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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研究
周阳敏李硕 轩会永
（阳民工作室，河南 郑州 450001；中国经济管理网：www.jjgl.org）
摘要: 阐述新型城镇化的新思路，指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将成为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研究切入点，结合河南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情况，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说明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农村的影响。发现新型城镇化在微观层面通过产业带动，促使农民工返乡临近就业，显著地缓解“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中观层面上通过拉近、扩展、强化邻里关系，增强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互惠和规范作用；宏观层面上通过空间集聚，大大增加了居民的公共领域及其利益交叉，进而增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这是结合社会热点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全新运用，丰富深刻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作用，揭示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重构效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帮助政府发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和漏洞，完善制度等，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文章编号：1672-8580（2013）05-0001-07
【注】：本文版权属于《四川理工学院学报》，发表于《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The social capital effect of new urbanizatio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ew idea of new urbanization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will becom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idea above, we study the influence of new urbanization on farmers and country by us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mbined with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y in Henan province . At the micro level, Industrial flow Promote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and fond job Nearby, significantly ease the "empty nester"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problem; atthe medium level, through the narrow, extension, strengthen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 enhance the network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of trust, reciprocity and normative role; at the macro level, spatial agglomeration greatly increased the public area and overlapping interest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Finally , this paper gives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 to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blems found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Keywords: new urbanization；new rural community；social capital；
一、问题提出
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这是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列入2013年6项工作重点，城镇化战略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城镇化，并不是新提法，但承载着新使命。在2010年底中央向各省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决策层就释放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信号。将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对外颁布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 更是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的更为长远、更为清晰的战略布局。李克强总理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李克强（2013）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1]。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新型城镇化的热潮正在席卷着整个中国。
　新型城镇化被社会各界寄望于拉动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它蕴含了中国未来变革的诸多要素：土地、户籍、财税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造城、移民，而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2011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规划提出，中原经济区必须大胆探索，创新体制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新型城镇化引领作用、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作用，努力开创“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新局面。肩负探索“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新路重任、为中西部地区提供示范的经济区，河南在推进城镇化实践探索中，把新型农村社区[2]建设作为切入点，探索一条农民“不离土不离乡”、实现就地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目前，在河南全省启动的新型农村社区试点近2000个，初步建成约400个，共同的目标都指向了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农村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前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2012）[3]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到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同的高度，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河南先后涌现了一批先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典型，如滑县锦和新城社区、辉县南李庄社区、辉县裴寨社区、浚县中鹤新城社区、舞钢市瑞祥社区、沈丘县老城镇西关社区、长葛市石象乡古佛寺社区等等。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民就地市民化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的热点和新思维，也是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民营经济来说，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他们大显身手的重要契机。那么，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切入点的新型城镇化效果如何？新型城镇化将会给广大农村社会和民营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试图根据对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调研情况，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制度资本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
二、文献回顾
（一）对新型城镇化内涵和制度改革的研究
辜胜阻（2013）认为新阶段的城镇化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注重人的城镇化，解决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二是注重城镇化质量，强调要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八字方针；三是注重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防范“大城市病”，发展城市群与中小城市，趋利避害，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1]。陈锡文（2012）指出城镇化是个自然的过程，主导因素是市场，政府的责任在于保持农村和城市的平衡，使得农业得到发展、农民得到实惠，实现城乡协调发展。[4]刘海平（2012）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从价值取向上看，以“以人为本”为发展目的，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导向、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和谐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从发展状态和表征上看，民生得到保障和改善、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能够安居乐业；从运作的科学性来看，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有领导、有规划和有计划，将政府的自觉能动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从本质上看，新型城镇化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为引擎，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乡两个系统在经济、科技、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空间等诸多基本要素协调发展优化组合的过程[2]。 很多学者相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户籍改革等做出了一系列研究，并且针对各省各市的问题，进行单独剖析，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许经勇（2013）分析了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关系相辅相成，中国户籍制度与土地的现状即处于人地分割的状态，他认为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应同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即实现全国城乡户籍一元化。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应加强未被利用的土地供应，让包括农村建设用地在内的所有土地平均进入市场[3]。童潇（2012）则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镇管社区”的方式进行了优化：一是撤镇变街；二是强镇扩权，相对来看，近郊镇、经济弱镇宜选择前者，而远郊镇、经济强镇则宜选择后者[4]。
（二）对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和主力军的研究
就城镇化的道路研究，费孝通早在1983年就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提倡通过发展小城镇来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但有的学者却对此提出质疑。冯雨锋(1983年)指出小城镇并不是我国城市化的唯一道路。90年代以后对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主要有：（1）大城市论。王小鲁、夏小林( 1999)认为，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带来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大的外部扩散效应。［5］杨波、朱道才、景治中( 2006)从城市化发展阶段角度，分析认为，我国总体仍处在城市化前期阶段，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大城市。［6］(2) 小城镇主导型的城市化。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遵循“乡镇工业→乡村工业化→小城镇→乡镇( 人口) 城市化”的模式，以乡镇工业化带动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 胡俊生，2000) 。胡少维( 1999) 指出无论从发展经济还是开拓市场的角度来说，增加农民需求都是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减少农民，所以“发展小城镇就成为必然的选择”。（3）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论逐渐成为主流。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城、乡协调、同步的双轨制( 陈光庭，2008; 聂高民，2008) 。潘海生，曹小锋( 2010)，通过对浙江省小城镇建设的调查，指出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客观必然性。所谓“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7]厉以宁（2012）[5]指出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具体应包括三部分：其一是城市老城区改造，通过工厂外迁形成商业区、服务区；其二是工业新区，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其三是农村新社区，指靠近城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现在还都是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它们不仅吸引了农民前来，更重要的是引导农民向城镇化的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走。厉以宁（2012）[6]认为，告别“农民进城才是城镇化”的思维模式，要把农村建设成新社区，新社区就是城镇化的一部分，这样可以避免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带来的弊端。辜胜阻（2013）[7]表示，我国要建更多的城市群，让中小城市有吸引力，实现本地城镇化，可以减少城镇化的巨大代价。到目前为止，对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果，专家学者学各执一词。早期遵循大城市发展道路，人口大量涌入资源集中的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使城市不堪负重，问题频发。“就地城镇化”模式逐渐成为主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对于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社会各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厉以宁（2012）[8]认为于民营经济来说，目前最好的投资机会就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民营企业可以考虑参与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管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2013）[8]在全国工商联会议上指出，民营企业是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民营经济是小城镇解决就业、改善民生、提高百姓收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应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主力军作用。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2013）[9]指出，城镇化的投资主体是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政府要有胆量和气度把它们组织起来，城镇化和城镇一体化一定要真正放开。
目前国内对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制度改革和发展道路等宏观层面，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方面少有研究。本文以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情况和对河南部分地市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地调研资料为依据，从微观主体出发，分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社区居民的影响，试图揭示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乡村的社会资本效应。
三、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存在于家庭关系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中。社会资本的概念一经提出，引起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广泛深入研究，专家学者纷纷用社会资本概念来解释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社会资本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表明社会资本具有跨学科性，而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多学科、多角度的应用使得社会资本成为争议最多的概念和理论之一。
社会资本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中。他强调社会资本是一个群体特征，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并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 以微观和宏观的联结为切入点对社会资本做了较系统的研究。他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叫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是某些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他指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存且可以相互转换。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并把其引人政治学研究中。根据普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一种团体的甚至国家的财产，而不是个人的财产。普特南(Putnam)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提出公民参与网络，将社会资本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治理研究中。[9]林南(Nan Lin)在对社会资源理论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社会资源仅仅与社会网络相联系，而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
国内学者也对社会资本做了深入研究，边燕杰是从微观个体层面上研究社会资本的代表，他从三个层次来阐述社会资本(2004)：第一层次的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 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社会资本存量成正相关，越多的社会网络关系会带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存量；第二层次的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结构,一旦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形成网络结构，这种高密度的社会网络会形成一种团体规范,而且为个人带来高效搜索和强力控制的优势；第三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 是围绕个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 个人所处的位置, 最终表现为借此位置所能发动和借助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10]根据以上回顾，我们发现虽然学者们研究社会资本的切入点和应用领域不同，但仍存在共识点：社会资本通过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其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资源。
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变迁时期，原有的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趋向弱化，市场交换关系配制资源的方式又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此时，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关系(社会资本)也会成为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进行交换和寻求支持的基本形式。尤其是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势必给中国的乡村社会带来“剧变”，我国乡村传统的社会资本属于局限于家庭、宗族内部的传统血缘依附型，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产生对权威的服从依附心理、官本位意识、清官意识和个人崇拜等等，因而不利于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转型。目前，对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的研究虽少却不容忽视，本文试图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
笔者分三个层次来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效应。微观层面主要是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居民家庭的社会资本效应；中观层面分析新型城镇化对邻里的社会资本效应；宏观层面分析新型城镇化对社区管理的社会资本效应。[11]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3部分：第一，由河南省工商联提供的各地市上报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材料，主要内容包括社区人口规模、占地规模、节约土地、人均收入、投资主体、建设模式、补偿情况、管理模式等；第二，经河南省工商联网站和中国经济管理网发布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年龄、文化水平、收入来源、是否适应社区生活、社区环境、邻里关系、社区秩序、社会福利、家庭幸福指数、邻里和谐指数等；第三，笔者所在调研组，赴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延津县和平顶山舞钢市，实地调研了5个新型农村社区，与社区管理人员、参建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深入社区居民家中了解社区情况。
（全文请参阅《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或与阳民工作室直接联系：jjgl.or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