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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二)_新闻传播专业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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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二)_新闻传播专业毕业论文【标题注释】本文为行政院国科会专题计划‘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晚清士人的阅读世界(Ⅱ)(计划编号:NSC92-2411-H-001-073)之部分成果,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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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二)_新闻传播专业毕业论文

【标题注释】本文为行政院国科会专题计划‘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晚清士人的阅读世界(Ⅱ)(计划编号:NSC92-2411-H-001-073)之部分成果,谨致谢忱。本文引用的《时务报》版本是《强学报·时务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全5册),以下引用时,除注明文章作者与篇名外,因各文单独起页,故另只注明影印本总册数(如影本2,即为影印本第2册)与总页码。本文引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全4册)时,除注明发函者外,缩写为《书札》,并注明总册数与总页码。
【作 者】潘光哲
【作者简介】潘光哲,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多元繁复。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
【摘 要 题】近代报刊与中国社会
【关 键 词】时务报/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晚清/阅读史
【正 文】
3
作为中国士人群体可以共享同润的公共空间,《时务报》的读者对它的发展,有各式各样的意见,报方也很重视读者的意见,有各式各样的反应与调整。(注:《时务报》出刊未几,即得各方读者来函提出各种意见,故于第6册即特刊《奉覆来函》1篇,解释曰:所教各节,半已照改;惟尚有数条未能相从者,谨举其何以不能之理,附于篇末,以酬诸君子之盛意。本文不详引证。参见《时务报》第6册,光绪廿2年8月廿1日,影本1,第405-407页。)
《时务报》是否刊登清廷中央谕旨这件事,便是1例。本来,《时务报》第23册登有启事,谓沪上各报早已将上谕录诸篇首,无烦重复,故不登之。(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3册,影本2,第1590页。)各方读者反应欠佳,不赞同的人居多。如邹代钧谓缘寒素不能遍阅各种报,仅购《时务报》阅之,而无上谕,甚视为缺典……为销路起见,仍以录入为妥。(注:《邹代钧函(5106)》,《书札》(3),第2731页。)屠寄说中国士贫而俭,往往不能兼阅各报,故读者要屠寄转告此事,他便建议不妨字格外缩小以省篇幅。(注:《屠寄函(6)》,《书札》(3),第2188页。)王舟瑶也谓各处购尊报者,不必皆购他报,似宜补录。(注:《王舟瑶函(2)》,《书札》(1),第56页。)《时务报》第35册便登启事谓,不登上谕,诸君皆不谓然,故自本期起恢复。(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5册,影本3,第2410页。)
《时务报》的读者对它的品质,也有精益求精的要求。如错字太多,便让读者不满。钱恂说报中误字多,当先校1过为妥。此间人多赞《时务报》,愿益加意焉,(注:《钱恂函(3)》,《书札》(3),第2996页。)吴品珩则谓《时务报》所登的上谕有误字。(注:《吴品珩函(1)》,《书札》(1),第341页。)读者也屡屡指责《时务报》装订的误失,比如钱恂批评第10册脱叶太多,署中分送廿本,而缺页者5本,(注:《钱恂函(4)》,《书札》(3),第2998页。)错失竟高达5分之1。顾印愚则指称第15册《重译富国策》第2叶重见。(注:《顾印愚函(5)》,《书札》(4),第3284页。)1位署名留心时事人的读者,更来函对《时务报》选用的纸张提出意见,说《时务报》自第40册起选用栗色机器纸,殊为不当,因为此纸质极粗劣,1经潮湿,即易腐朽,且谓《时务报》寄到各处之报往往受潮,竟有全本霉烂不可翻阅者,他所收到的便是全本尽潮,书面纸又落色的本子,系1大憾事。(注:《留心时事人函》,《书札》(4),第3690-3691页。)《时务报》到达读者手上的时间在某些地区过于迟滞,也让读者抱怨不已。如重庆方面,《时务报》第27册出刊后逾3个月,读者尚未得阅新报。(注:《江瀚函(3)》,《书札》(1),第262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8:江瀚函系年考。)同样在重庆的读者潘清荫也说,《时务报》第29册出版后将近4个月,读者才收到;第36册在出版3个月左右,仍未可让那里的读者寓目。(注:《潘清荫函(2)、(4)》,《书札》(3),第2899、2903页;此2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9:潘清荫函系年考。)身在北京的毛慈望则抱怨说,自己看到的《时务报》竟是3个月以前出版的,(注:《毛慈望函》,《书札》(1),第27-28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10:毛慈望函系年考。)经他这番抗议,《时务报》方面大概也即有所调整,让他约略在两个礼拜左右便可捧读到新出版的《时务报》了。(注:如他在光绪廿3年4月107日即可见到同月1日出版的《时务报》第25册了。见《毛慈望函(3)》,《书札》(1),第29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10:毛慈望函系年考。)山东的王延龄亦致函汪康年,埋怨他所订阅的《时务报》由潍县电报局转寄,而迟淹殊甚,汪康年于光绪廿4年8月廿7日收到的王函云:他所订阅的《时务报》仅至6105期,(注:《王延龄函》,《书札》(1),第59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101:王延龄函系年考。)可是那时《时务报》已经停刊,步入历史矣。法国的革命派新闻工作者Pierre-Louis Roederer早在1797年便对媒体在危机时代拥有的特别力量,有过精彩的析论。他指出,与书本不同,报纸不是被动地等待读者去寻觅它们,而是主动地去逼近读者。报纸按期送到读者手上,而且总是带来1些引人兴味的新东西。它们永远在有规则可寻的基础上定期送来。报纸的影响力应该更被放大,因为它都于每天的同1时间抵达1大群的公共读者手上,不分阶级,不分那1个公共地方,它几乎成为每日人们谈话不可或缺的材料。因此,他宣示曰:报纸……不但对1大群人产生影响,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书写都更有巨大的影响。(注:引自Jeremy D. Popkin, Press, Revolution,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 France, 1830-1835,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印刷装订有误或是已然霉烂与不能如期抵达读者手上的《时务报》,显然不能满足他们对它的殷切期望。
《时务报》的读者对译文用语词汇也有意见。如钱恂说《时务报》的译稿,文话太多,大失西文本意,亟宜痛戒,因为要知西文不解中国词头也,如第10册《时务报》谏俄皇书,全用中国下谀上字面,如圣躬、如宸衷、如天威、如陈奏、如普天同庆、如贡物、如祝嘏,种种可恶字面,愚不取也。(注:《钱恂函(4)》,《书札》(3),第2998页。)高凤谦则谓:《英伦务农章程》有‘朕’字、‘钦定’字及‘尔等知悉’等字(各报亦间有类此者),似失原书辞气。欧洲君臣之议至简,称谓间却甚亲洽,大有3古忠厚之风,不必狥中国尊崇之体制,以失欧洲简率之本真。俾阅者知西人政俗,亦抑君权伸民权之1助也。(注:《高凤谦函(103)》,《书札》(2),第1631页。)可以想见诸如钱恂或是高凤谦对于这等字词的敏感度。周贡瑚借到《时务报》第53册后,细读1遍,便指陈这1期各篇文章里的错误,如是期所刊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自序》1文言及方我咸丰之季,法之败于普也1语,(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自序》,《时务报》第53册,影本4,第3595页。)便说普法战争应系同治9年(1870)事;对于《时务报》的翻译名词不统1处,亦加批评,如是期刊有古城贞吉自《东京日日报》译出的《英俄与亚细亚关系》1文,谓俄拟将取卑麦拉雅山以北之地,(注:古城贞吉译:《英俄与亚细亚关系》,《时务报》第53册,影本4,第3633页。)他指出卑麦拉雅山1词与《时务报》第50册希玛拉雅山译法不同,(注:按,笔者遍查《时务报》第50册,惟湘乡曾广铨译《论东方时局英俄愿和平分利》1文有希密腊亚联山1词,而无希玛拉雅山1词。见影本4,第3415页。)并建议译写国名、人名、地名、船名应该前后1律,让初学者在阅读之际庶免迷惑。尽管批评甚多,他还是愿意从此开始订阅《时务报》,(注:《周贡瑚函(1)》,《书札》(2),第1183-1185页。)加入它的读者队伍。
又如张坤德翻译的《会审信隆租船全案》1文,自《时务报》第34册初刊,连载不止,(注:《会审信隆租船全案》,《时务报》第34-68册。)时甫未几,《时务报》的读者便对这篇译文颇有意见,认为译报语太繁,所以不甚愿看。写信给汪康年告知此等反应的汪立元认为,《时务报》如对译文能再删润,则辞简意明矣,如《会审信隆租船全案》1文反复辨驳,反而让读者看不明白,非仅他1人觉得如此,而是众皆同感,均同此病。因是,他便提出建议说,应当于全案定谳后,将始末情节作1文,俾知何处吃亏,是于案情相关之谳词只可节录,不必逐堂全抄。(注:《汪立元函(8)》,《书札》(1),第1029-1030页;本函系年为光绪廿3年7月廿8日,参见本文附录102:汪立元函系年考。)他的意见,随即得到《时务报》的公开响应:
近数期报后所印《会审信隆租船全案》,皆系照西字报译出,无1句增减,与申地各报迥殊。本馆之意,诚以此案至多,关系颇巨,中西官会审且至310余次,为通商以来所未有。故特详为译印,俾讲求交涉者阅之,知所审慎,不致为其欺绐。其文繁而不杀,意实在兹,非敢如涂涂附取充篇幅也。(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8册,影本3,第2627页。)
当《会审信隆租船全案》1文于《时务报》第68册连载终结时,文末刊有本馆附志1则,略谓阅者虽觉其冗长复沓,但如统观前后,则于西人交涉之道思过半矣。(注:《时务报》第68册,影本5,第4610页。)
处边垂310年,乃以军功得官的唐受桐,对《时务报》文章的措辞提出意见,觉得《时务报》箸论过于富赡,似不可过讥时政,惟于我国及各国事据实书之,不加褒贬,使阅者自见,他甚至还对《时务报》目录提出意见,(注:《唐受桐函(1)、(2)、(4)》,《书札》(2),第1302-1303、1303-1304、1306-1307页;关于唐受桐此3函的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103:唐受桐函系年考。)关怀殷切。
《时务报》馆对读者意见的响应与调整,或许有经济因素的考量,报纸办得越好,自然可以争取越多的读者;不过,读者的各种意见,却正显示了他们对这方公共空间如何益臻化境的善意。
4
《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多重样态的。《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作为晚清中国的公共空间,展现了某些正面的理想样态。读者愿意从经济上支持它的发展,并提供各式各样的讯息,如见讯息有所不足,或是有所阙失,亦屡屡出以具体的行动。在《时务报》这方公共空间里,作者与读者间思想观念的互动激荡表现出热络的样态。它的作者,得到某个方面思想养料之启发而动笔为文,读者也会有所回馈。
不过,公共空间的理想形态,不可能是广布于中国大地的,它有地域不平衡发展的样态。如汪立元自称在江西竭力推销《时务报》,抚州而论,自弟等来后,每逢士绅,不惜剀切劝导,数月之间,以1传10,闻有志者亦已不勘,皆欲购看《万国公报》,若知此报胜于《公报》,尤必争先快睹,倘信局肯带来,自不患不立时销尽。好似《时务报》在此地的发展情势,1片大好。不料因为江西外郡信局甚少,寄报极难,所以士夫僻处乡隅,每以无从购阅为憾,甚至有不知《时务报》之名者。现除吉、赣、9江,外如饶、广及万载各处,均销报寥寥,(注:《汪立元函(5)、(7)》,《书札》(1),第1023-1024、1028页。)窘局顿现。大体而言,《时务报》的主要读者群,分布于江、浙、皖、湘、鄂、川等长江流域以及直隶、广东1带,(注: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78页。)这样看来,《时务报》打开的公共空间,可能好似只是大戈壁沙漠上的几块小绿洲。
如果《时务报》的畅销,流通广泛,算是公共空间扩张的象征,惟究其实际,推动它广泛流传的动力泉源,却是复杂多样。盖士人阅读它的原因,往往在于它可能有助于自己在科举这道成功的阶梯里奋力前行。(注:罗志田就描摹了刘大鹏在1896年,为了因应科举而得请人代买有关新学书籍的画面。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4民社会的解体1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173页。)湖南学政江标说:报事想日有起色,湘中几致家弦户诵,且试者以之为兔园册,风气开辟1至于此,可喜也;(注:《江标函(10)》,《书札》(1),第251页。)浙江孙诒让则说他的家乡会读《时务报》的人,主要还是为了科举:
盖慨时事之危迫,爱玩钦服者10之12,而闻有科举变法之说,假此揣摩为场屋裹挟之册者,10之7人,其真能潜研精讨以究中西治乱、强弱之故者,无1也。今科秋试策题,犹然故辙,所谓10之78者,意兴盖已索然。(注:《孙诒让函(2)》,《书札》(2),第1472页。)
这样看来,刺激读者进入《时务报》这方公共空间的动机,其实与有利于自身于科举之途上鲤跃龙门,与谋求个己之私,密切相关。公、私之间缠绕环结的历史样态,实不可能泾渭分明。(注:近来学界对中国历史过程里的公、私观念之区别与其实践,有热烈的讨论,日本学者沟口雄3尤致力于此,他强调,应从整体历史的文脉里对公与私这些重要概念词语进行详细的论证(他并企图与日本虽同样使用公与私这两个汉字,其所蕴涵的意义却大不相同的情境,进行对比),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文化世界的意义,不详论。参见沟口雄3:《中国の公と私》,东京:研文出版社,1995年。陈弱水则从公的观念在整体中国历史的脉络进行探讨,指陈公的观念的5大类型。参见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1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7期,2003年12月,第87-144页。(他另有相关论旨之作,如《公德观念的初步探讨历史源流与理论建构》,《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9卷第2期,1997年6月,第39-72页)黄克武对明、清两代中国公、私观念之意涵,亦有整体之考察检讨。参见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收入黄克武、张哲嘉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的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59-112页。)
晚清中国公共空间的形成,不可能纯粹依循理想。况且,在《时务报》这方公共空间里互动激荡的思想观念,往往也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其结果便是对实现公共空间理想的伤害。
例如徐勤的《中国除害议》见诸《时务报》后,(注:徐勤:《中国除害议》,《时务报》第42、44、46、48册,影本4。)就让原来帮助《时务报》于南京代售的缪荃孙大发雷霆。他刚与《时务报》馆结账毕,从上海返南京,便见到刊出此文的当期《时务报》,1读之下,显然怒不可遏,认为此文猖狂无理1至于此!他批评汪康年主政上报,意欲何为耶?试问有何益处?恐报之不行,于此可卜。缪荃孙遂说自己穷老愁困,不愿与诸公争,然阅者愤愤,必不止荃1人也。他乃拒绝代售,寄来亦止有原封退还耳,(注:《缪荃孙函(103)》,《书札》(3),第3056页;本函系年为光绪廿3年101月102日;按,据缪荃孙光绪廿3年101月9日日记:与《时务报》馆结帐,还报馆各帐2百10元。见《艺风老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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