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经管之家官网！

不幸的是，这位追忆往事的学者，《屋》的作者之一，经济学界的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于2006年11月16日撒手人寰，享年94岁。大萧条和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那时候，谁倡导自由市场，就是在众多主流经济学者中班门弄斧，不识时务。弗里德曼和他的同道中人《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在那个时代都被认为是异类。

大萧条时代的恐怖环境，让人无法相信自由市场能实现自我调节。简单说来，人们认定政府应该充当市场的主宰，用凯恩斯《通论》理论来解释，就是政府有权通过发债和投资，以确保经济增长和控制失业率。

不过现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再这么认为了。这个巨变主要归功于弗里德曼先生。凯恩斯（1946年）死后，弗里德曼可以说是上世纪后50年中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在1998年出版的弗里德曼夫妇《两个幸运的人》回忆录中，弗里德曼宣称自己的观点已经成为主流思想，这样说当然是无庸质疑的，不像“50年前，只是被主流思想嘲弄的一小撮人”。

也许是弗里德曼一生爱好辩论，这不仅让他成了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且让他成了一个极富有影响力的人。幼年时，他因为好辩而出名，而且论战中他嗓门特别大。弗里德曼出生在布鲁克林，他13个月的时候，全家搬到了纽泽西州的罗威市。

弗里德曼回忆说，自己在罗威市上学的日子都记不住了，但有一点却“耿耿于怀”，那就是他在那里有了个外号。他说那段日子里“我总是说话很大声，有点像在大喊大叫”。人们都说“静水池深”，我恰恰相反，所以，大家叫我“瞎啰”（肤浅的意思）。

当然，他同学不会瞎给人取外号的。直接也好，间接也罢，弗里德曼至少给经济学，政治学和对经济的公众思想等领域带来了很深远的变革。在他所涉及的领域里，他的想法起初都被看作是古怪的，或是糟糕的。

1962年弗里德曼的书《资本主义和自由》出版。这本书首次把几个领域的问题归并在一起讨论，对弗里德曼来说，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开，没有自由市场，或者说没有自由的资本主义，就没有政治自由，他提出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除了那些必要的措施之外，例如对商业合约运作的保障，促进自由竞争，提供货币供应准则，保护那些无责任能力的人，小孩或疯子。

捍卫自由的战士

想要知道政府那些措施是应该限制的，你可以看弗里德曼的书《资本主义和自由》，书中列出了当时美国政府的14项政策。书中也给出了基本原理去证明“那些措施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这些政府措施包括农产品补贴，附加关税和进口配额，房租管制，保障最低工资，对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设立具体的管制条例，强制领退休金的人买年金保险，在和平时代实习兵役制，建设大型国家工程如国家公园，禁止邮递行业牟利等等。

尽管政府现在还在做类似事情，但比那时候少得多，而且大多会遭到民众的质疑。废除兵役制的主张，弗里德曼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让那些把弗里德曼看做右派的人大吃一惊。征兵意味着“募集作战的奴隶”，他指威廉·威斯特摩兰特（William Westmoreland 军队人事总长）思想太狭隘：在和平时期，用市场价格来雇佣自愿军人，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尼克松任总统不久，就安设一个专门讨论有关废除兵役制度的立委会，由弗里德曼先生坐镇，尼克松也被说服，为废兵役开道放行。1973年，兵役制被废止了，好在是美国反越战舆论矛头指向兵役制之前。弗里德曼说“我参与的政策中，没有哪项活动比纯志愿委员会（All-Volunteer）的工作让我觉得骄傲了。”

弗里德曼第二个贡献，就是革命性的改变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货币供应和通膨的态度。在他提出不同看法之前，战后的政府似乎可以让失业率和通胀率互相抑制：“菲利普斯曲线”（新西兰学者提出的）建议，从长线看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有统计上的联系，这在当时好像得到了证明。靠放松货币供应，政府显然能够以稍微增加通胀率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

对此，1967年，弗里德曼在其主导的美国经济联合会上发言说，“这样做其实只是错觉”。政府投资扩大需求来降低失业率的做法，不过是在骗工人，让他们感觉工资比物价涨得快，这样他们愿意付出劳动。一旦真相明了，他们要求更高的工资，失业率又会回升到自然比率。如果政府企图降低失业率，长期的来说只会使得通胀水平越来越高，在当时，埃德蒙菲尔普斯也得出相同结论。（Edmund Phelps ，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在弗里德曼的研究成果上，一些人用更细致的方法为企业和雇员预期作模型。而真正厉害的是，美国经济后来的表现，都证明了弗里德曼指出的“正统（凯恩斯）的经济学”的错误。

1970年，繁荣的经济出现了通膨上升同时失业率也上升的状况。尽管政府大举介入试图解决问题（物价低幅上涨来获得失业率的降低）。但弗里德曼说这些做法根本没用。“政府必须采用稳健货币政策，意思是政府必须为增长的货币供应量设定相应的目标限制，这种规则就是货币主义”。其实，在他作为执委主席发言之前，他就观察到货币政策的缺陷并提出的相应金融政策的处方。

1963年，在经济史论家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的协助下，发表影响深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这一历史纪念碑一般的巨作。这本书细致地描绘了货币供应变化和通胀水平的因果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大萧条其实为“经济大紧缩”，他用了这个特别的名词。

他认为在1929年到1933年的美国经济的大紧缩，不是因为华尔街股市崩盘，也不是因为政府贸易壁垒，或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衰退不可避免。都不是这些：而是因为联储系统的修正金融政策把经济搞糟了。例如，政策上需要银根放松，它却收紧，因而当市场需要货币供应时，银行却没有流动的资金。

弗里德曼并不信任独立的央行（美联储），参照乔治·克列孟梭原理的释义，货币供应太重要，以至于不能只听任中央银行家。他主张在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有着一个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亦即限制通胀应该是以联邦储备银行对全国经济提供的货币数量为增量基准，单单看通货膨胀水平，他认为是错的，因为对美联储来说，货币供应量比物价更容易控制。

如果说这种货币政策很明智，那么真正具体修正起来却又是一回事了。控制货币供应在实施上，证明远比理论要难得多（例如在80年代英国实施的情况：弗里德曼抱怨说是因为英国当局具体操作上有问题）。

现在，央行不仅是独立的政府部门，而且也设定了通胀的基准，大体上，他们已经和弗里德曼说的很接近了。美联储也已一改多年惯例，不再向外界公布M3的变化数据。2006年1月，格林斯潘卸任时，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报撰文承认他低估了美联储或格林斯潘的能力。

第三，消费学分析方面，弗里德曼奠定了的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凯恩斯认为随着收入增加，存款比例也会增加，可经济学研究的数据证明：“尽管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存款率，但是当国家由穷转变到富有，国民的总存款率并没有上升”。弗里德曼在1957年提出的恒常所得假说（消费决定于终身财富，而非当期所得）来解释这个悖论。

人们其实并不依据他的当年收入来决定怎么，而是按照“恒常所得”（他们期望年复一年的收入）来花销。在收入很低的时候，他们常常可能会花光存款，而即使有飞来横富，他们并不愿意多花钱。他称这种假设为“难堪的显而易见”。现在回过头看，许多好想法都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他很多主张都具有先见之明。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足以使他赢得197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术奖励。

传播自由

其实，说服几个经济学同仁接受你的观点，是一回事，但是若要把你的理论变成最浅显的文字加以说明，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像那些杰出的经济学家，比如凯恩斯，保罗克鲁格曼，他们也是公关的天才。

弗里德曼为《新闻周刊》撰写了18年的专栏。1988年他和他的太太出版了畅销书《选择的自由》。书中记录了当时由他主持同名电视系列节目《选择的自由》的主要内容。他太太是他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同学。她同样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也是弗里德曼巨著的编者。婚后，她陪伴了弗里德曼整整68年。

政治家善于兼听和纳谏，里根就是这样。他对弗里德曼的理论推崇不已，尽管当时保守派撒切尔夫人及其管理层的政策也是货币主义的标杆。但是撒切尔直接受到哈耶克的影响多过于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对里根当然很满意。因为80年代早期，里根乐于美联储收紧银根，以及支持自由经济，小政府政策，减少对市场的管制条例，并在1986年实行了税务改革。弗里德曼推崇拉姆斯菲尔德，希望他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副手，进而参选总统，但是，老布什成为下界的总统，里根卸任之后，这些的变化让他极为失望。

拉姆斯菲尔德是不是总统的材料，那要看今后的反现实历史学家的评价了。他的最有争议的思想追随者不是里根也不是撒切尔夫人，而是智利总统皮诺切特。他是智利军事强人。他在政治上压制自由，而在经济上实施货币主义和市场经济。皮诺切特起用“芝加哥小子”来贯彻他的自由主义经济的政策。（芝加哥小子是一群年轻人，在弗里德曼领航的芝加哥大学，接受过的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思想的熏陶）

弗里德曼认为“芝加哥小子”做得很不错。但是说到和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媒体和示威的民众夸大其词。因为他和皮诺切特交往有限。1975年，他在智利只呆了六天。遇到皮诺切特仅一次，随后给了皮诺切特开了一个治理智利经济的处方。他断言智利经济方面的成就，这些“芝加哥小子”已经取得了。

弗里德曼最羡慕香港的经济模式，它的惊人的经济成功证明，尽管市场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必要，但是反之不尽然。政治自由令人渴望，但不是经济自由的必要条件。为什么？因为香港是在英国殖民后繁荣的，而且，英国治理香港直到1997年。与香港的经济模式相比，香港的宗主国英国是不是更计划经济？（注：1）

他很欣赏英国人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郭在1961-71年期间出任香港的财政司长，实行了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称他是“苏格兰人，亚当斯密的老乡，得到亚当斯密的忠实嫡传”。弗里德曼很好奇，如果美国政府也是像贸易中心香港一样小的政府，那美国会繁荣成什么样子？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弗里德曼虽然绝顶聪明，但并不是每个他倡导的理念都得到了实施，有的离成功还很远。例如学券制，他和他的夫人推了多年，虽然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但是在实践中进展有限；在里根任期内，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例没有降，以后的几届也是如此。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如果大政府政策干预了香港的经济，那么香港不会再是经济自由的象征了。1946年对房租管制批评，这类“絮絮叨叨”的意见，现在还在一遍一遍的辩论，而且不光在纽约。

你一定奇怪为什么我不提这篇文稿（《屋》）的另外一个作者？你看下面的这张照片，挨着弗里德曼的那位高个子，就是另外一个作者。他是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他们是同事又是好朋友，看得出他俩正漫步芝加哥校园，不用问，他们当然在讨论，如何把世界变成更自由和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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