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功利学派的伦理思想探析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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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义利之辩在中国古代是各种思想争论的焦点，也是中国思想的根本问题之一。义利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与利益、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思想是义大于利，并且这种思想被推崇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着眼点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非主流的义利观一功利学派的思想，探索中国古代功利思想的独特之处和发展的不足之处，为道德建设提供现实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功利学派；人性观；义利观；特征

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和西方的功利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中国的功利思想的对立面是道义论，是一味的强调和要求义大于利的道义思想。中国传统的功利思想和道义论在绝大多数的道德原则、人性论的依据和理论以及道德的来源问题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道德评价的依据方面。中国古代的功利学派的思想也强调义和利的结合，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被定义为功利思想，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利的把握，一部分功利思想把利和义等同看待，觉得二者都不能偏废，有一部分功利思想家把利看的高于义，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义而得到利。

中国的传统功利思想并不是纯粹的为了利而忽视或是抛弃对义的要求，而是看到了义和利的相互作用关系。由于义利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集中的争论了三次，也就是在这三次的争辩中产生了中国古代最显著的三次功利思想的出现。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墨子和韩非子与、孟子、荀子和、关于义利的言论，形成了功利论和道义论的思想倾向，西汉董仲舒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表现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公然排斥功利思想的倾向，这种思想成为尔后伦理思想的主流。第二次是在宋明时期的王安石、陈亮和叶适等同二程、朱熹的争论。第三次就是明清之际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唐甄等对上义利观的总结。本文就是着重分析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功利思想的形成、特征以及影响。

一、功利学派的人性观思想

人性的问题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人性是指人的本质属性而言研究、探索人性，旨在揭示人的本性、本质，说明人应当如何生活才算是幸福、愉快、有价值、有意义，告诉人们只有按照人的本性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的生活，为善去恶，变恶为善，人的生活才有意义，人的生命才有价值，最终实现人生的理想、目的。道德活动、道德观念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只有具有实践性、社会性和理性思维的人才能拥有道德，寻到道德的根的问题从“天”到人的“性’僦是人类思维的一次大的飞跃。

对于人性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是三个方面即：(1)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2)人性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形成；(3)人性是普遍相同的，还是分等级。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家们也分别就这三个问题做了不同的回答，墨子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通过提升人的地位，论证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对人们求利动机给予了有力辩护，其目的在于批判当时流行的“天命”观念。“天命’观念认为社会的治乱安危、个人的富贵贫贱与人的努力作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寿天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非儒下》)由此，墨子提出“非命”、“强力”否定“天命”。墨子以“与其劳，获其食”取代“有命”论的理论功能，肯定了人从事对社会生产、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清除了束缚人创造性发挥的消极因素，以此论证追求美好生活和富贵地位是人自主自觉的天性。墨子除了还原人的求利的自然天性外，还认为人性是随着社会的影响而变化的。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墨子认为人性先天无善恶之分，都是待染的白丝。他面对染丝的感叹，可判定他把人性归结为后天环境和教化的影响，染于青则青，染于黄则黄，这与他反对既定的天命而崇尚后天的努力也是一脉相通。

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人性论上韩非子在继承苟子从现实经验观察人性视角的同时，综合继承前期法家关于人性的思想，进一步看到人自利自为的本性表现。韩非子观察人性的目的不是为了判断善恶，而是为了探寻更加有效的治世方案。他不像荀子那样仅仅看到人自利自为本性的负面影响并有此得出性恶论的论断，他更加强调人自利自为本性的正面影响，并且认为仁义教化在当时不能达到治理社会的效果，只有实行法治对人白利自为的本性加以引导才能使天下归治。并在此基础上韩非子建立了自己的伦理思想的体系，提出了适应那个时代需要的治国方案。韩非子认为人性不但是一种生存的欲望，天生的本能，而且是一种自私心，即他认为的“自为心”，这种自私之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韩非的自私心不仅是人与生俱来的，而且在后天的活动中人的本性是会不断发展。人们会在不断的生活中养成好利恶害的习性，一方面人有“求利之心”，另一方面则是“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韩非子·六反》)。同时韩非子否定了苟子的“化性起伪”的道德的方法，认为人的本性是不能通过师法教育来加以改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一切人都有号恶的感情，那么就用赏罚的方法让他们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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