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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宰相制度研究》评介_文化毕业论文范文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作者张帆，1967年出生，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系中国史专业学习，至1992年，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副教授。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成，基本保持论文原貌。本书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细致论述元代宰相制度的学术专著。本书主要研究范围是元王朝时期（1260——1368）的宰相制度，兼及大蒙古国时期（1206——1259）。全书采用“寓纵于横”的结构方式，即按专题研究而非分阶段研究，但在具体叙述过程中尽可能阐述其发展变化。除简短的“前言”和“结语”外，分为七个部分：“大蒙古国时期宰相制度的萌芽”，“宰相机构和宰相的名号”，“宰相的任免”，“宰相的职权”，“宰相与其他机构、官员的关系”，“关于宰相元代相权的考察”。另外还有“征引史籍”、“主要参考论著”两个附录。
作者首先探讨了制度“简单而混乱”的大蒙古国时期宰相制度的萌芽，详细论述了大断事官、必者赤以及燕京行尚书省的职掌和演变，阐明其与元王朝宰相机构——中书省的关系。作者对元代宰相机构的设置、宰相及有关名号（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中书令，参领中书省事，商议中书省事，平章军国重事，等等），以及作为加官的相衔、内八府宰相诸问题进行了细密的考订和分析，区分了宰相与拥有宰相头衔或被称作宰相而非宰相等复杂而混乱的情形，澄清了记载中的舛误和研究者的误解，确定了宰相的基本概念和范围，廓清了研究场地，为元代宰相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从宰相的人数、任期、选用、罢免（或改官）四个方面研究宰相的任免问题。所作诸表，考订精审，于旧史诸表及记载之舛误缺漏多有订补。统计数据结合关系、机构间的关系以及观念等因素及其在过程重点互动，参互论证，论点深入而精辟，论证坚实而完整。“宰相的职权”一章是权术的核心内容。作者从“议政权”和“施政权”两个方面考察宰相在决策和施政过程中的权力及其行使方式。以扎实和充分的史料，紧密结合制度与运行两个层次，具体细致地论证了元代宰相权重的现象。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祝总斌先生分析批判了历来研究中宰相概念的含糊和混淆，精辟地将宰相的职权定义为两个方面，即“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成为宰相制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张帆继承了祝先生的论断，但有所修正，以“施政权”代替“监督百官执行权”。“施政权”涵盖范围有所扩大，更能概括元代宰相制度的实际状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修正，尽管其意义尚未充分显示出来，但无论如何都会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宰相制度的理解。第五章具体考察了宰相的僚属，包括参议府、断事官、左右司官、省掾、客省使、直省舍人等，探讨了中书省的内部结构及运作方式。三公、枢密院、御史台、六部和怯薛，构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基本结构框架。第六章探讨了宰相与这些机构、官员的关系，论述了宰相在中央政府的枢纽地位和运作方式。至此，作者完成了关于元代宰相制度的专题研究。第七章则从整体上考察元代相权，论述了“委任责成”的君相关系模式和“独相制或并相制”的宰相内部关系模式，以及宰相权重的两个表现和宰相权重的原因。作者得出了权术的基本结论，即“元代宰相权利相当重，在政治舞台上通常都扮演着主要角色”，“元代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宰相政治”。作者在最后的“结语”中，向“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元代宰相权重的事实表明，元代无法纳入这个通贯的解释模式之中。而且元代宰相权重现象，也无法用历史必然性或趋势的模式加以解释，“从大的历史范围来看，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偶然性”。所谓“偶然性”，即在于元代杂糅蒙汉体制的特殊性。作为北方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的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元代制度，使之与传统汉族王朝的典章制度“形同实异”，从而逸出了历史学家喜爱的历史发展趋势之外。结论大胆而有创见，然而却确确实实地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实证基础之上。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一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史料的搜罗和处理。作者详尽占有原始，包括正史、文集、笔记、金石、方志以及域外史料，几可谓网罗殆尽。于文献不足之处，亦往往能探幽索隐，将表面上不相关的材料联系起来，见人所未见。例如，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3《澄慧国师传戒碑》提到“丞相厦里”，钱大昕称“于史无所见”。作者却检出了《雪楼集》卷6《海云简和尚碑》和念常《佛祖历代通载》两条关于“厦里”的材料，确定其身份和事迹。由年代、事迹和身份的吻合，进而联系到《元史》卷1335《铁哥传》所载“父野里术”，“厦里与野里术或许即为一人”。（见《元代宰相制度研究》页9—10）仅此一端，即可概掌握史料之淹贯精熟。作者使用史料十分严谨，尽可能利用不同史源的材料参互较证，力求准确。精彩考证所在多有，补漏订误之处俯拾皆是。同时，疑以传疑，不臆测，亦不妄断。作者扎实的基本功，良好的素养，用功之勤，思索之精，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作者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掠美，亦不盲从。文章质朴，无浮词，学风纯正严谨。作者追求文字准确简练，固为一长。然时或失于干涩，加以过多的引文和繁琐的考证杂乎其间，头绪纷繁，不甚好读，实为一短。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结构严整，论证充分有力。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结合得比较好，由微观考证达乎宏观结论，层次分明，一贯，颇有自然流畅之感。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在研究制度的过程中，不于有关制度的字面解释，而是联系各个时期的具体人物和实际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此即祝总斌先生着力强调的“读列传作（研究）制度”之意，张帆实得其神。长期以来，往往以“君相矛盾”作为宰相制度变化的基本动因，形成了固定的解释模式。这样的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祝总斌先生认为，这个看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提高统治效率则是更为重要和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以单一因素解释的模式（或许可以称之为“单一因素决定论”）涵盖二千年的历史，在具体研究中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在研究中不拘成见，口限于任何单一因素。效率、君相关系、民族关系、政治斗争、机构间的协调与冲突、文化冲突、制度自身的惯性等等因素，均对制度的演变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者的研究则从直接的影响因素入手，充分考虑多种因素间接与交互影响，论证犀利而丰满，故而能够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历史必然性或发展趋势，往往是历史研究与思索的一个主题。作为研究方法，撇开概念问题不谈，其流弊则在于以必然性或趋势代替具体的研究。作者自觉地避开了这个方法论上的陷井。“元承金制”，金制自然为作者所着力考察，于金代制度亦有所发明。作者着意于金元制度之继承与变异，并将其置于元代具体历史之中考察，其“形同实异”之特征则昭然若揭矣。作者的研究始终贯彻了这样的思想，“特别注意从元代具体历史环境出发、从制度的制定及主要执行者——蒙古贵族的统治意识出发考虑问题”。对中书令问题，对宗室、外戚不任宰相问题，对宰相权重原因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研究，都体现了这样的研究思路。对历史趋势的背离，是作者 获致成功的方法论保证。
总之，《元代宰相制度研究》是一部成功的学术专著。今后，无论是研究元代甚或近代金代制度，还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都不能无视这本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