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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

  
【 作 者】杨耕
【作者简介】杨耕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题】三个代表
【 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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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立者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脱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又不能把马克思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同样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即一种教条主义。按照这种标准，就连列宁主义都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因为列宁的确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突破了马克思的观点，并用一些新的观点代替了某些原有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植根于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历史上众多思想学派都随着其创始人的逝世而逐渐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新的实践不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正如江泽民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迄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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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本性和可能性来说，人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这是认识的至上性，即认识的无限性和绝对性；就每一个人以至每一代人而言，由于受到客观事物及其本质暴露的程度，主观条件以及生命的有限性等方面的限制，认识又是非至上的，即认识具有有限性和相对性。“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换言之，人们的认识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条件所限制，不存在任何一个包罗万象的终极真理体系。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能兴盛于世了。
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把握了认识与实践、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关系，一开始就反对“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主张“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一开始就反对以“刻板的正统”对待自己的理论，而主张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理论，从而不断修正自己某些“已经过时”的观点或“当时的错误看法”。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共产党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正在出现新的情况，形成新的特点，并认为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毅然决定停止《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直到十年后马克思逝世，他也未重提出版《资本论》第2卷的事。而股份制的形成和发展使恩格斯在1891年认识到，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这实际上是恩格斯对原来观点的一个重要修正。
可见，马克思主义从其创立之初就关注变化中的实际，并及时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理论。列宁深知这一点，所以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不能“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正是俄国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使列宁改变了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理论，不断地修正、发展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停留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如果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就会终止于19世纪。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很可能成为20世纪的遗产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
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实际，自觉地植根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并不提供对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找不到有关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只能是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本性”的无知。如果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那么，创新发展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静止不变，就会变成没有生命力的教条。”我们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固步自封，认为自己是终极真理的体系，包含着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群众的工作条件、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对我们党执政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这些重大变化和崭新课题，用新的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苏联为什么解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苏联僵化体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时，前苏共就是不敢改革，不敢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后来又抛弃马克思主义，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风景这边独好”，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党根据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的实际，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答应、赞成、高兴。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只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有影响力和吸引力，只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有说服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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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用新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是对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新概括。具体地说，“三个代表”思想以高度浓缩的形式体现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特征的规定。共产主义的经济特征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按需分配，这恰恰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所以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共产主义的政治特征是最广泛、最彻底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主义的文化特征则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得到全面发展，而在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思想正是从这三个方面高度概括和精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坚持‘三个代表’，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显然，“三个代表”思想不仅指党建理论，而且包括“一系列重要思想”；不是一般的理论观点，而是“本、基、源”。这也就是说，“三个代表”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来思考和概括的。因此，“三个代表”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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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把这种理论原则转化为实践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它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提出来的。
就新的历史条件而言，从国际看，就是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科学技术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通讯方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今天，人们利用一台小小的电脑，可以在几平方米的房间内展开全世界的交往，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几秒钟内就能传到大洋此岸，并引起人们的思想震荡。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邓小平同志健在时，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被中国正式使用，现在则已成为了共识。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增强了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一样。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并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它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然而似乎又相反的是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这就是，随着苏联的解体，持续了40多年的两极格局结束了，世界开始多极化过程。这一重大变化，使得世界出现许多新情况，一些过去被美苏斗争掩盖的矛盾，如地区冲突、民族和宗教问题等开始暴露出来，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在抬头；旧的霸权主义消失了，但新的强权政治出现了，典型的就是“新干涉主义”，口号是人权高于主权。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发展得不稳定。从国内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多种经济成分迅猛发展。据统计，现在非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工业总产值中占38%，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62% ，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同时，社会生活出现多样化趋势，即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并且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七一”讲话中所说的六种新的社会阶层。现在我们国家的利益格局发生建国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在80年代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快速而巨大的转型期，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
就新的历史任务而言，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实施现代化建设“新三步走”战略的设想：“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按照这一设想，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经济发展速度为7%左右，GDP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在第二个十年即到2020年，GDP再翻一番，达到4万亿美元，如果在2050年前能够再翻一番，达到8万亿美元，中国将最终完成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与梦想。因此，“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世纪，我们再次走到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党要承担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再造辉煌。
就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而言，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一些地方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治国必先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江泽民同志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总结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把这一届党中央的任务概括为两条：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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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和总结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基础上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本身又是一个理论整体。从2000年2月的“广东讲话”到“七一”讲话，再到“五三一”讲话，江泽民同志从立论根据、科学内涵、基本要求、实现途径、重要意义等方面深入、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卓越的理论创造性，具有新的内涵。这一点，我们要充分认识，深刻理解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如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思想，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进行文化创新、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在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等等。
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进一步探讨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内在机制，从而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必须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私人资本及其收入属性的新特点，从而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这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和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从而进一步深入理解“三个代表”思想，用新的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说过，“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只有以新的思想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继承”并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过，真正的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真正的理论”，它本身就是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不仅以高度精炼的表述概括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而且以高度浓缩的形式蕴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理论特征就在于，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党的建设学说融合为一个理论整体，是立党、执政和兴国三者统一的新的理论形态。因此，“三个代表”思想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同时，又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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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列宁曾提出“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问题，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的这一观点具有普遍意义。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即民族化。恩格斯早就提出过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使之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谈到理论联系实际时，毛泽东曾提出应“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江泽民同志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即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论述迎接党的十六大的思想理论准备工作时，江泽民同志又强调，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三个代表”思想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科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学风，本身就是一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要“代表”的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对党的工作所提出的新要求，联系和总结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其出发点和着眼点是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三个代表”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我们必须用这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世纪的新的实践，这是我们不断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思想是党在新世纪的新的理论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