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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客观描述了上海发展创意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重点从文化发展、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组织演进等多个层面，深入分析了上海发展创意产业所依据的基础和环境。并提出，加快文化发展，进一步增强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基础；积极推进市场发展的高级化，完善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环境；深化体制改革，发挥制度对于创新的系统集成效应。

上海正在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这一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将上海经济建设、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的基础全面转移到以科技自主创新为根本动力上来。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最终必须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就是说科技创新只有融入具体的产业发展之中，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创意产业，以创意产业作为推进自主科技创新的主要载体，是当前上海落实科教兴市战略、加快扶持新兴产业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市区两级政府都在积极创造条件，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创办创意园区，鼓励和促进各种创意要素向园区集聚，以期迅速壮大创意产业。然而，就现有的推进措施来看，创意园区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创意产业规模的扩大，也未必能保证在现有鼓励政策促进下形成的创意产业就一定可以发挥作为科技自主创新载体的功能。而要真正实现把创意产业培育和发展成科技自主创新的主要载体这一目标，还需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创意产业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增强培育基础，优化发展环境。

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一般规律

近年来，随着资本全球流动进一步加速，战后以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所形成的全球生产体系和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正在经历新一轮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产业结构内部正在经历剧烈的分化重组，第二产业的主导产业——制造业正在日益演变为加工组装业，而原来属于制造业内部的制造设计开始脱离第二产业，逐步融入第三产业，并与文化创意、科技研发等行业一起集聚为新型产业——创意产业。

所谓“创意”，是指人的物质和精神生产中的创造性活动。其中，既有人们为认识自然规律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也有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活动，还包括了把人们已经掌握了的科学知识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新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生产工艺等技术创新活动。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和技术创新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分工以及相应的组织形式。与生产相联系的技术创新作为生产环节，是各个行业生产循环的组成部分。具有行业特点的技术创新很少形成独立的市场组织。通常作为产业链的一环是企业的一个生产部门依附于企业内部。像早期的贝尔实验室和野村研究所虽然都从事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但都得到国家公共资金的资助，并不是纯粹的营利性市场组织。生产中的创意活动由原来依附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逐步演进为具有营利能力的独立市场组织——创意企业，并最终集聚成产业，无疑是在资本深化作用的推动下形成的。但是，创意活动可以存在于世界各地，而创意活动的产业集聚未必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能发生，这取决于创意活动具有的基础和环境。

文化与科技的发展是创意产业集聚的最重要基础。静态地看，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创意活动的密集程度是与这一城市或地区的文化与科技资源存量有着正相关关系。创意活动的普遍存在，以及分散的隶属于各行各业的创意活动最终集聚成产业，取决于城市或地区文化和科技发展的规模和水平。而从动态的角度看，创意活动集聚成产业形态是企业组织结构演进、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功能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微观经济层面看：企业组织结构的演进是企业保持竞争力和营利能力的关键所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许多百年长青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百年不衰，用产业经济学的所谓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是无法解释的。而百年长青企业之所以能够突破产业生命周期的制约，正是通过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不断优化来实现的。无论这些企业原来是从事何种行业的生产制造，到今天大都已经通过自身组织结构的演进，转变为以设计、研发、管理、营销和服务为主的生产服务型企业。

发达国家和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形态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过程中，在中观层面表现为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应用高新技术不仅对企业生产降低成本、推进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演进、提高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增强竞争能力具有明显的积极效果，还在产业层面上表现为高新技术促进产业的分化与融合，实现生产资源的日益扩大化。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高新技术促进资源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产业周期变化中，产业分化是将制造业中的研发、设计、营销、管理从制造业企业生产中分离出来，把需要大量消耗能源、材料的制造加工从城市空间中转移出去。对城市来说，城市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可能在短期内导致经济总量规模的下降，但城市经济的效益在产业结构变化中，转变为主要通过流量规模而不是总量规模来加以实现。产业的分化与转移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经济的生产联系，并不断强化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产业的空间转移范围有多大，城市功能的作用范围就有多大。事实上，所谓城市能级中最高的世界城市，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确立其城市地位的。

企业组织结构的演进、高新技术促进资源的扩大化、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的强化，都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条件下实现的。市场环境首先是市场发展所体现的效率。创意活动由分散到产业集聚，说到底是生产中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的集中，而没有良好的市场环境，这种高附加值的集中是无法实现的。市场环境包括规范有序的交易制度、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方便快捷的信息、法律、金融、知识产权等咨询、代理、中介服务。市场环境对于各种生产方式的根本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配置的效率。而市场环境的高级化对于创意产业这种以文化、科技和人力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产业，是决定其能否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

上海发展创意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上海加快发展创意产业，面临着难得的机遇。首先是创意生产活动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本身是创意生产活动向产业集聚方向发展的巨大动力。其次是上海本身拥有创意资源要素的巨大存量。不仅是文化、科技、教育等行业部门规模巨大，拥有庞大的从业人员数量；而且随着经济中心城市地位的不断上升，创意资源要素正在进一步向上海流动集聚。再次是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功能调整的内在需要已经为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必要的基础。再其次是政府正在采取多种激励政策和措施，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最后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城市相比较，上海发展创意产业有着巨大的成本优势。

但是，必须看到，上海发展创意产业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展和培育创意产业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发达国家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概括地说，上海加快发展和培育创意产业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行业和部门间的程序所形成的体制障碍，仍然严重地制约着创意资源要素的流动和生产中的优化配置。二是市场环境不完善。因为创意产业是一个高利润行业，同时也就内在地具有高风险特征。风险投资、技术交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相关的信息咨询、中介代理等市场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即市场的高级化发展，本身是为分散和抵消生产活动中的风险应运而生的，但上海市场的高级化发展仍然任务艰巨。三是竞争加剧。跨国公司新一轮对华投资热潮呈现出加快进入我国服务业市场领域的新动向，尤其是主要跨国公司集团，纷纷在华特别是在区域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当地的创意资源要素，以实现创意生产的本地化。尽管这一新动向可以加快先进生产技术向我国的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将抵消技术外溢带给我国产业升级的收益，进一步加剧创意产业发展的市场竞争，同时推高了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成本（价格）。四是大量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具有较长历史的国有制造业企业，其企业组织结构演进还没有跨入创意生产作为企业营利中心的门槛。

加快文化发展：培育创意产业集聚的基础

目前，上海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仍占较大比重，在这样的条件下，上海经济要保持稳定增长面临着极大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并把创意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产业，是上海摆脱增长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加快上海文化发展，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基础。

文化发展是创意活动的重要基础，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制约城市经济结构的升级，理解这一点必须认识当今世界城市经济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经济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形态上呈现出轻型化趋势，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和消耗不断趋于减少。制造业从空间上退出经济中心城市，但经济中心城市仍然可以与制造业保持联系，关键是能否将更多的城市已有资源特别是文化资源，转化为适于现代服务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通过经济中心城市的生产服务功能与远离城市中心的制造业基地建立起新的联系，而在现代服务业中，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联系最为紧密，它为制造加工提供新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和标准，以及市场推广等等。上海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加大其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必须大力发展金融、通讯、物流、科研、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艺演出、咨询、广告、会展、中介服务、体育、旅游、娱乐等等。在这10多个行业中，按传统分类，属于大文化范畴的有10个以上。这些行业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正在形成新的业态，如网络通讯与旅游的结合（携程网），网络与娱乐的结合（盛大网络游戏），等等。世界上大的跨国文化企业都采用多媒体混合经营，甚至有不少是跨业经营。这一趋势启示我们，加大上海文化发展的力度，是加快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创意产业不是凭空产生的，创意产业的集聚正是在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在城市经济结构的变迁中由密集的创意活动集聚而成的。

无论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还是世界城市，其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为经济中心它对周围广大地区具有强大的集聚和辐射作用，而这个集聚和辐射作用主要通过经济中心城市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与周边地区在功能上的分工、合作、互补来实现的。按照弗里德曼对世界城市的描述，世界城市不仅是这个国家，在相当大的国际区域范围内也是一个中心城市，不仅是经济中心，即是贸易、金融、科技中心，也是教育、文化、创意中心。这样的城市根据其规模、地理位置、重要性等指标，还分为多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有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第二个层次有新加坡、香港、多伦多、法兰克福等。与上述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的差距是综合性的。其中，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我们通常把文化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来加以管理，也就是说，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在发达市场国家，文化当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内容，但它的文化发展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世界城市不一定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但作为经济中心城市通常也是文化中心。而在中国，文化与政治关系更为密切，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为一体。实际上，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经济的疏密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制度条件下文化发展模式、方法和内涵的差异。

过去文化领域是作为意识形态加以管理的，其特点是高度的行政垄断。一方面是经营管理水平比较差，达不到一般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准上海新华发行集团的改制具有典型意义，经过股份制改造的集团公司引进了业外资本，同时通过公开招聘总经理，对图书发行的日常经营管理进行绩效考核，建立激励机制，在不增加投资、不改变经营模式、不扩大经营网点和规模的情况下，实现了经营利润的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是市场化程度低，市场分割严重，封闭性、排他性强，业态发展升级十分缓慢，甚至业外资金都无法进入。由于缺乏竞争以及抑制垄断的有效手段，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消费价格奇高，如书价20年来增长20倍，又如大部分文艺演出的票价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有些动辄就达上千元或几千元。文化消费价格过高，不仅难以满足普通民众的日常文化消费需求，也严重地妨碍了国民素质的迅速提高，在发展战略上对中国这样的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

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正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而日益显现。产业化的文化发展，对扩大文化发展空间，促进文化与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把文化资源转变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城市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创意产业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是对文化产业的超越。

但是，文化发展也并不是产业化了就可以一化了之。事实上，产业化只是文化发展的一种手段。党的十六大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发展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这一文化发展的新理念再次确认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正确地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对于加快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产业化的文化发展同样存在着意识形态和价值问题，仍然需要政府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进行管理和干预。但从文化管理体制的角度看，对于文化产业的管理应当不同于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管理，必须关注文化产业生产的价值导向，即文化消费的社会效益，同时必须重视文化生产的经济效益。而文化产业发展与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不能把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立起来，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在两者的统一中实现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完善市场环境，加快创意生产的集聚

创意产业的发展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成本因素是其中之一。总体来看，我国发展创意产业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我国拥有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的创意资源。无论是创意人才总量，还是已有的各种发明、专利等等，创意资源存量极为丰富。但是，丰富的创意资源能否得到优化配置，并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因素是能否通过市场，将创意资源转变为创新资本，即通过市场定价确定其价值。技术促进资源的扩大化，本质是将资源变为资本，现代经济中的资本深化使资本具有了多样化形式：货币资本、虚拟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科技资本、人力资本等等。任何资源只有拥有了资本形式，才能在流动和配置中形成其价格，在生产中实现其价值。事实上，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纷纷在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它们花费远比在发达国家更为低廉的成本，尽情地利用我国的高端创意资源，以此收获更多的具有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发明甚至生产标准等创意资本，并以此为核心来进一步组织行业生产。

以订单生产为特征的业务外包（BPO）是当今世界主要跨国公司退出直接制造加工的标志。无论是哪个行业的公司，运用派发订单的方式进行生产，实际上已经将行业生产的产业链由企业内部的生产流程转变为市场交易。跨国公司通过业务外包，实现了由制造业企业转变为服务业企业的转型，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跨国公司通过自身拥有的资金、技术、专利、生产标准和市场营销网络，直接控制整个行业生产，而订单只是它通过市场组织行业生产的形式有一些学者以印度的软件业务外包行业的高速发展为例，主张中国应当大力发展业务外包行业，尤其是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业务外包，如金融、信息软件、艺术品加工等等，以此来实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实际上，从战略上看，这种主张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高技术含量的外包行业，与一般的加工制造业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对接受订单生产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这并不能改变业务外包行业在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的低端地位。另一方面，业务外包把企业内部的生产链接转变为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这样一来，派发订单的上游企业就将风险转嫁给了下游的加工制造企业。我国不少具有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制造能力的国有企业，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竞争中沦为外包企业，如动漫制作、机电制造、软件编程等等。这同我国的市场环境不成熟有很大关系。市场不成熟可以看作是一种市场定价的失灵，而市场不能为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地定价，也就无法实现这些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企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事实上，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一般商品的市场定价机制已经很成熟，但生产要素中的技术、人力资本和产权市场仍然不完善，使企业生产和组织结构演进所依赖的核心资源在生产配置中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而世界范围的产业空间转移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重组，已经使一般制造加工能力严重过剩，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正在向新技术研发、新产品设计、新工艺、生产标准、营销管理等生产服务环节集中，生产流程与企业结构不再由产业链来组织，而是由价值链来构建。其中，生产中的价值增值和转移，主要依靠市场交易进行，而非通过企业内部的生产流程来完成。

创意生产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市场环境的优劣是影响创意产业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构成创意产业集聚发展最重要的市场环境因素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风险投资、信息咨询服务等。道格拉斯·诺斯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证了知识产权制度对促进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参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熊彼特则从理论上证明了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完善的金融体系参见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其中，风险投资对于创新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具有关键的作用事实上，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我国发展高新科技园区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但中关村没能成为中国硅谷，引领中国经济实现增长转型，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没有形成风险投资机制，少数从中关村里成长起来的大型科技创新企业大都获得了海外的风险投资。因此，进一步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建立高效便捷的风险投资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加快创意生产企业集聚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促进传统制造业企业向生产服务型企业转变的重要条件。

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创新集成

2000年以来，上海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在达到了50%以后，一直处于徘徊状态。服务业似乎遇到了发展瓶颈，增长缓慢。究其根源，是体制制约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特征：一是自上而下，中央确定基本原则和实施方案，各地按基本原则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加以贯彻；二是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的顺序展开。在文化的范畴中，包括了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管理体制，这是一个大文化概念。根据体制改革的第二个特点，科技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尽管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制的改革也一直在进行，但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大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大文化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与其他经济领域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市场化差序，直接影响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行业和部门的发展，市场化差序还阻碍了生产要素在不同的行业和部门之间流动，影响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干扰了高新技术促进产业分化和融合的进程。

高新技术促进产业分化和融合。如果按传统的产业分类标准来看，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业态转型的新趋势。比如，微软是软件制造的巨无霸，在它制造的各种软件中，有许多游戏软件，而且这部分产值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它既是一般的IT企业，也是文化企业。维尔康姆原是一家通讯企业，但经过兼并，现在是一家以网络为基础的多媒体企业；IBM已经把全球知名品牌的PC机制造业务出售给了联想集团，专事计算机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服务，等等。在高新技术推进下，产业分化与融合大量地发生在出版、新闻、影视、音乐、娱乐等传统的文化领域与机电、通讯、网络等制造业的结合部参见周振华：《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所体现的新业态，突破了产业分类的传统标准，使我们的行业管理体制面临极大挑战。但是，体制改革在部门和行业之间的差异，加剧了行业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新业态成长的可能性，遭遇了极大的障碍。要么是放任不管，因为新业态难以划归哪个部门管，谁也不管，产业进入门槛低，众多从业者一哄而上，过度竞争，一片乱象；要么是多头管理，因为新业态涉及多个部门的管理领域，市场需求大，发展前景好，因此谁都管着不放，造成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典型的例子是宽带网，有3个系统：电信网、有线网、科技网，各事其主，三网合一叫了多年，进展缓慢。再如，电信增值服务，手机短信中有许多不健康内容，但现在无人管，或者说管理不够。

从技术层面看，尽管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限制高新技术的对华出口，但中国在高新技术发展领域，已经处在核心突破的边缘，事实上，美国、欧盟和日本通过限制出口来达到扼制中国新高技术发展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事实证明，在高新技术领域，我国虽然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但在某些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方面甚至已经掌握了比较领先的技术，如火箭技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图像高速处理技术、燃料电池等等。然而在应用方面，管理体制的滞后和条块分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发展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产业分化融合和业态转型的促进作用。

创意产业的本质是技术创新在生产领域广泛应用的产业集聚形态。创新主要分为3种形态：原创、在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意产业在整体生产系统和产业结构中所具有的功能就是系统集成，而新技术促进各种产业的分化与融合，实际上与创意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促进创意产业的集聚发展，从基础到环境、从市场到管理体制、从内涵到形式、从硬件到软件，每一个环节都是整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系统的有效运行都遵循“木桶原理”。促进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各种政策措施，必须着力于改善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

实际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文化发展、深化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关系。自2004年中央批准上海试行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之后，另一项重要文件就是2005年市委八届四次党代会通过的《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以下简称《行动纲要》）。这个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的观念，要求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真正以科学技术作为动力，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技支撑。与《行动纲要》同时出台的还有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和科技攻关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行动纲要》提出要建立4个公共服务平台，力图从体制上突破条块分割的限制，为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个文件以系统论的视角强调体制创新，特别是强调对现有管理体制中阻碍科学技术发展应用瓶颈制约的突破。因此，《行动纲要》不仅仅涉及产业调整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也涉及科研、教育、文化等各领域，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这是把握了当前经济、政治、文化融合发展趋势的一个反映，全面落实《行动纲要》，将加快上海创意产业的集聚发展，也必将推动上海经济增长的基础全面转移到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动力上来。

（本文源自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领导决策信息系统数据库，中国政务信息网：www.ccgov.org.cn，原载《创意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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