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追问生命的意义-经管之家官网！

朋友老陈一家是来自大陆的新侨民，和当地人语言上沟通困难，偏又赶上他女儿临盆，既然是朋友，我当责无旁贷，几乎做着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同声传译，从介绍产院、认识医生、办理住院，从分析化验结果，到和医生协商分娩方案，不一而尽，直到多日之后，在一个瑞雪纷飞的凌晨，我像陈家成员一样，寒衣紧裹，欣喜而忐忑地守候在手术室楼外的严寒里，迎接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新生命。　　护士怀抱婴孩来到我们面前，我看到孩子红玫瑰色的面庞，微动的精巧鼻翼，刹那间，我觉得，云开雾散，奇迹降临：一个几分钟前上尚不可想象的生命，此刻，竟魔幻般地呈现了！
　　我看着襁褓中婴儿纯净而安详的面庞，似乎终于明白，一个和陈家没有血缘关系的我，内心深处的企盼却原来并不比他们少——那就是真诚地守候一个生命的诞生，保持对生命之谜永恒的敬畏。很久以来，我越来越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举世无双、深藏不露和难以破解的谜，一个高天厚地般的奇迹，一个我们的智力无法企及的永恒未知。
　　婴儿诞生的那天，也许在场的绝大多数过人尚未来得及思索：这个生命从何而来，又往何去。那时，大家话里话外只有欣喜和祝福。一切都合情合理，没有任何错误，只有我在思忖，在想象，有朝一日，婴孩长大成人，他是否也会像我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疑问呢？他的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是否经常听会到孩子的追问：“我是怎么来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来的？世界又是怎样来的？”而我们这些大人呢，我们家家户户的大人呢，又将怎样为孩子答疑解惑？或者说，我们是否准备好回答孩子，他那未知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其实，人生在世，我们谁能逃避心灵的自我追问或者被追问呢？
　　可是，我们真的能找到答案吗？假如能，又该怎么做呢？用无神论满足好奇心的方式来填充吗？用唯物主义的思维来搪塞吗？还是选择上帝的揭示，透过人类心灵渴望的精神之路回应生命的追问？
　　记得，多少年前，我带儿子去北京天文馆，坐在星象厅的椅子上，仰望着比窗外的夜晚更加澄澈的星空，耳边回响着那“无可辩驳”的进化论宣传，而我思考了另外一些问题：我们人类为什么被抛弃到远离星系中心的地球？在我们的地球，同一个时刻，为什么有人出生，也有人死去？为什么鱼儿历经千难万险逆流产卵？……
　　说来有些可笑，但却是事实，我在莫斯科产院见到新生命的瞬间，满脑子都充斥着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小马驹生来四蹄站立，而我们人类却要在襁褓中度过漫长的一年，才有可能从爬到走？人类的婴孩为什么远比森林里的小野兽更娇贵，需要更多的呵护？
　　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轻薄，一如尘埃和灰烬。也许，生命的一切都是天意，也许，一切生命都有主宰，它时刻遵循着某种看不见的规则运转，所谓：人有百巧，天有千变。中国的朱子不是也说“事事物物皆有定律”吗？那么，“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
　　我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都经常听见这样的叹息：“人活着真累！”一些在莫斯科商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地在这里淘金，体力超限消耗，精神高度疲惫。我问他们，你们淘金是为了什么？他们哑然无声，之后面面相觑，有人甚至脱口而出：“想那么多呢，淘金就是为了淘得更多的金子啊！”妙哉！这难道不是今天绝大多数人的生命状态吗？
　　我很感叹，正如我的朋友奥列格旅行回到莫斯科之后的感叹一样，我竟然听到了这样的词，准确地呈现了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蚂蚁般地活着！他说：“尽管我不通晓中文，我却可以用心灵的耳朵和眼睛观察，我听到和看见了无谓的生活和无谓的劳作，我感到了人们心灵沉重的负载无以释放。”
　　我逐渐明白，为什么今日社会欺天罔人者大行其道，诚信扫地不如粪土，假如能够理解奥列格所说的“无谓”（无意义，无内容，无理智）二字的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在我们身边真诚的﹑敬业的﹑守信的﹑有责任感的人犹如凤毛麟角了。
　　无谓生活和无谓劳作会摧毁了我们的心灵吗？
　　我因为准备采访并且撰写有关苏联二战集中营的书，曾经在苏军档案馆查阅资料，看到过这样一份文件，记录了1943年纳粹集中营的战俘生活。那时，法西斯分子为了摧毁红军俘虏心理防线，强迫他们做无谓的劳动——把石头从甲地搬运到乙地，再从乙地搬回，一天数次，循环往复，最后红军战俘心理崩溃，全部走向歇斯底里。
　　也许，正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便需要的是有意义的生活和目标？我们需要选择的是聪明和睿智的工作？我们需要发自内心地赞美和奖赏自己的劳动？也许，反之，我们的心理将最终走向崩溃？
　　近年来，知识界一连串的自杀行为令我们的世界震撼！高楼大厦变成了不少高学历人士的生命终结地。我的朋友告诉我，目前深圳是中国自杀率最高的城市。不少专家学者为此提出了各种观点，试图解释悲剧的成因，不过至今也没有见到令人信服的说理，或者形成有效的社会劝慰。其实，诸圣先辈在他们的正教作品中早有明示，缺乏上帝的精神心灵便是空虚，而空虚的心灵便走向愚顿，而为愚顿蒙蔽的羔羊又如何辨得清生命之路？
　　北京一份世俗的大众传媒，竟然冷酷地告诉读者：“我们对于自杀行为还是应该多一点理解和宽容。”看到这样的文字见诸报端，我简直头皮发麻：自杀是人类的罪孽之巅，是不可饶恕的行为，是无法容宽的错误，是对人类对上主仁慈的背叛，是对上帝宽宏的决绝！何以理解？又何以宽容呢？这样漠视生命的态度还要延续多久呢？
　　我们知道，全世界吸毒者的年龄在趋于年轻化，仅仅在欧洲，就有百分之二十的居民患有程度不同的精神综合症。尽管无数医学专家认为，吸毒和精神疾患的成因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却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精神病患和吸毒患者全都具有心灵空虚的表现。
　　而虚之何在？我想到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也许，就是这样，假如我还有思想，我就可以思考为什么而存在。也许，理解自己生活的意义，就是理解自己本身，理解自己本身也就理解了自己的幸福何在？
　　我还记得，那年初冬，为我施洗的德米特里神父，在洗礼前夜对我讲的一段话，他居然也以“淘金”为例，不过其意义已迥然不同。他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追寻。一位在沙漠里寻找黄金的人迷了路，干渴难耐。他大概知道那里有泉水，你说，他是先去找甘泉解渴呢，还是继续寻找黄金？”
　　我明白了，人的心灵也会干渴，所以，我们要寻找生命意义的甘泉。
　　记得杰克·伦敦吗？他书中的主人公马丁?一登致力于追求心灵生活的高度，他才华横溢，卓越超群，最终功成名就。但是，他的精神世界随着他对精神世界的不满足而崩溃，最终走向自我毁灭，难道说创作给他带来的知名度，还不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吗？
　　俄罗斯原子能之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哈罗夫院士，是我一生中最欣赏的俄罗斯知识精英之一。他将毕生的经历奉献于原子能事业，成就斐然。在苏联，他已是功盖天下，美名和荣誉享用不尽。但是，他在后半生却积极投身反抗暴政和抵制核武器泛滥的事业，为此遭到当局贬斥，几乎失去一切。他，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十七岁那年认识了中国画家史国良，那年，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少年宫拜他业余习画。他其实只比我大几岁，我对他有工作勤勉和沉默寡言的印象。午后，冬日的斜阳照在北京海淀的黄庄三角地，照进那幢简陋平房的里画室，我无声地蹲在史国良的身后，看他用魔术般的画笔呈现给我新疆少女和毛驴的故事。那个年代，他独具风格的泼墨小品给我深刻的精神震撼。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方知道史国良的作品《刻经》荣膺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后来，他去了加拿大，再后来，他在美国西来寺剃度出家。三十年之后，史国良再度震撼了我！
　　我在读过莫斯科都主教、圣者英诺肯提百年前的著作后，似乎找到了他们答案，他说：“其实，我们只在尚未拥有时，才钟情于某物。一旦拥有，便立即生厌。抑或，因为我们尚未拥有，而误以为其美好动人；而我们业已拥有的，哪怕精华珍品，也浑然不觉，或者总感到不满足。所罗门王便是一个鲜明例证，众所周知，他如此富有，其宫中所有器皿皆为纯金包裹；他绝顶聪明，众王均前来拜见领教，他荣耀之极，众敌均为之惊悚战栗。他知识渊博，能量无比，同时代人皆无可望其项背，其所求之事，均如愿以偿，故世间之物，其无所不能囊括。尽管如此，其依旧无法满足自己的心灵，心灵愿望与之的磨砺煎熬较之常人愈加剧烈，最终，他还是经受了世间的诸多磨难，在其书信中写道：“世间一切皆为空，我们的愿望无以满足。”
　　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法庭判处死刑。弟子们轮流探监。苏格拉底一边揉搓着被脚镣勒肿的腿，一边对众人说：“此乃何物？你等知否？”他挥了挥手说：“此乃快乐！”此乃苏格拉底的价值观。
　　每个人的体验都告诉我们价值观的存在。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欢愉，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身边愈演愈烈的美食诱惑，已经是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泛滥成灾，达到登峰造极的态势（比如一度流行的女体盛），勾引得食客欲火熊熊，食色两得。
　　根据我的观察，前几年北京流行湘菜、川菜，之后是贵州菜、云南菜，再之后冒出什么越南菜、泰国菜、印度菜，甚至已经有了尼泊尔菜，难怪有人问，接下来也许就流行老挝、柬埔寨和金三角菜了呢。
　　我不明白的是，人的一生需要进食多少次美味佳肴，方可满足感官刺激和缓解虚荣心的啮噬？上述美味，哪一种能给我们带来持久的、永恒的、苏格拉底式的快乐呢？
　　于是，我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贪欲遍地疯长，虚无笼罩一切。
　　我的朋友慷慨地将一位俄国富豪介绍给我认识，说他在莫斯科拥有直升飞机，那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朋友言谈话语之间，眉飞色舞，双目流光，充满嫉羡。我曾经和富豪一同爬上长城，登高远眺，富豪忽然感慨万端：“啊，人生短暂，没法和你们的长城相比，只有赶紧敛财，财富无限哪！”我答应说：“假如财富无限，终生挣钱，那我们活得还有价值吗？”
　　莫斯科的富豪当然觉得活得有价值，因为，他们的终极价值就在于虚荣和权力。我曾经在北京的一家报纸撰文预言，俄国最大的富豪霍多尔科夫斯基，马上要演绎一段颇为不寻常的权钱争斗故事了。果然，几年后，他的财富滋长了他的虚荣心和权利欲，为权力所不容，于是，他有了今天的牢狱之灾。莫斯科电视里每天都连篇累牍地报道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师之间无休止的辩论，最后，他依然获罪。我觉得，他缺的不是世俗的律师，而是心灵的导师。我想到了众所周知的拿破仑，霍氏和他在“沦陷”之后有天壤之别，霍氏试图借用世俗的律法保住身家性命，电视画面所展示的，是他绝望的困兽之斗。而拿破仑呢，走下荣誉和权力的巅峰之后，他将自己的心交与上帝，灵魂遂归于宁静。
　　在莫斯科，我有时候能在旧货市场上淘到两百年前的旧书，既有大陆货色，也有枕中鸿宝，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它们却很令我满足，令我快乐。当然，望着堆积如山的古旧书刊，鼻孔里充满了斑驳的封面和发黄的内页散发出来的气息，我的疑虑又泛出心头：前人的成果流传于后人，仅仅是文字和思想的传递吗？这些书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自何处，又去向何方？他们离别了这个世界的时候，究竟将哪些不为人知的奇思妙想带入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