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的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_新闻传播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经管之家官网！

论“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的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_新闻传播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摘要　湖南《大公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舆论思想观点，并以此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导致公众“态度”的改变。

关键词　湖南《大公报》　新闻舆论　引导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与非理智的成分。”新闻学者王雄将舆论细分为公众舆论和新闻舆论。新闻舆论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的、趋于平衡的自为意见表达系统，它摆脱了公众舆论通常具有的不确定性、混乱性、盲目性、偏狭性和情绪性，而达到一种确定的、有序的、条理化的、自我负责的认识层次。而舆论引导就是用新闻舆论引导公众舆论。故一份报纸要对社会公众舆论进行引导，它本身必然具有二定的舆论观。
湖南《大公报》是湖南省民国时期办报时间持续最久的一份民营日报。1915年9月1日由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张秋尘、张平子等创办，它是因主张反对袁世凯而从《湖南公报》中分离出来的，贝允昕、李抱一、龙兼公、朱让丹、陶菊隐等都是清末新式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所主持的湖南《大公报》在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中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与鼓动优势，积极引导公众舆论，促进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湖南《大公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舆论思想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报纸是公众进行思想交流的媒介。《大公报》总经理贝允昕在六周年纪念辞里说：“人之心一理，而人之事不变，其所恃以为之利器者，厥惟言语。文字者，无声之言语，新闻纸者，有体格之文字……人之生也，非与人人相交接，则无以为生……顾利害之显，诸事者易见，而是非之衰，诸理者难明。是是非非，是谓舆论。新闻纸者，又欲罗列其具体之事实，而即以阐示、抽象之公理也。”这里明确指出报纸是人们赖以进行思想交流的利器，舆论则是社会上关诸“利害”的事。报纸则是对舆论进行报道并阐示其中所含的公理。二，报纸为舆论机关，有代表舆论改造舆论之职。报纸主笔龙兼公在《报纸和舆论》一文中，指出报纸不等于舆论，但和舆论“关系密切”，归纳出报纸与舆论的三种关系：“报纸创造舆论”，“报纸代表舆论”和“报纸改革舆论”。即舆论可由报纸创造出来。报纸发表某种新思想新主张，得到群众的赞同而渐渐成了一种舆论；代表舆论是指社会上有某种舆论，报纸于适当机会替他宣布出来。有时加以批评表示赞助的意思，报纸替舆论作喉舌；改革舆论是指报纸认为某种舆论有错误或不妥当适宜之处，把他纠正起来，并能成功……并认为改革与创造舆论为要。这种报纸和舆论的观点已和新闻舆论观的“制造、引发、引导舆论”相一致了。关于报纸的功能，则认为“人有恒言，皆日报纸为舆论机关，所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至于舆论监督的方式，则认为“有先时之舆论，如天将旦而鹤鸣；有应时之舆论，如秋已至而蝉噪。”可以看出《大公报》同人舆论观：报纸所载，即新闻舆论不等同于社会舆论，而是经过报纸编辑主笔等经过了精心选择的部分社会舆论；并以此舆论引导社会舆论最终对社会公共事物施加影响，对政府事务施加监督。《大公报》主笔的关于报纸舆论的认识与现代新闻学学者王雄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新闻舆论是通过媒体所表达的社会舆论”。因为他们对新闻舆论功用及报纸的社会角色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之所言，盖天下之公言，然又坦白为怀，无所自私……”虽然本报“迭受摧残楚辱，同人再接再厉，绝无怨无尤人之意……吾人既发大愿心，以言论为救国觉民之具。宁使言而不用，毋使知而不言……其于觉民牖世之言论本旨，不其左哉……”其“本旨”是鲜明的，有力的。
所谓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大公报》认为在舆论宣传“到了真理大明，疑点尽释的时候，(民众)不但绝不怀疑，并可以由创造改革(舆论)的结果变成一同化的新舆论。”实质上就是用新闻舆论去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以《大公报》的立场和观点去改造公众的立场和观点，简言之，就是导致公众“态度”的改变。湖南《大公报》为了达到形成“一同化的新舆论”的目的，使公众态度有所改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树立正面形象、确立话语权威

湖南《大公报》一开始就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1915年9月，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张秋生、张平子、龙兼公等反对《湖南公报》仰承袁氏鼻息，愤而辞职另创办《大公报》，声明“‘我’之所言，盖天下之公言，然又坦白为怀，无所自私，故号大公”在创刊词《本报宣言》提出办报宗旨，其一是反对帝制维护共和。认为主张复辟君主制度，“实不啻提倡革命，当然为所不容?”其二便是反对党争，主张报纸“中立”。“今日之新闻……或根据朋党系统，或附属政治之机关……(本报)绝不肯步此二者后尘。唯以大公无私之本怀，发表中立不倚之言论，据事直书，有闻必录。”其秉笔直书，大公无私的态度为全省人士所敬仰、欢迎，一开始就在广大受众中确立了其“大公”的形象，使《大公报》销量大增，不及一月发行四五千份，不数月跃至万份。
同时，湖南《大公报》将自己定位于民主自由的斗士与专，制政府的受害者，从而争取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湖南《大公报》因为敢言人之不敢言，屡遭封刊与抢劫。“曾有一日之内遭劫七次”损失巨大。1917年6月，傅良佐督湘，湖南省内战爆发，傅在长沙宣布戒严，其“戒言办法”的第一条就是禁止一切“危害”时局的集会、结社、新闻、杂志、图画和告白等。湖南《大公报》依然不顾，坚持“有闻必录”。于1918年7月16日转录北京报纸所刊载的冯玉祥在常德独立的消息而获罪于傅，被封停刊将近一个月。复刊后，该报依然如是，并且“特大加改良，添聘访员加发快电，以期新闻确实消息灵通”。不止如此，在报纸送审后，被删减的消息所留下的空白，报社故意不补，而留下空白，即“开天窗”，以示抗议。及至1919年4月21日，开“天窗”处共计138处之多，其中天窗最多的一天有四、五个。被删的既有评论也有消息。报纸上的“天窗”是对专制的一种无言的抗拒，对扼杀言论自由的一种愤慨，并以这种沉默的方式博得受众的同情与支持，达到不言之妙处。同时，湖南《大公报》并不因为获“罪”停刊而放弃与军阀专制的当局的斗争，而是振臂直呼，要求民主，要求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