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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弗洛姆――人类的梦想家_哲学专业毕业论文

我曾在菩萨前许下诺言，让幸福洒满你身边！

――孙异《小三和弦》 

一．不是前言的前言 
我是80年代的灵魂，却在90年代读大学，不知这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 
80年代是我喜爱的一个。在图书馆里，我总能发现很多80年代翻译过来的好书，如汉译名著系列，猫头鹰文丛，加缪，基尔克果，波普尔等等。80年代是思想启蒙的年代！向那些出版社、主编和译者致谢！ 
弗洛姆1980年去世，80年代就有他的多种译作问世。在这点上，确实跟上了世界潮流。在厦大图书馆，找到弗洛姆写的四五本书，都是80年代出版了。90年代以来，就没找到有新书了。今天在晓风书店，看到有一本弗洛姆的新书。 
80年代的出版界是激动人心的，但意识形态还在挥舞着他的大棒。这一点，可以从很多书的“编者序”里看出来。在这些“编者序”的后面，编者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出一些“但是”，或者所谓作者的“局限性”。这些“但是”偶而也会“言必有中”，比如《学》“编者序”中的“但是”批评亚里士多德的民主不彻底和阶级性。然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但是”必须反过来读。它说是不好的地方，往往却是好的地方。比如在弗洛姆的《人心――人的善恶天性》一书，译者批评道［3］：“他不区分阶级和不同的条件，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这话到了今天，大家都要笑了。斯大林疯狂清党、制造卡廷森林惨案等等。他在“四大恶人”的排名上，或许还要在希特勒之上。希特勒毕竟还没有如此大规模地残杀自己人。再如在《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一书的“编者序”中，编者写道：“他的救治办法是以人的心理、精神为基础的，是通过所谓的‘灵魂的’，使人获得爱、自由和理性的能力，以达到精神的健康和幸福；因此，他把精神和禅宗佛教看作改造、拯救社会的最有效武器，在这一点上他根本不是一个为改造社会奋战的斗士，倒象是一个布道的传教士”。而中国的实情是，“斗士”太多了，“传教士”太少了。弗洛姆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忠实继承和创造性，在这里竟成了罪状。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老师傅死了，留下两个徒弟。大徒弟得到了真传，小徒弟只是得到一点皮毛。然而小徒弟抢到了掌门人玉环，于是小徒弟理直气壮地拿起大棒，痛打大师兄：“你理解错了！我代表师傅惩罚你！” 
读这些“但是”确实是有趣的，然而在这种趣味之下，还潜藏着某种让我深恶痛绝的“伪信仰”和“知识霸权”。曾经，在这种“知识霸权”之下，有多少知识分子低下了他们高贵的头颅？那些拒不低头的知识分子又遭受了怎样的迫害？一哭！值得庆幸的是，弗洛姆没有生在中国。 
也许在未来，这些“编者序”中的“但是”会成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弗洛姆 
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犹太籍，精神分析学家、家和社会学家。他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纳粹时期迁居美国，先后在各个著名大学任教。 
他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禅宗。这三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在弗洛姆身上融会贯通。他立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批评社会人的异化等社会。对于个体，他提倡精神分析和禅宗，进行“灵魂的治疗”，使人从奴役达到自由，实现人性的完善；对于政治制度，他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倡“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健全社会”。由于他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故有“人类的梦想家”之称［3］。 
三．读弗洛姆札记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类思想者，这一类思想者的书能够读者的一生。弗洛姆无疑就属于此类思想者。 
本文不想介绍弗洛姆的主要思想体系，而主要侧重于笔者对弗洛姆的读后感，这也正符合弗洛姆提倡的“自由和自发”。对弗洛姆思想体系感兴趣者，请文后所列。 

责任编辑：应届毕业生论文网

1．《逃避自由》（1941年）――极权主义的心理根源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契约论》 

罪恶总是催生着美好。上个世纪，犹太民族遭受了“出埃及”以来最大规模的迫害，但这个在暴力方面十分弱小的民族，却向人类贡献了很多伟大的心灵，弗洛姆、阿伦特和波普尔就是其中杰出的三个思想家。为了对照，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另外两个思想家。 
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1902—1994）出身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主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学说和爱因斯坦。他的主要著作有《的逻辑》、《客观知识》、《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主要思想来源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她的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人的境况》（1958）、《在过去和未来之间》（1961）、《论革命》（1963）和《共和危机》（1972）。［6］ 
弗洛姆的主要著作是《逃避自由》（1941）、《被遗忘的语言》（1951）、《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1956）、《精神和禅宗》（1961）和《人心――人的善恶天性》（1964） 
弗洛姆在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于增加人类自由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同时也使个人在中感到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在此意义上，他区分了两种自由，他说：“我们不仅要保留和增加传统以来即有的自由（笔者：消极自由），同时也要设法获得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笔者：积极自由）要能使我们充分地认清我们自身，从而对自己、对人生都能具有充分信心。”弗洛姆又说道：“判断自由之实现的唯一标准是，个人是否主动而积极地参预决定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事务”。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与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是不相同的。柏林的自由侧重个人形式上的权利，弗洛姆的自由侧重实质上的自由状态。举个例子，一个年青人在DISCO舞厅里嘣迪放纵，在权利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由的，但在精神意义上是不自由的。 
接下来，弗洛姆讨论了“逃避自由”这一心理机制。面对个人的孤独和无权力感，个人有两种：即上文的逃避自由和自我实现。第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放弃个人的独立自由，寻求新的束缚，来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约束。这种心理机制最显明的表现是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心理基础是“虐待狂与被虐待狂”。这种“逃避自由”的方式是极权主义的主要心理根源。在我看来，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点“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特征，每个人都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所以，不要说“我们深受极权之害”，而应该说“我们就是极权主义者”。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从内心摆脱了极权主义，那么这个社会还会是极权主义吗？当每一个个体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忏悔，真诚地面对邻居，真诚地去爱，这个社会还会是孤寂的沙漠吗？第二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破坏性”，摧毁外在的东西，以消除无权力的感觉。这种破坏性，往往用爱、责任、良知、爱国主义等字眼来掩饰。第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舍己的自动适应”，也就是大多数人在当代社会中所用的方法：“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和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然后，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也消失了。”诚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看到的，传媒上推销一种“个性”，于是大众就纷纷追求这种“个性”，却不知道这种“从众心”本身就是没有个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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