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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湖南赈灾救灾研究

清代后期湖南灾害连年，引起了社会的冲突与政治的动荡，严重威胁了清朝统治。因而，大灾之年，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秩序，会采取一系列赈灾救灾的措施。据统计，清代后期几乎每年赈灾救灾，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施赈总数达到156次，平均每年两次[135]。如下表：
清代后期湖南赈灾救灾次数表
时 间赈灾次数平均每年赈灾次数
道光二十年-二十九年
（18401849）232.3
道光三十年-咸丰九年
（18501859）212.1
咸丰十年-同治八年
（18601869）90.9
同治九年-光绪五年
（18701879）60.6
光绪六年-十五年
（18801889）111.1
光绪十六-二十五年
（18901899）212.1
光绪二十六年-宣统三年（19001911）40.4
表中数据来源于田伏隆主编的《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一)传统赈灾
1.官赈
救灾赈饥急于星火。大灾之年，饿殍遍野。若不急筹赈恤，则老弱转乎沟壑，壮者即流为盗贼。虽乘荒抢劫，律有明条，但严定其劫夺之罪，而不予以存活之路，恐挺而走险，诛不胜诛，惟有发赈安民足以潜消勾结，预杜乱萌。统治者更多的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角度来看待灾民问题。他们唯恐饥民十百为群，以均粮为名，藉端攘夺，渐至聚众滋事。[136]因而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137]，各地方官一面题报灾情，一面委员勘定被灾分数，针对灾民受灾程度差异采取不同的方法。 清代后期湖南赈灾，集历代之大成，凡古代赈救之术，无不具备。清代后期湖南赈救措施主要有急赈、平粜、工赈、蠲缓及借贷等五个方面。
①急赈：指无偿散放谷米钱粮。分为赈谷、赈银、施粥。灾年散放急赈，这种情况很普遍。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临湘水益剧，谷价腾踊，乃开常平仓谷平粜而煮粥，分济四城饥民。已而饥民集县城数万人，廷樾驰至急诣邑人郭嵩焘商振事，嵩焘日夜循视，询悉围民各具一小舟，避水患城北，乃治印帖点按小船人数，俾执以领振。[138]同治二年（1863），澧县大水，城堤如故，下流之垸竟无完者，其灾尤烈，饥荒遍野，城市不安。知州刘某商议办粥厂及费用事宜，以龙潭寺、老关庙、隆兴寺为三粥厂，任命夏学 、晏开业、唐秋田、任海门分办，官绅集资，四出施救灾民无算。粥厂开始给筹计粥，后改牌，月一轮，而里居、年岁、姓名载与簿符，稽其数分设芦棚，每列坐二百余人，别男女。日中餐二巨瓢，饥民约三千余名。共计从开厂到撤厂，近三个多月，用去米四百五十余石，大豆三百二十余石，钱七百余串。[139]光绪二十六年（1900）邵阳旱灾，次年贺金声被任命为赈济委员，当时湖南巡抚俞廉三花银十八万元，仓谷六万硕[140]赈灾，贺金声与委员等赴邵阳散赈，将各局团造报极贫名册，挨户稽查，按册颁发赈款，并召集当地绅商，劝捐巨款，全活十数万人[141]。宣统元年（1909）水灾，仅安乡一县四百余垸全罹浩劫，水势猛涨，堤垸溃决，致使死亡枕藉，哀鸿遍野，人畜随波而下者，千百为群，络绎于道， ，风餐露宿，其状态远非流民图所能尽绘者。城市缺粮，官舍民房，时有断炊之象。县令万分焦急，禀电交驰，请发钱谷。政府赈款未到，县令先就本地积谷碾米平粜，开办粥厂，筹款往邻境采接济，直至委员解钱解谷先后到县，才分区平粜，赶办急赈，此次奇灾，政府赈款、赈谷等共颁发四十余万金[142]。
②平粜：灾年以低于市价卖给灾民谷米。一般为社仓、常平仓积谷。荒歉时节，开仓平粜；丰收时节，买谷还仓。也有灾年，用现金往邻境采买谷米。平粜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救灾方法。放赈则库藏之力存限，平粜则转输之力无穷。[143]平粜较之赈粮钱，资金可以回收利用。光绪二十年（1894）古丈坪厅旱，知府汪明善委绅赴常德、武陵运米数百石，佐以常平仓谷数百石，在城隍庙设局平粜一次。[144]
③工赈：即以工代赈。指灾后征集被水灾民疏通河道，巩固堤坝，修筑桥梁等大型工程。侍郎崇厚上疏工程愈大活人愈多，而城垣完固则保障可资，河道疏通则转输有利，诚为一举两得之计。[145]灾年选取灾民中的青壮者，修筑大型工程，一方面聚集社会上大量闲散劳动力，减少社会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重建家园，有利于恢复农业再生产。光绪二十一年（1895）浏阳大旱，谷物无收，湖南巡抚陈宝箴请欧阳中鹄办赈。在谭嗣同协助下，招民到南乡采煤，以工代赈[146]。谭嗣同订章程，立机构，确定赈灾的基本框架。一时矿大开，全活无算，而所屯之煤，亦并得善价[147]。
④蠲缓：免去或缓征被灾州县赋税。咸丰元年（1851）巡抚骆秉章覆奏查明湖南巴陵、湘阴、安乡等县积欠被灾缓征银54，800余两，遵旨豁免。 是年水灾，应完钱漕等项，一并蠲免[148]。
⑤借贷：指政府以低利息贷给灾民堤工银、房屋修缮费、籽种、口粮等。道光二十八年（1848）大水，灾区饥民涌入城区，米价飞涨，斗米千钱。次年，瘟疫蔓延，死者以万计，俗称己酉大荒。2月清廷允贷安乡县灾民籽种。11月又贷给澧州、安乡二州县灾民籽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清廷允贷武陵、益阳、湘阴、龙阳、沅江五县修官民堤垸银。准贷给武陵、龙阳、沅江、湘阴、澧州、安乡等地上年被水灾民籽种口粮[149]。传统的赈救措施也不可避免沾染了一些封建积习，赈灾的各个环节也是弊病丛生。捏报灾情、审户弄虚作假、需索与勒价、明克与暗吞的事例屡见不鲜，影响赈灾的效果。办赈首在用人。知人善任，则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比如施粥为救灾的必备之策，然而猾吏往往以石灰杂以糠粃，致活者不过十之二三，而死者却十之六七。因为胥吏行之而不善，良法皆成弊薮[150]。光绪十年（1884）御史程鼎 、郑训承上奏，议蠲缓，原期休养闾阎，泽至渥也。乃各省督抚或奉行不善。致不肖州县得以藉端取巧……并不停征。且尽力严追酷于平日。追不足额始作为民欠请缓。……夫地方有灾实官吏之不幸。乃近日州县，不以为戚，转以为利。东乡有灾，或报以西乡。南乡有灾或洒入北乡，惟利所在，择肥而噬。且有某县某乡岁岁请缓。若循例然。其为捏报入己，更无疑义，至于已完之款，捏作民欠。应豁之额仍复重征。挪旧掩新，移甲就乙，……上行其惠，下屯其膏。囊国病民，莫此为甚[151]。如沅江县知县安本曾在办理赈务时，散放迟缓，且侵吞银谷，被士民控告，清廷将其革职查办。湘乡县知县短买仓谷6000余石，却以全数通报，事发交湘抚严办[152]。桃源县知县孙乔年查灾不均，任董朦弊，著以府经历县丞降补[153]。御史游百川曾上请惩治贫贱吏疏，指出国家建官立政额没府吏胥徒，籍资办公，不过取其执薄书，供奔走而已。乃自若辈，盘踞据持遂成积重难返之势……自京畿以及各直省，有不营私之官，而鲜有不营私之吏[154]清代后期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上行下效，在办赈过程中出现侵吞赈款的事件，是可想而知的。无怪有人感叹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155]。吏治的败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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