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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_文化毕业论文范文

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出兴旺的局面。本年度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于8月8日至12日在山西大同召开，有近200位海内外学者参加，是历届年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日本学者近40人。此外，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三联书店)在近年来15篇最新研究成果中引入“品位”、“职位”等新概念，对乐师、史官的传承，汉代的禄秩，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的官品、散官等作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将传统的典制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考察了北魏政治史中后党、迁都、六镇等重大事件及其对北齐、北周政治的影响。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六朝疆域变迁、政区沿革等作了综合研究。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运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方志笔记等，并吸收天文、、、等多种成果，是近年来六朝史研究内容最全面的著作。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对魏晋南北朝并州地区的人文、宗教、政治形势及其演变等作了全面研究。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分城址、石窟寺、帝陵和石刻、世家大族墓等九个部分介绍了魏晋南北朝考古资料及研究状况。此外，《中华姓氏谱——卢》(卢美松著)、《中华姓氏谱——萧》(杨师群著)(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二书分源流、人物、人文、文献四篇，将魏晋南北朝门阀土族当作传统姓氏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将研究、相结合的新视角。除了专著外，论文集有：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唐长孺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本年度发表的23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从数量看，政治史最多，约有50多篇，思想、文化、学术史其次，约有近40篇；社会史类约有近20篇。人物、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不乏突破。文物考古的收获则提供了新的资料，尤其走马楼吴简作为第一手的真实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学者对吴国、田制、赋税、户籍等方面的认识，成果日益增多。以下试分类介绍。

一、政治 制度 史实事件 人物

政治制度。阎步克《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补论》(《燕京学报》新1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通过对汉代因病、丧一度离职的禄秩情况和尹湾汉简所见“贬秩”的考察，认为虽然直到东汉散官仍是“官”而非“阶”，但诸大夫至郎官的闲散已开启了魏晋以下散官不断虚衔化的进程。张金龙《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官、武官与禁卫武官释义》(《江海学刊》第3期)对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文官、武官、禁卫武官的含义作了考察。何德章《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北魏天兴、天赐年间整体文化、制度发展的反复作了考证，并从政治文化背景解释原因。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中正品与官品间不存在一致性，乡品的获得唯有中正评定一途。他的《东吴九品中正制初探》(《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东吴的中正组织、职权及选任，认为东吴实行九品中正制适应了孙吴政权全面江东化的发展趋势，兼顾了北来流寓特别是淮泗集团的利益。高敏《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南都学刊》第2期)认为《敬史君碑》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和中央、地方僧官系统不误，而且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分封、分食制度。张兴成《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西晋王国职官的组织系统、职能、特点及其演变作了全面考察，并在注释中对唐长孺先生西晋王国官不受人重视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还在《两晋宗室制度述论》(《文史哲》第2期)中考察了两晋宗室中宗正、宗师的人选、职掌、属官、属吏以及与宗室管理相关的机构、具体制度。张学锋《西晋诸侯分食制度考实》(《中国史研究》第1期)对西晋的五等诸侯与列侯两个封爵体系的分食制度作了研究，结合作者对西晋占田课田、租调等制度的认识，认为西晋的五等诸侯与列侯之间的禄俸礼秩不是通过封户的多寡，而是通过分食比例的高低来表示的。赵向群、翟桂金《北齐食干制度新探》(《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北朝时期干的身份是一般的编户齐民而非杂户。北魏到北齐食干者所食的干是受政府敕准，由应付力役的编户所交纳的代役钱。干禄制的实施减轻了国家对均田户的人身束缚，促进了增长。
军事制度。张鹤泉的《西晋永嘉、建兴年间都督诸州军事制度探讨》(《史学集刊》第1期)和《北魏都督诸州军事制度试探》(《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分别对西晋永嘉、建兴年间和北魏的都督区、都督设置的时间、特点作了考察。陶新华《论魏晋南朝地方武职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兼论武职官被轻视的原因》(《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魏晋南朝的武职官官品较高，地方武职官有俸禄、军资、“送故”等收入，比民政官品秩更高。人们对武职官的轻视主要因为士族文化条件下的观念。陶新华《魏晋南朝的地方护军和都护将军；兼说都护与督护》(《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魏晋南朝存在以统领若干支军队并使之统一行动为职责的护军、随地方都督而置的都督护军、管理少数民族及边境事务的杂员将军三类地方护军。此外他还在《南朝军府中的特殊府僚——典签》(《历史教学》第5期)中从《南史·吕文显传》“七职”一词的重新解释为切人点分析了典签的职责和普遍设置。张金龙《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第6期)利用史传及碑志资料对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993/996)后的北魏禁卫武官制度作了考察，认为领军一左右卫一武卫将军构成北魏后期禁卫武官的主体。他的《东魏、北齐京畿大都督考》(《文史哲》第1期)还对东魏、北齐京畿大都督的设立原因、职能、地位、罢废等作了考证。
礼仪制度。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第4期)勾勒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吉凶军宾嘉五礼逐渐系统化的过程，并对制度化后的五礼内容作了较全面的考察，认为魏晋南北朝的五礼在“师古”的同时起了维护等级秩序、强化、彰显国家尊严等多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五礼制度化的原因。郭善兵《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许昌师专学报》第3期)亦认为魏晋宗庙制度在承袭先秦、汉以来的古礼的同时，根据客观现实的需要进行了灵活的相应变革。
政令、。卫广来《求才令与汉魏嬗代》(《历史研究》第5期)将三令与同步进行的曹操建国活动联系起来分析，考察了曹操在建安十五年之后颁布的三道求才令，认为曹操的佐命人才在建安十三年以前已全部到位，求才令颁布后，实际没有吸收新人才。汉魏皇权嬗代是在求才三令的政治引导下通过和平过渡的让贤方式完成的，是儒学君位让贤这一国家学说的第一次成功实践。楼劲《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北魏太和至正始年间修令、班令的史实作了考证，认为北魏末班行的少数令如学令、祀令，有军政文化背景等原因，因此程树德《九朝律考》认为北魏高祖以来所定诸令未行的说法不尽正确。他的《对几条北魏官制的考绎：太和年间官制整改与官制诸令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通过对太和十五至十九年三个官制令篇的修撰过程、体例、内容和太和二十三年“复次职令”内涵的推绎，梳理出当时官制整改与官制诸令修订的脉络。叶炜《北周〈大律〉新探》(《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