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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引发社会冲突的类型
（一）抢米斗争
抢米风潮是灾民冲击社会的基本形式，也是灾民为争取生存而采取的一种最原始的反抗形式。抢米风潮名目众多，吃大户、食大户、抢米、兜米、吃挨饭、排饭等等，无一不与食物有关。抢米风潮首要也是最常见的攻击对象就是地主豪绅等大户，其次是城镇的米店粮行以及米商的米船米车等，灾情严重时甚至连政府的粮仓和军队的军粮也难免被饥民一抢而光，可以说，伴随着每次重大自然灾害的袭击，全国各省各地区都会爆发不同程度的抢米风潮，这也是灾害所引发的一种最常见的社会冲突。
1、斗争的原始性与突发性
抢米风潮最初的也是最终的目标都可以归结为争夺食物，即争夺生存的机会。除此之外，任何要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变革和改造的政治口号和理论，都与之无缘，那些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人是没有闲心去关切什么社会变革的宏图大计的。（27）1906年，湖南被灾，抢风日炽，平江、湘阴、长沙、浏阳一带尤甚。平江林姓方储未减粜，抢掠一空；湘阴易姓连日被掠三次；其长乐地方抢案已数十起，无一拿获；长沙、浏阳乡中稍有积储之家，匪徒十百成群，持械劫案，杂投瓦砾，不敢计较。（28）1932年无锡某村有70余位农民拖男带女，分头侵入几家富户，声称住下不走，你们吃，我也吃，你们睡，我也睡，这不犯法的；有的农民进入富家抢米时，态度非常客气，他们只用麻袋装米，决不顺手牵些东西，有时还给主人留下些必要的食粮。（29）在抢米过程中，如遇有抵抗或者政府军队的干涉，也很容易转化为暴力冲突。1945年，湖南衡阳境内发生抢米事件多起 （30），第二年迅速蔓延到常德、桃源、临澧、邵阳、新化、华容、新田、永兴、桂阳、桂东、郴县各地，不少地区的饥民甚至喊出了宁可坐牢不挨饿、宁可枪毙不饿死的口号，至1948年，斗争范围扩展到江华、浏阳等数十县，矛头直指地主、粮商及政府的粮仓。（31）抢米风潮虽然是以集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也不乏起动员首领作用的临时性组织，但这种个别的行动的有组织性并不能改变斗争整体的分散性。而且农民的这种抢米风潮其主要目标还是一些大户，即有粮的地主、富户或米商等宽裕之家，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政治目标。而且对于绝大多数闹荒风潮而言，这种临时性的集合，间或产生的组织者，与其说是他们领导着斗争，莫如说是他们被斗争所领导、所左右。而且各自独立、彼此之间缺乏联合，很少能够将众多分散的力量汇聚起来形成一股巨流，为着共同的利益向着统治阶级展开大规模持久的斗争。因此每当大难临头，怒潮迭起之时，就全体斗争形势而言，无疑是轰轰烈烈的，但就某一次具体的暴动来说，又大多规模不大，聚散无常，不堪一击，甚至有时风潮就持续一两天的时间。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抢米风潮的爆发是一种灾民自发的、突发性的斗争。
2、爆发的广泛性和频繁性
从旱涝频繁的华北，到水灾不断的江南，可以说，凡是灾害奇重的地区和年份，也就是抢米风潮最盛的地方或年头。清季最后10年间，抢米风潮席卷大江南北，据统计每年平均15次以上。（32）民国之后，抢米风潮更加频繁。迄至20年代末期，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以及其他资料，吉林、四川、江苏、浙江、直隶、湖南、陕西、贵州、河南、安徽等省，每遇较大灾荒，都会爆发不同程度的抢米风潮。
30年代上半叶出现了不少抢米风潮的统计资料，虽然涉及的只是个别年份或个别地区，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抢米风潮的广泛性和频繁性。据李珩《无锡的抢米风潮》统计，1931年该县7个区1个月内发生的抢米事件仅报上所见的就有25起，而且仅相当于实际抢米次数的十之二三。（33）中国经济情报社关于1934年的统计则包括7省38县，共同64起，其中浙江13县28起，江苏11县19起，安徽4县4起，四川5县5起，广东2县2起，陕西1县3起，河南2县3起。（34）另据张锡超的统计，该年7月1日至9月1日仅两个月的时间，河南、安徽、江苏、浙江4省18县即发生抢米事件26起。（35）其中发生在江浙两省的抢米事件占绝对多数，这一方面是因为江浙两省新闻采访比较完备，（36）另一方面也是灾害时空分布不均衡的特点所致，正是这一年江浙地区发生了近代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

（二）抗粮抗租
如果说抢米风潮是灾民们为争取生存而采取的一种最原始的反抗方式的话，那么灾民们抗粮抗租斗争的重要目标在于反抗官吏的苛捐杂税，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
灾荒期间，农田遭灾，作物歉收，一些地方官吏和劣绅乘机增加租息赋税，加深了灾民的困苦，激化了矛盾。在各地饥民群起抢米风潮的同时，抗租抗税斗争也风起云涌。1910年春，山东莱阳霜灾严重，杀麦殆尽，缺食者十居八九，而官绅却加紧搜刮，民间稍一迟误，则非刑随之（37），最终爆发了曲诗文、于祝三领导的反租税斗争。1934年11月，江苏常熟农民因业主严厉收租，鸣锣集众千馀人，拥入郑义庄闹荒 （38），次日，张集市也集合白发斑斑的老农千馀人，以身抵租拥满郑义庄。（39）
这类民变，其主要的攻击目标是催甲、保甲长、村长和乡长等，还有那些协助地主强制催租收租的保安队或军队，灾民与政府之间常常引发激烈的武力冲突，如云南山县境内的苗民在1934年的暴动中甚至揭着‘遇公务人员杀公务人员，遇地主杀地主’与‘不缴佃租与租税’的标语，把乡长和地主杀害了好几个。（40）政府派军队去镇压，亦毫不为其所屈。
参加抗粮抗租斗争暴动者一般都在百余人以上，多者高达数千人，而且男女老幼都有，其爆发的地域往往也不限于一村一乡，而是数村数十村。下面试以1936年苏州的抗粮抗租斗争加以说明。
1936年4月苏州农民抗租斗争统计（41）
月日地点参加人数原因及间况
4苏州郭巷200余人因去岁灾荒歉，农民无以自食，而催甲催租严厉，农民将催甲房屋捣毁
4.21苏州斜塘数百人保安下乡催租，乡民不满，鸣锣聚众
4.21苏州郭巷、吴盛等村1000余人减租游行与军警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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