开阖敛散之权不移于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国用以足矣。
根据魏继宗的建议,熙宁五年三月在京师设立市易务,尔后全国较大城市亦陆续设置市易务或市易司。市易务的运作方式与职责据《长编》卷231所载,大致有以下8个方面:(1)诏在京诸行铺牙人,召充本务行人牙人;(2)凡行人令通供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保;(3)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平其价;(4)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5)行人如愿折博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6)以上并不得抑勒;(7)若非行人现要物,而实可以收蓄转变,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8)其三司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就收买。
从魏继宗的建议可以清楚看出,设立市易务的初衷是使出入不失其平,开阖敛散之权不移于富民以及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换言之就是平物价、抑兼并,并且通过赢利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是,从尔后市易务的运作方式与职责来看,市易务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中(4)(5)是官府向商人借贷,(3)(7)是官府收购商人手中滞销的商品。除此之外,(1)(2)规定了市易务行人或牙人的担任;(8)规定官府所需物资,如核计较向外采购为便宜时,可由市易务一并在京收买;(6)借贷或收购都不得强迫。
通过以上归纳可以认为市易务从成立之初就有赢利的性质,其第三个目的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以及第一个方面职能官府向商人借贷取息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平物价与抑兼并的作用则先天不足。因为官府收购商人手中滞销的商品只能起到贱则少增价的作用,而对贵则少损价没有提出什么措施。而且这种贵买贱卖类似常平仓的调节物价方法,只能是短时期内的应急措施,不可能成为长时期的日常性持久措施。因为市易务买进了不该买的滞销商品,且价格比市场稍高;卖出去时又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如再加上市易务的体制运作成本、储存成本、保管成本等,所以,从长远看,政府总趋势要亏本经营,最终财政无法承担这种亏损时,就得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赢利,否则市易务就无法存在。宋代高利贷的利率一般是一倍,偶有高达二三倍。现在市易务以20%的利率借贷给商人,必然扩大借贷的需求。市易务在熙、丰年中用千五百万本钱,是不可能满足每个商人的借贷需求。
总之,市易务收购商人手中的滞销商品出售和向商人借贷很难长久运作。因此,通过这两种方式达到平物价进而剥夺大商贾的擅开阖敛散之权和抑兼并,只是魏继宗、王安石等人的美好愿望,很难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更何况因得取息以给公上的动机已为封建政府利用权力取利提供了依据,这是市易法推行后一切弊端产生及恶性发展的重要根源。

纵观宋代史料,市易法对商业和民众的危害程度超过了大商人垄断商业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虽然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也存在经济效率的损失,但市场仍能部分地实现配置资源的能力,而封建政府垄断将使价格信号扭曲,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完全丧失。市易司的官员务多收息以干赏,凡商旅所有,必卖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凡牙侩市井之人,有敢于与市易争买卖者……小则笞责,大则编管。由于有整个国家的权力作后盾,这样的政府垄断经营对商业活动正常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比私商的较固取利更加恶劣。由于在政府垄断过程中委托人(皇帝)与代理人(各级官吏)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的是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后者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物质利益和升迁机会),这就使得政府经营活动的运行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如民间高利贷利率的一二倍与市易务借贷利率的20%之间的巨大差价,使权力寻租应运而生。商人要借到20%利息的贷款,必须向主管官吏支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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