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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伦理、政治思想——论与儒家、法家比较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摘要：墨子的思想集中体现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非乐等十论。其学说在先秦时期不仅是可与儒家比肩的显学，并且在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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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伦理、政治思想——论与儒家、法家比较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
摘要：墨子的思想集中体现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非乐等十论。其学说在先秦时期不仅是可与儒家比肩的显学，并且在先秦学术演进过程中具有过渡性质，对其他学派产生过重要影响。直至今天，其中的某些思想仍可作为我们建设多元新文化、新道德的有益资源。
论文关键词：墨子；伦理思想；思想墨子名翟，鲁国人。他早年曾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由于不满儒家礼乐的烦奢，于是另外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其基本思想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非乐等十论。本文仅就墨子的伦理和政治思想做简单论述，并就其思想中的一些命题与儒家、法家相关思想进行比较。
一、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何谓“兼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是一种不分国界、家别、人我的普遍的爱，是没有亲疏远近的爱。墨子为何会提出“兼爱”思想呢?这是因为他将世乱的根源归结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他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巾》)
天下之人只知爱自己，不知爱他人，不能“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则攻伐欺诈必然因此而生。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就是“别”，“别”是天下祸乱的根源，所以墨子提出“兼以易别”，用无差等的“兼爱”去代替有差等的“别爱”。墨子实际上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儒家的血缘宗法意识。
儒家也提倡仁爱，只是这种爱应该有先后、程度、方式上的差别，“这个差别表现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爱的辐射圈，愈近而愈先、愈亲、愈厚”，“爱父母超过爱家人，爱家人超过爱乡人，爱乡人超过爱国人，爱本国人超过爱他国人。”孔子一直将仁、礼视为一体，常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试图在血缘宗法制度的基础上改造周礼，恢复社会秩序。以礼为外在形式的爱必然是有差等的，如《礼记·丧服小记》中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血缘关系越远，彼此间的情感也越疏淡，服制也就越来越轻。又说：“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讲究亲亲、尊尊，严守君臣父子、长幼男女秩序的爱，其逻辑结论必然是由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等级地位的高低贵贱决定着爱的深厚浅薄。
墨子坚决反对这种有差等的爱，他指出，从差等之爱出发，必将陷入极端利己主义，招至杀身之祸。因此应该“兼以易别”，用兼爱代替差等之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墨子主张要视人如己，大力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对朋友要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下》)，为人犹如为己，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兼爱”说固然动人，但究竟是否可行呢?人们应该如何“兼爱”呢?对这个问题，墨子做出了功利主义的回答。墨子讲“兼爱”，经常是爱利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相爱相利”，等等。在墨子看来，“爱利不相为内外”(《墨子·经说下》)，“兼爱”之所以正确可行，正因为“兼爱”能兴天下之利：“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日：‘非然也。’必日：‘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日：‘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日：‘兼是也。”’(《墨子·兼爱下》)
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爱天下人，使彼此的利益，天下人的利益合而为一，则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天下大治。这样，墨子就将“兼爱”的道德理想落实到了现实功利的基础之上，以是否合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判断一切言论行动是非的标准，进而提出了功利主义的义利观。
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个人私利，始终是公利，是“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万民之大利”。墨子的功利主义绝不是利己主义，但他也肯定通过正当途径谋取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而“义，利也”(《墨子·经上》)，合乎天下公利的行为就是义，不合乎天下公利的行为就是不义。墨子贵义，他说：“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是天下的大器良宝，因为“义可以利人”(《墨子·耕柱》)，忠、孝、仁等道德行为之所以为善，皆因有利于人。从功利主义思想出发，墨子尚功用，重效果。他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利人多，功故又大。”(《墨子·非攻下》)仁人智者的行为必然．表现为现实的利益，实际的事功。墨子虽然重视行为的效果，却并不否定动机的作用。当鲁君问墨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好学”，一个“好分人财”，应该册立哪一个作太子时，墨子主张“合其志功而观焉”，即应该将行为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考察。
在义利问题上，墨子与儒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他们都肯定义与利相统一的一面，都认为义不排除合理的个人利益，都将公利视为义的重要内涵，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群体利益。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儒家讲义利统一是以义为利之本，将利统一于义中，认为物质利益固然重要，精神需求更重要，注意义与利对立的一面；墨子讲义利统一是以利为基础，将义直接解释为利，达到公利就达到了公德，更注意义与利的统一，义可以利人，忠、孝、仁等道德行为之所以善皆因其可以利人。二者相比，儒家义利观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而墨子的义利观则是现实功利主义的。
如前文所言，墨家所推崇的是公利，先秦时期另一高扬功利主义旗帜的学派是法家，法家讲利也要求明于公私之分，提出“公义”和“私义”的区别。什么是“公义”?就是依法从事；什么是“私义”?就是计较一人一家的得失，将个人的好恶凌驾于法之上。令行禁止是君主的“公义”，“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韩非子·饰邪》)；而臣子亦“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同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去私取公，“明法制，去私思”。尚公，以公私释义利，这是传统的普遍特征，在这一点上，儒、墨、法三家是一致的。墨家以利释爱，以利释义，有着独特的本体论基础：爱和利的最终依据是“天志”。
“子墨子日：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然则奚以畏ǘ?故日：莫若法天。……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法仪》)“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墨子·天志上》)
爱和利是“天志”的内容，这个有意志的“天”是人们践行兼爱和交利的立法者和监察者。儒家的“爱”符合人类的自然情感。孔子讲“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也曾教诲人们“泛爱众”(《论语·学而》)。“泛爱”并不比“兼爱”爱得褊狭，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泛爱”毕竟由“亲亲”所发，《中庸》讲“仁者，人也”内涵是“亲亲为大”，孟子在强调“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的同时也指出：“亲亲，仁也”。这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之爱自然是差等之爱。然而，与墨家相比，对爱的差等的认可似乎更顺乎人情，从“亲亲”处出发的“爱”也更自然亲切。墨子论“兼爱”，憧憬天下“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孟子的理想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两者所追求的结果是一致的，但墨子的“兼爱”是应然之理，是天的意志，孟子的“泛爱”“却是由‘老吾老’、‘幼吾幼’——‘亲亲’——中所涵润的那种自然而本然之情提升而出”。
法家的功利主义则以自私自利的人性论为立论基础。商鞅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韩非认为人皆好利，人的本性就是好利恶害的，君臣之间，家庭中的父子、夫妻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无非利害关系，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利欲的驱动。法家在此只是阐述人性的本然状态，并没有作价值判断。正因为人的这种自私自利本性，才必须实施法治，“圣人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韩非子·守道》)以刑赏驱使臣民，这正合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以“利天下”为落脚点，以无差等的爱为表现的“兼爱”说是墨子站在下层劳动者的立场上，针对“强必执弱，富必侮贫”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表达了对物质利益的重视和小生产劳动者对人格平等的要求和关于人际关系的淳朴愿望，否定了血缘宗法意识，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但这种普遍的爱带有空想色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缺乏现实基础，对等互利并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而被大家共同遵循，这也是“兼爱”说最终式微，被儒家“亲亲一仁民一爱物”的差等之爱淹没的原因。
二、尚同尚贤
从兼交爱利，为天下兴利除弊出发，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尚同、尚贤、非攻的主张。“尚同”是墨子政治思想的第一要义。何谓“尚同”?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的各级官员由天子自上而下任命，下级要严格服从上级，“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以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中》)。这种集权专制的主张看起来与墨子一贯主张的百姓人民之利及其学说的平民色彩似乎格格不入，也是墨子学说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地方。事实上，在墨子看来，“尚同”与“百姓人民之利”非但一点儿矛盾也没有，而且正是“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弊”，治世之乱的根本方法和必要手段。
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起因于人们思想上的不统一：“一人有一人之义，人人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同上》)，互相指责、非难，结果导致道德败坏，天下大乱，人们无法安民乐业。而思想上的不统一可以由政治上的“尚同”来解决，由“政长”“一同天下之义”(上)，人们的思想行为逐层尚同，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天下大治。这里有一个疑问：天子及各级行政官员的“义”一定是正确的吗?能代表百姓人民的利益要求吗?这在墨子那里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上自天子，下至乡里之长，都是“贤良圣知辩慧之人”(同上)，他们自然会以为天下兴利除害、避免天下之乱为己任，治乱和利民是一致的。
墨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所有主张的提出都是针砭时弊的。他曾说过：“国家昏乱，语之尚贤尚同”(《聚子·鲁问》)，正是看到当时诸侯割据，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现实，墨子才主张“尚同”。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紊乱，墨子要求君主集权、国家统一的主张在当时是符合趋势的进步主张。“尚同”思想被法家继承和发扬，成为两千年封建政治的核心。然而，现实中的“政长”并不像墨子设想的那样贤良圣知、以兴天下之利为己任，“尚同”造就出的是封建独裁，百姓失去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任由统治者生杀予夺，墨子“尚同”的方法终究不能达到使天下人各得其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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